他把登山当作一场男人的战争。在他的价值坐标里，一场对大自然史诗般的宣战，被界定为一个男人身体内的挣扎。
文 / 张文政
编辑 / 卜昌炯
张梁又要上路了。
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他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面签队伍里。看起来，他跟周围的人没什么区别，但他自己知道，他跟那些人不一样。
隔着珠江，张梁望见江对岸被雾霾包围的广州塔和几幢高楼，到处是灰蒙蒙一片，塔下是零星亮着的路灯。
这是他熟悉的世界，却总觉得陌生。相反，那些已排进日程的雪山、大洋，倒更像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在远方召唤他。
从2004年登顶8201米的卓奥友峰，到2015年登顶8091米的安纳普尔纳峰，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他已经征服了12座。从南北极地，到加勒比海、百慕大和大西洋，张梁享受这种在工作单位特批的假期到处闯的状态，尽管在这些无人之境，没有文明社会的繁华、光鲜与现代化，有的只是单调而无垠的颜色、疾速流转的云雾、陡峭的冰壁、巨大的冰裂缝。
偶尔，还能遇到过往探险者被风化的躯体——每年都有人从各国赶来，为勘探自然、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或视之为是对人性的考验和磨练。壮观的风景下，暗藏着极大的危险。
这天是2016年11月16日，52岁的张梁为几天后的环球航海计划来到广州办理签证。在不适宜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季节——北半球的冬天，他决定随帆船队到地球另一端去航海。
起点设在地中海，张梁和船队将从直布罗陀海峡出西班牙，穿越大西洋到达巴西里约，然后到南非好望角，最后进入印度洋北上回到中国香港，计划用时近3个月。其间，张梁会去登南极洲的最高峰文森峰。“这些难度不大，只是概念。”张梁对《博客天下》说，听起来这于他像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短期三五年内，张梁说自己会继续在探险领域“玩儿”。高海拔攀登、环球航海、马拉松、热带雨林漂流、水下深潜……这些是他定义的“大活动”，而这样的大活动排满了他明年的日程。
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年，张梁不缺钱，缺的只是让生命泛起波澜。自从2000年前后，他和知名企业家王石一起踏上登山之途，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路上多变的气候、复杂的地势、滑坠和雪崩的危险，都没有阻止他的脚步。
虽然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他仍不断在现代都市与古老雪山两个世界间穿梭。身边人对他说“梁哥，别爬了，年龄不小了”，他听了心里头骂，“我去他的，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你们怎么能这样想呢，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是你们这帮人心态有问题”。他一向严峻的面孔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如果说一开始张梁还带有不甘平凡的情愫，现在，每年的高海拔攀登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不再像早期那样觉得新鲜、刺激，“登顶了也没特别的感觉，不会太激动，只想照完相马上下去，活着下去”，但不妨碍他换座山再来一次。
对张梁而言，高山是一门人生必修课，训练他的体能和处变不惊的精神力量。他喜欢“跟自己较劲儿”，连看电影也要“审慎”选择，伤感的不看，觉得会消磨意志。
登山十余年，张梁真正开始面对并思索死亡始于6年前。那是2010年5月，张梁攀登有着“魔鬼峰”之称、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登顶后队伍下撤时陷入慌乱，各自逃命，最终中国队有3人遇难。
“好像跟个噩梦一样，觉得怎么昨天还在一起，今天就没了。”接受媒体采访，他无法完整回忆在山上的整个过程，“全部是七零八落的片断。”但他始终记得一个画面：遇难者之一的李斌在失去意识前向他大声呼喊，说“梁哥，我们明年还一起爬雪山”。
“我说‘好，坚持，坚强点，不要放弃’，那时我还想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他。”张梁回忆。
夏尔巴人向导人数配给出了岔子，加上经验能力不足，全队找不到下撤路线，各自分散自救，在高寒低氧环境下很快体力不支。“在那种恶劣环境下，你心里再定，死亡还是在等候。”张梁感觉到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哆嗦，无法控制，最后在一个夏尔巴人搀扶下，才回到距离峰顶最近的3号营地（突击营地）。
张梁说自己“死”过4次。除2010年在道拉吉里峰遇险外，2012年攀登马卡鲁峰“差点被干掉”，2013年攀登干城章嘉峰，12人登顶，下撤途中死了5个，2014年攀登迦舒布鲁木姆Ⅱ峰也是险象环生。
▵2013年5月20日，张梁在世界第三高峰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峰顶展示中国国旗
每次谈到自己及他人经历的这些死亡时，他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冷峻。“遇到这些事，他说‘正常吧’，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不真诚，也不是没有感情，一方面可能有那种看开了的感觉，另一点是，张梁这个人本质上是很内敛的，感情的东西放在心里，很深。”一位熟悉他的深圳媒体人告诉《博客天下》。
张梁的回应是：“即使到后来，我也不会有情感的波动。当你对高海拔攀登有了充分了解，就知道在死神面前人是多么渺小，你不可能会再像平常一样思考这些。你唯一要考虑的是在那种环境下尽可能保持清醒，并一定要意识到一切只能靠自己。高海拔攀登，你首先就应该确认自己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
