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富士山有个传说，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愿望，就把它写成一封信，然后在日出之前，花上五六个小时，徒步爬到山顶上，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邮局，如果你的信是第一封盖上邮戳寄出去的，那就表示了你最大的诚意，你的愿望也一定会实现。
其实，人生就像一座富士山，需要我们带上希望、勇敢和爱，徒步穿越。很多时候我们要一个人走，可能有无人理解的、没有着落的孤独，有对前方的迷茫与恐惧，但我们也有希望和勇气，带领我们涉入云，飞越群山。
《徒步人海》就是这样一本书，本书收录的6篇中篇小说，均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各讲述了一个徒步人海的故事。
作者刘震云《单位》中的小林是年轻人，在随波逐流与保持自我之间艰难挣扎；
毕淑敏《预约死亡》力图探究一个普通人将要走完一生时的秘密体验；
邓友梅《那五》中的主人公行走于现实的窘境，也穿梭在虚造的幻影中……
每一次与命运的较量，都让人真切感受到自身的存在。
优秀的作家们，通过对现实的迷人洞察，呈现出真实的人类困境、生命中的感悟、人性的黑暗与光明，给我们以广阔的共鸣，如群山回响，同时让我们意外地获得一份清醒与勇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
⒈
一九七九年的爱情
你出生，我陪你徒步人海；
你沉默，我陪你一言不发；
你欢笑，我陪你山呼海啸；
你衰老，我陪你满目疮痍；
你逃避，我陪你隐入夜晚；
你离开，我，只能等待。
因为等待的人终究会出现，接下来的余生要一起携手徒步人海。
《徒步人海》中李唯就讲了一个这样一个爱情故事：
30年前，杨秀女喜欢上周武生，周武生也承诺杨秀女在山里种麦的时候，上门去提亲。结果，一年过去了，杨秀女等来了南碌村的刘家，刘家上门提亲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她叫雪，是给哥哥刘长庆来向杨家提亲的。
原来，杨家欠了刘家的一片树林子，为了还这个债，杨秀女嫁给了刘长庆。
杨秀女不是没有坚持等待周武生的决心和毅力，她在被迫嫁给刘长庆以后，夜夜敲钟来坚守自己的贞洁。而周武生之所以没有去杨家提亲，也仅仅是囊中羞涩。
贫穷是爱情自由的障碍。
周武生回来了，当他知道杨秀女被迫嫁给刘长庆后，开始锲而不舍的爱情攻势，他先当麦客，后当木匠，历尽种种磨难，也没能实现带走心上人的愿望。
1979年的爱情更受到善良人性的束缚。
如果经济生活的贫困、社会道德戒律的禁锢曾经是爱情幸福的巨大的障碍的话，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当富足代替了贫困，自由代替了禁锢，爱情的幸福是否能够成倍放大呢？
答案当然不是肯定的。
周武生的儿子尽管和他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仅仅是形似而已。老一辈对爱情的执着与坚贞早就没了踪影。薄皮铁器——成为两代人不同爱情观念的见证。
周武生的儿子结婚那天，杨秀女说：“我想我还是不送给你们钱了，因为送钱其实是最让人记不住的，有多少钱最后都花了，然后就忘了，谁能记住他十年前花的那一百块是啥样儿的？我就送你们这个吧。这个东西旧了，是个老物件，但没坏，听个磁带啥的，声音还很清楚。我送你们这个，主要是想让你们看着它，听着它，好好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好好相爱，白头偕老。”
现场一片静谧。
可是，不久之后，杨秀女的秘书却把录音机捡回来了，周武生的儿子把它扔了。秘书还告诉杨秀女，她听见新娘子讽刺周武生的儿子，说我还以为你大姨能把半拉银行给你搬来呢，说要知道这样，我根本就不跟你过。周武生的儿子就骂新娘子，不过咱就离婚。
杨秀女很惊讶，现在的人感情基础这样脆弱吗？
杨秀女的秘书对她说：“现在能举办婚礼的那感情基础算是牢固的了，还能撑到结婚的那一天，现在哪还有我们当年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2020年，在这个超长的假期里，离婚率猛增，越来越多的人对婚姻丧失了激情。富足自由的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爱情的幸福呢？
戴安澜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小时候刻苦学习，立志报国。1925年，他考入黄浦军校第三期。
