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剧照
我心想，吴墩义真是要钱不要命了，可转念一想，钱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真的比命更重要。在农村，有钱就可以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不被人笑话，死了都可以瞑目。
“猪比人享福，人比猪辛苦。”吴墩义站在他的猪场里，指着猪圈里一排排埋头吃食的猪对我说。“我的奋斗目标是500万，然后——”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就周游世界。”
我接着他的话说，“按你目前的大小生猪头数和市场价格来算，你已是身价百万啦，该是最幸福的人，为啥还说没猪幸福？”
他马上说，“农村有句话说，家有千万活嘴的不算。活猪是不能算作财产的，实际上能证明我财产的只有猪舍和两间砖房。如果哪天老天爷来个猪流感，百万就是打水漂的石子，沉到河底都听不到响声。”
但我还是从他的口气里听出了一丝得意。
他继续说，“您知道我上学不中，小学毕业后，我就弄了这个养猪场，先借了亲戚们30万，后来又在信用社贷款了70万，费尽心机弄到现在这个规模，可滨叔您不知道，这行真不是人干的，我五六年都没回过村里的老宅了。”
他苦笑着看着我，“再说句不怕您笑话的，我伺候它们比伺候我爹娘都用心。”
接着话题一转，“这两年生猪价格猛跌，眼看着就要赔本，我听说您从郑州回来了，就请您来参观下猪场，心里有个数，您在郑州恁长时间啦，动用下您的关系，跟肉联厂介绍介绍，或是在大超市里设几个摊位，卖我的猪肉。”
吴墩义从辈份上说是我的表侄，年龄相差无几，小时在农村一起生活过几年，感情深厚。平时各忙各的，联系不多。2006年夏天，我从郑州回温县探亲，他骑电动车把我从老家载到猪场，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他的用意。
从猪舍出来，来到他那两间凌乱的房里。房里到处堆放着猪饲料袋子，只在一张双人床可以坐人，床上凌乱地放着被子和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吴墩义叫我去猪场喝了一瓶白酒，我喝得有点高，就宿在了他家。
凌晨两点的时候，乱哄哄地吵嚷声把我惊醒。吴墩义说，母猪要生崽了，得接生。我听了忙爬起身，随他走到猪圈外的一间砖房里，一头母猪正躺地上吭哧，身下垫着一床棉被。空调调到了18度以下。
在等待生崽时，吴墩义说起来，“母猪生崽是养猪场的头等大事，自己不养小猪崽，就得花大价钱去买。我这里有90多头母猪，3头公猪，公猪不仅给自己场里的母猪配种，还给别的猪场配种，配一回咱都要收一定的费用，但很辛苦。”
“有一回，我拉一头种猪去祥云镇给另一个猪场配种，结果半路上猪从车上跳了下来，我撵着它跑了几十里路都没撵上，怕把别人家的庄稼给糟蹋了，忙报了警，派出所出警后，逮了半天才逮住，晚上请他们吃饭都花了500多块。”
正说着，兽医说开始生了，吴墩义忙起身走上去蹲在猪前，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个血红的小猪崽。满屋的腥臭味让我难以忍受，我走出屋，决定在院里等待。直到天色完全大亮，他们才从屋里出来，疲惫地坐在院里休息。
兽医准备离开时，门外来了辆防疫站的车，从车上跳下三个穿着防疫制服的人，说要对猪场进行卫生防疫检查。
侄媳妇赶紧做鸡蛋茶，热情有加，同时对吴墩义低声说快准备三个红包，吴墩义问我带钱没，先借600块打发他们走，要不然罚起来吃不消。我忙掏了钱递给他，他又递给了媳妇，侄媳妇热情地陪着那三个防疫站的人进了猪舍。
不到20分钟，三个人从里头出来，边走边说，“这次卫生防疫做得不错，以后继续保持。”侄媳妇在后面附和，“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专家来指导，非常感谢。”
当那三人开车离去后，侄媳妇瞬间变了脸色，“一帮土匪强盗，就知道搂钱，呸。”
△2007年时的吴墩义在养猪场，吴墩义家人提供
不久我回到郑州，找了朋友帮忙，但不得要领，一直没能帮他把他的猪肉打入市场。
2007年冬天，我再次来到吴墩义的养猪场。一进了大门，我就感到气氛有点沉重。猪舍里吴墩义和他媳妇正在跟人讨价还价，地上躺着几十头死猪。
我问咋回事？吴墩义用温县土语故作轻松地骂了句，“狗逼掰（叹词）。眼看300万就要走到卡上了，还是没躲过这场疫情，七八年的努力被这一夜的猪发烧都打到土里寻不着了，连我那90多头的种母猪都死了。”
