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以上这一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体验，是为了解释对于Sana的处境，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另一边直接了解的。如果能更进一步地讨论，就是这段看似小小的经历难道和这些年困扰着整个西方的移民、难民和其他宗教文化矛盾的问题不是如出一辙吗？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始终都涉及“他者”，一方面是如何与“他者”相处？一方面则是——Sana所面对的状况——如何在满是“他者”的社会或世界中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剧的编剧对这两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讨论，但最主要的讨论还是集中在像Sana这样一个生活于挪威的第二代摩洛哥伊斯兰移民，在面对“他者”世界时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和困境。
无论如何，处于北欧的挪威和Sana父母所生活的摩洛哥都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Sana的哥哥也曾提及，即在他看来，其实父母很难理解像他和妹妹这样的第二代成长于挪威的穆斯林移民如今所需要面对的世界和文化，毕竟父母完全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长大。而对于Sana来说，她的处境比哥哥更为敏感，因为她还是一个女孩、一个女性。在充斥这些年的报纸中，有关穆斯林女性的种种遭遇与不幸，已经让人们先入为主地以为，所有穆斯林女孩都会遭受来自父亲和兄弟压迫，并且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
这种——我们或许可以说是带着“善意”的——认知充斥着西方的主流媒体和由此影响下形成相应观念的人们；但这种“善意”却往往又带着无知和一种对于事物的过分标签简单化倾向，由此导致的也就是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因为至少对Sana来说，她戴头巾完全是自己的选择，而非来源于任何人或是宗教权威的压力。在剧中，这里的“压力”有一个颇为讽刺的变体，即Sana的哥哥为了她的安全而希望她不要戴头巾。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Sana的某种有意识反抗，即对于传统媒体信息和主流西方人群对于穆斯林的无知、偏见甚至是恐惧与仇恨。这种心理不仅仅只会出现在一个17岁的女孩身上，而且会出现在一整个民族或国家身上，即对于自己被污名化的更进一步地有意识反抗，而他们所作的往往就是利用污名本身来进行反抗。
在Sana所就读的学校，她的不同是分外明显的，而她也通过这样鲜明的不同来宣示自我认同和存在于她身上绵延不决的相应历史文化。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有二，一是人们敬而远之；二是由此引起不满，甚至是仇恨。我们总是对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人或是事物存在深厚的警惕和敌意。因为“异己”总是存在着企图毁灭“我”的欲望，或说是可能性。这一观念从黑格尔对于自我意识的讨论中就已经显示出来，其后萨特对其继承，并把它浓缩成一句话：他人即地狱。在黑格尔和萨特的理解中，“我”和“他者”必然会像主人与奴隶一样，存在着对峙与最终消灭对方的欲望，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存在于“他者”身上的“自我性”，就如朱迪斯.巴特勒所强调的，我们从“他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最终会意识到另一个自我意识只不过是自己而已，因此通过对其的扬弃而达到成为理性的必然过程；而也正是存在这样的意识，我们迫切地希望“他者”重新回归自我，方法便是对其的消灭，使其留存于心中。至于这一行为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忧郁问题。
这种对抗似乎是无法消弭的，因此它也就代表着“他者”作为一个异己而永远存在着威胁性。在剧中，无论是Sana的朋友们还是其他同学，对她始终都保持着某种小心翼翼，虽然这些“小心翼翼”大都来自蹩脚的政治正确（一部分来自教养），但Sana身上所隐藏的危险则时刻都存在。这一问题落实到具体便是Sana的穆斯林身份，相比于她的阿拉伯血统，更重要的是她通过着装而直白表达的宗教身份，让人们产生不安。而即使在开放如挪威的北欧，也依旧难逃这些年困扰整个西方的对穆斯林信仰污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