戴安澜的夫人姓王，两人是从小定的娃娃亲，王姑娘也出生在乡村，不识字，而且还裹着小脚。戴安澜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军官。此时的戴安澜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前途无量。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抛弃旧爱，另觅有知识、思想解放、漂亮的新女性，而是将目不识丁的夫人接到身边。
戴将军确实是品格高尚的人。
面对不能与自己匹配的妻子，不是厌恶地将她一把推开，而是用自己的学识、关爱去改变她，增强她的自信，陪着她一起“成长”，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浪漫！夫妻俩的婚后生活格外甜蜜，自从夫人学会了读书写信，两人便常常“鸿雁传书”，就像热恋里的情侣一样，将军称呼夫人为“荷妹妹”或是“亲爱的荷馨”，夫人则叫将军“亲爱的澜哥哥”，前线家中，互诉衷肠。
为了让荷馨夫人能更多地学文化，戴将军还让她以未婚的名义到学校去读书。因为当时的女校都只招收未婚女青年。不过温暖总是短暂。1942年，戴安澜将军在缅北为国捐躯。
我们可以想象荷馨夫人是何等的悲痛，澜哥哥走了，但是他的父母、儿女、未成家的弟妹们还要生活下去，从此，荷馨夫人扛起一个几十人的大家族。一家人的吃穿用度、用抚恤金创办学校、给将军的弟妹和部下们成家，全是夫人一手包办。
国军溃败之际，政府派人来接一家人去台湾，荷馨夫人拒绝了，“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决不离开他。”是啊，她怎么舍得离开爱她敬她的澜哥哥。
这就是最美好的爱情，戴安澜和她的妻子真正获得了爱情的幸福。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爱情的幸福呢?
《一九七九年爱情》的作者告诉了我们答案：
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精神自由，在更广阔的精神空间中，缺失自觉的精神极容易迷失方向。只有那些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精神主体，才有可能在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里不断提升精神境界，才有可能为自己的幸福做出贡献。
⒉
最好的告别
知名作家琼瑶曾经写了一封信，叮嘱自己的“身后事”：在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战乱、贫穷、意外、天灾人祸、病痛等等原因而先走一步。
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的快最重要；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
我不要那样活着；不能在我身上插各种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名的管子都不行；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等等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
琼瑶在最后谈到了“生死”，生命中，什么意外变化曲折都有，只有“死亡”这项，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也是必然会到来的。
《徒步人海》中毕淑敏的《预约死亡》的主题就是“探索普通人之死”，为了探索人濒临生死界真实体验的秘密，她甚至预约了一次“死亡”，冒充临终患者在病房“卧底”了一个晚上。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姓名：毕淑敏；年龄：70；性别：女；籍贯：山东；诊断：肝癌晚期。
这是毕淑敏的入院卡，她想体验一下真正的死亡。
大夫对毕淑敏说：“您要住的那间病房今天恰好有一个人要死亡，估计发生在凌晨4点左右，那是阴气最重的时候，那里有四张床，死亡发生时又要有一系列的操作。”
毕淑敏做好了心理准备，住到了21床。已经入夜，她借着回廊里微弱的灯光，先看20床，她立即断定不是她，她有着生命活动迹象，不像是一时半会儿远行的人。
毕淑敏接着走进靠窗户的19床，她神色灰败，毕淑敏在她的床头站立五分钟，她像沉睡了千年的木乃伊，丝毫不知有人，毕淑敏想应该就是她了。可是，那个老妇人的眼皮睁开了，她问毕淑敏：“新来的？”底气居然很冲。
毕淑敏有些惭愧，人家活得这样旺盛，她却在揣测死亡。
那个老人告诉毕淑敏：18床就要去了……
18床像一根轻飘飘的白发，在床上无声地扑动着。她已经完全昏迷，瞳孔散得很大，她的呼吸很快，几乎处于一种濒死的状态。