“得的啥病呀？恁严重，说死一起死？”
“猪发烧，温县的兽医，焦作和省里来了好几个高级兽医，都没诊断出是啥瘟，更不用说治病了，只能眼看着猪们一个个死去……”说着，他抽泣了一下。
我问，“今后咋办？”
吴墩义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拿猪头敬神！俺爸说以前就是没敬神才犯了凶煞，得诚心诚意地敬神。我准备把养猪场改成养鸡场，鸡泼皮，不易生病，我计划着先养1万只摸摸道，我只熟悉养殖业。不干怎么办，信用社的70万贷款光还利息了，本金一分还没还呢，幸好亲戚们的30来万刚还完。”
那天，吴墩义用三个猪头和香蕉蛋糕牛肉等18个菜摆了一方桌，点了1万响的鞭炮，又朝桌上的关老爷三叩九拜。关老爷眉头微皱，烟雾缭绕中的吴墩义亦然。
我再回温县已是2009年春节。大年初六那天，我去养鸡场找他，刚走到大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鸡屎臭味，我硬着头皮进去叫吴墩义，他应声而出。
养鸡场里，他指着那群吃着饲料的鸡，“这是清远麻鸡，人吃了它的肉，对心脑血管好。我已跑遍了全县的卤肉烧鸡店，准备给他们常年供应生鸡，已经答应了，现在就差签合同了。”
说着我们走进第二个小园子，“这是坝上长尾鸡，产蛋量高，主要靠它卖蛋。”我们又往前走进第三个园子，“这个是边鸡，也叫右玉鸡，蛋肉兼用……”
我问：“很专业嘛，挣钱不？”
他笑了笑，“两年来基本持平，有小赚，但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翻身做准备。我还要靠它们还信用社的贷款呢。”
△2017年，作者重访吴墩义荒废了的养猪场
一晃一年过去了，我从郑州回到温县去找吴墩义。
整个鸡场不再是去年那种封闭式的小院，而是一个通达南北的大院。侄媳妇一个人在喂一群鸡苗。
“吴墩义去哪了？”我问。
“去第三小学大门口卖烤鸡翅了。”
“不喂鸡了？”
侄媳妇的眼睛突然红了起来，“上个月禽流感，鸡苗全死了。成鸡被县里卫生防疫的人就地埋了，这群小鸡娃养在老家的院子里，才躲过一劫。”
我没敢再追问她，“那你喂吧，我去城里寻吴墩义。”
在小学门口的树荫下，吴墩义正摆着烧烤摊。那时正好是下午5点学校放学，接孩子的家长很多，不时有家长领着小孩过来要烤翅，也有稍大的高年级学生结伴过来，生意还不错。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忙碌没吭声，直到没人时他才看见我，“哟滨叔，咋站在后面学技术呢？”我说，“今天中午去鸡场找你，说你在这卖烤鸡翅呢。还有没有，给我烤10块钱的”。他笑着说，“10块3个是卖给别人的，你吃还能要钱，管饱。”
吴墩义在给我烤鸡翅时说，“今年运气不好，又遇到禽流感了，几万块钱的鸡苗无一幸免，信用社的贷款也才还了20万。想哭都没泪，所以就不哭，生命不死，就得想别的法子继续干，谁让咱运气不好哩。”
他把烤好的一个鸡翅递给我，“前些天，我从焦作那边买了1万个鸡翅，5毛一个，烤后10块3个。但这只有在学生上学或是放学时才有点生意，一上课就没人，不是长久之计。”
“养殖业看来绝对不能再沾手，我得转变思路。听发小说，到西藏高原上去修高速路很挣钱，我准备跟他们几个人一起去干两年，挣点钱先把欠债还完再说。”
我听后觉得这倒也是个出路，“只是那边海拔高，内地人去了不一定能适应，你要注意身体，不适应就赶紧回来，债可以慢慢还。”
那年秋天，我接到吴墩义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西藏阿里措勤县一处没人的荒原上，修筑新疆至阿里间的一级公路。
“这儿平均海拔5000米，是四季都冷得要命的无人区，夏季还下雪穿皮大衣呢。晚上睡在棉帐篷里，半夜能冻醒，早上被子上都结着一层薄冰，吃的面条永远煮不熟。平时不干活坐着都缺氧，工作时更是喘不上气来。不过工资还是可以的。只要能挣钱，咱农村人不怕吃苦。”
我听了，便劝他多保重，气候如果不适应，就早点回来，身体要紧。
那之后，吴墩义和我就很少联系了。
直到2012年，表哥吴天才来郑州看病，我去看他闲聊时才知道，吴墩义在阿里干了两年多，生活条件本就不好，他又舍不得吃。钱是挣了几十万，回家后一直觉得胸痛，到焦作人民医院一检查说是慢性肾衰竭，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他那人哪能静下来看病，开了点药就回家了。”
“他在家闲不住，一个月前，跟俺村几个烧窑的师傅一起去俄罗斯海兰泡去烧砖。合同上说干两年，能拿到20多万，如果能拿到这个钱，他的外债就算彻底还完了。他年轻还能干就让他去干吧，在家光看病那心里会舒服?”