在山上张梁见过了太多，无论自然对生命的吞噬，还是被环境逼出的残酷的人性真实。有的在山上受到一些刺激就慌乱、胆怯，“自己先把自己吓死了”；有的碰到状况，出于本能撇下其他人独自逃命；有的无法理性评估客观条件和身体状况，遇险不敢果断下撤，非要做“强弩之末”……他说这些都是极难用现实生活的寻常话语去如实描述和储存的。
张梁也曾萌发过放弃的念头。2014年，他第一次登安纳普尔纳峰，由于天气忽然生变，在离顶峰仅300米的地方，张梁理智选择放弃。没想到下撤时再度出现意外，3个夏尔巴人发生滑坠，张梁当机立断组织队员把人救了回来，死神又一次与他们擦身而过。当天张梁对着录像机，一度说出“我喜欢登山，但更热爱生活。再见，安纳普尔纳，再见，雪山”的话。
但高海拔登山的“瘾”，他戒不掉。一年后，他重新踏上征程。“我一定每时每刻都会是‘在路上’的状态，绝不会躺在床上等死……等真爬不动了、跑不动了，我可能开着房车周游世界，就这样，不回头的，一定不回头的，走到哪儿死到哪儿就算了。”
在登山界，有“14+2”的说法，即登顶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外加徒步南北极。这是一些人的终极梦想。如今，张梁就差两座雪山就全部完成了。另外，他还登顶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4座。
他把登山当作一场男人的战争。“我很享受这个能给生理、心理以及视觉带来无与伦比的冲击的过程……这样的磨练让我有了一种超然，有了豁达。”在他的价值坐标里，一场对大自然史诗般的宣战，却被界定为一个普通中国男人身体内的挣扎。
性格上的特质使张梁更自我、独立，不光是因为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还有他粗犷的面庞和说话时透出的某种笃定，陌生人见他，会误以为他曾当过兵。
“走远一点，尽量离家远一点，不想一辈子都待在石家庄。”抱着这种想法，1986年大学毕业后，张梁主动选择分配到深圳的中国农业银行，成了一名普通信贷员。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要每天步行数公里去见客户，工作生活平平淡淡。头一年过年回老家，他穿了一款白色纯棉套装，宽上衣、窄裤脚，还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像那个时代的港台明星”——在登山之前，他通常以这种方式来释放内心的冲动。
1999年到2000年，张梁开始慢慢涉足户外运动。策源地是万科周刊搞的一个游山玩水的论坛，户外爱好者在这里相互熟识，张梁也在那时候结交了王石等同好。如今户外运动在深圳如火如荼，可在当年，张梁、王石们踏入的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郊野岭，要“带着砍刀”开路，到了山顶立马掏出背包里的啤酒，喝上一整晚，第二天下山，常常如此。
起初攀登高海拔山峰，张梁自己筹措经费，好友王石也会支持，假期要用工龄假和周末拼凑起来争取，上山心无旁骛，下了山回到单位依然像个普通职员面对客户。后来登了几年，张梁也不再需要上班打卡，但只要一回到单位，一切如昨，“我就是普通人啊”。唯一不同的是，他成了农行的形象代言人，“各个场合都会被用来宣传”。
在十几年的好友马啸眼中，张梁从没变过，只是更加阳光了，成熟却不世故，他给自己立下3个原则：大酒不喝，应酬酒不喝，只跟朋友喝。“官场上的那种我从来不参加。”
在朋友眼里，张梁嗜酒，遇着性情中人会贪杯。与歌手汪峰在KTV碰杯，他说喜欢汪峰的歌；和哥们儿、《新周刊》社长孙冕在大理喝酒，“喝高了就开始朗诵诗歌”。
现实中张梁和各种圈子打交道，在登山界小有名气。他没有经纪人，也很少接商业广告，甚至不习惯摄影师为他精心安排的造型照。
“我不喜欢他们拍的那些照片，那不是我。他们非要拍得干干净净，我说那你还不如用一张登山那个状态的，这样才能让人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现在西装革履的，多难受啊，我特怕化妆，还要化妆拍。”
有不少经纪公司找到张梁，希望包装他。曾经一个香港的经纪公司造访，拿出一整套方案，“他们想（把我）包装成国际的，而不是中国的”。张梁不喜欢，认为没必要。他觉得那是爬完最后两座8000米以上雪山和七大洲里剩下的3座最高峰之后的事，那时他将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完成“14+7+2”的人。
感觉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他不急，也不刻意，认为不过是玩儿而已，何必慌张。“我什么都玩儿，我不属于那种把登山看得太重的那种人。”他说。
近年，他看到国内有几个玩命追逐“14+2”的人，觉得很难理解，“我非常不赞同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连工作也没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就把这个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他们就想靠这个一炮成名，目的性非常明显。”
如果说登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探索，是为了超脱世俗，那在张梁眼里，把登顶14座高峰当作唯一人生目标的人似乎重新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沼。
张梁毫不留情讽刺的，还有那些想靠登山、跑马拉松去炫耀的人，“花了好几千块钱去另一座城市跑一趟（马拉松），跟我去笔架山跑一趟效果是一样的，我就一个人、一瓶水，所以，中国人有时太浮躁了”。
张梁不买车、不买房、不炒股，觉得人死带不走，都是负累。他讨厌在酒桌上听身边人讨论房价股价。“房价又涨了，他受不了，股票跌了，他也受不了，天天都是，在哪儿都是这样。”他在国外看到还有人用着砖头式的手机，感慨国人“精神上跟不上去，一切都是胡扯”。
他已经是一个24岁孩子的父亲了。儿子现在日本留学，两人很少交流，“他都要把我拉黑了”。某种程度上，儿子继承了他的独立和孤僻。儿子高考那天，张梁在山上，填报志愿他也不问。到了大学，儿子和他当年一样，不去上课，只一个人看书，觉得那些课程“听了难受”，只做想做的事。
坐在楼下咖啡馆的外面，张梁只向店员要了一杯白开水。前一晚喝的一场“大酒”让他至今感到晕眩。他问采访会不会进行到太晚，因为他打算傍晚用跑步来让自己更清醒，还是笔架山，还是一个人、一瓶水。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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