毕淑敏躺回到自己的床上，极力体会死亡之前的感觉。
凌晨四点渐渐到来，毕淑敏心里躁动不安。刚才的19床让她吃两片安眠药，毕淑敏睡熟了。护士处理18床的后事，她一点也不知道。
毕淑敏悔得捶胸顿足。直到隔壁的20床问她：“你下辈子打算变个啥？”她才回过神来。
“我……”毕淑敏张口结舌，发现自己关于死亡的知识只是浅尝辄止。我们以为运行到死，生命就完结。其实，真正将死的人，忙碌地考虑着后面的事。
是的，我们会化成烟。烟会在天上飞，它终究会落地。构成我们生命最基本的那些小粒子，携带着我们的信息，在宇宙中穿行。那是一把打乱了的牌，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才会化成人形。我们会变成自然中任何一种物质，显形或隐形地俯视着世界，在无垠中沿着永恒的轨道盘旋。
珍惜生命，珍惜这明亮的机会，直到最后一分钟。
韩寒说：
告别的时候，一定要用力一点！多说一句，说不定就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弄不好就是最后一眼。当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的时候。能做的，只有把握好每一个今天，珍惜生命。
我们常说：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他们的离去，若不能让我们有所反思，便真的可能会毫无价值。
⒊
一个人的救赎
《天下荒年》开始，作者的父亲秦志训、父亲的战友贺二喜同时喜欢上了女大学生黄玲。父亲尝试着回老家离婚，父亲的大哥县委书记反对父亲离婚。可是，黄玲已经怀孕，既成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导致父亲被撤职，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钢厂参加劳动。
祸不单行，下放到牛奶厂的黄玲被调查出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在作者出生后被发配到西北的劳改农场二十余年。悲剧还没有结束，父亲因为黄玲的牵连，档案被注明了“特嫌”，1960年，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父亲因为被怀疑偷了食堂的一袋混合面，自杀以证清白。
父亲去世后，父亲和黄玲的私生女，也就是《天下荒年》的作者谈歌被袁娘带到燕家村，正是在燕家村，作者经历了这场“荒年”。
父亲的五兄弟参加红军，其中两个牺牲在革命年代。剩下没有牺牲的父亲、大伯和三伯，父亲坐到市委秘书科长；大伯做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毛主席合过影，开山造田。三伯进城后在北方城市做市委书记，“文革”后出任某副书记，没有到任，告病回家。
在那样的一个荒年中，守护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不只是三伯这样的政治人，更多的是燕家村那样乡村的无名者。
燕家村中让人感触最深的是秦志河的命运，志河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人一个个饿死，于是便带民兵打开公社粮库，弄出九袋玉米，可是村里人宁可饥饿，也不要抢来的粮食。
燕家村百年的记载，从未发生过偷盗的事情。志河自首，被枪毙，燕家村没几个人去看他，他们深深地羞臊，他们认为志河这个孽障，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地扎了一刀，是比饥饿难以承受的事情。
1994年的春节，作者面对一桌丰盛的午饭，把这段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
在那个荒年中，每个人都在自我救赎，他们恪守自己的本分，饥饿不能成为失序、失格和失节的理由。
相反，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悲剧和错误的年代葆有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一边是恐怖的荒年，一边是镇静自若的精神秩序；一边是物质危机，一边是人格灿烂。
在那场灾难中，每个人都完成了自我救赎，华丽的蜕变。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得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设，在这个风雨如磐的世界里，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