我心想，吴墩义真是要钱不要命了，可转念一想，钱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真的比命更重要。在农村，有钱了就可以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不被人笑话，死了都可以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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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吴墩义已是2014年夏天，那天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您在郑州熟悉，能不能陪我到郑大一附院看看？我从俄罗斯回来小半年了，最近胸疼得实在不行了。”
我听了忙说你来吧，郑大一附院我还真有认识的专家。
我们在郑大附院找到王医生，医生看了检查结果，沉思了半响，“你为什么不及早治疗，非要拖到现在才来？”我说，“他去俄罗斯打了两年工，刚回国就来找您了。”王医生表情有点凝重，“那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吧，你要是想要命的话，现在就住院。”
吴墩义跟我商量，说钱带的不多，不想住院，又给他老婆打电话商量，犹豫了半天才决定住院。
我把吴墩义安置好后，又一个人去找王医生，想问清楚吴墩义的病情。王医生说，他的情况很危险，病人已出现贫血、血磷水平上升、血钙下降、代谢性酸中毒、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都是肾衰竭的具体表现，必须住院治疗。
吴墩义见我回来，就问我王医生说了些啥，又说，“能治的话就治，不能治趁早回家，咱不能做人财两空的傻事，儿子这两年就要娶媳妇，等着要钱呢。”
我说：“医生说你这是慢性病，需要时间慢慢治疗。只是你不能再去俄罗斯烧窑啦，安心治病吧。这些年你挣的钱把外债都还完了，无债一身轻，好好休息。”
但他一直担心住院费用太高，每天都把护士送来的小票用圆珠笔一笔笔在纸上加一遍，当发现有的药没用就先上帐时，就找护士吵闹，说给他算多了，护士就给他解释，有的药不是当天用，是要提前交款次日用。
那天，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碰到护士长，她对我说：“你家这位亲戚真是抠门到家了。节省医药费能理解，可三顿饭都是馍汤，一块钱的白菜都舍不得买。这对他的病不好，你得说说他。”
半个月后，吴墩义坚持要求出院，说他明显感觉身体好转，加上每天护士摧他交钱，让他心烦意乱，还和主治医生吵了架。医生无奈，让他出了院，叮嘱他回到温县后继续到医院治疗，不可不管。
吴墩义回温县后并没有继续治疗，而是回了他在村外面养猪场的两间房里。他闲下时，去温县人民医院问了肾病医生，医生告诉他说，像他这种病要长期坚持做血液和腹膜透析才能维持生命，还有一种办法是换肾，得二三十万块钱，不仅有副作用，还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配对成功，总之这是富贵病，不能干重活，还要吃好喝好休息好。
吴墩义每天在家，重复着吃药、睡觉或坐在那一动不动这些事，加上情绪不好，原先健壮如牛的人，现在瘦得不忍细看。
新农村医疗报销的额度根本解决不了这样慢性病的巨大花销。家里仅有的一点存款花完后，开始朝亲戚们借钱，这更加重了他的思想压力。
2015年夏天，他的病情恶化到喘不气来，不得已再次住院。
一天晚上，快到凌晨了，吴墩义给我打了个电话，“滨叔，我俩叔侄一场，我给你说说心里话。我真不想再看病了，再看下去就得卖房了，可卖了院房，儿子娶媳妇娶到猪圈里吗？我还是死了算了，跳楼最简单，一点也不连累人……为啥非要走到人财两空的地步呢？”
我劝到，“你不要胡想，该看还得看，我给你赞助的那1万块是不要你还的，专门让你吃药用……我问你，你不是计划要挣500万后去周游世界吗，你挣到手了吗？没挣到就好好养病，等病好后再去实现你的目标。”
他听了在电话里涩涩地笑了起来，“那好吧，再去挣500万……”还没说完，他突然停止了笑声，放声大哭起来。我想再安慰他时，他已把电话挂断了。
过了10天，到了7月30日那天早上八点多，表哥吴天才给我打了个电话，“给你报个丧，吴墩义今天早上6点在二医院的5楼跳楼了，人已经殁了……”
那年吴墩义49岁，是温县祥云镇大玉兰村的农民，一个读书不多，但勤勤恳恳劳作了一生的农民。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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