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妇女报》一则关于“两头婚”的报道引发热议。报道说，这种浙江一带悄然兴起的新婚姻形式。
“两头婚”是如何出现的？能否持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丽珠教授和浙江外语学院青年教师赵春兰博士在几年前的田野调查中已揭开了秘密。
赵春兰博士介绍，“两头婚”，也称为“并家婚”“两头走”，在整个浙北地区，以及苏南、江汉平原等地都有一定存在。
而所谓“两头婚”，就是男不娶女不嫁，婚后各自住在自己家；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跟随男方生活，随父姓，由男方家庭抚养为主，第二个孩子跟随女方家庭生活，随女方的姓，由女方家庭抚养为主。
在称呼上，“外公”“外婆”这样的称呼消失，男女方的长辈都称“爷爷”“奶奶”。
以下是范丽珠教授和赵春兰博士还原的田野调查，内容有删节；调查时间为2017年到2019年。
经济富裕，但少子化带来“危机”
余杭区民丰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属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延生保护区，距离杭州市区20公里左右，距离阿里巴巴总部5公里左右，距离梦想小镇9公里左右。民丰村下属18个自然村（组），至2017年底，户籍在册人口有3349人，共760户。
（图中红色圈标注的 “本项目”处，正是民丰村所在的水乡片）
在经济收入上，村民已经完全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到2017年底，村民的农林牧渔业收入只占到全部收入的0.2%。
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2/3的村域面积被征用拆迁，村民的家庭现金收入大幅度增加。拆迁户从自建房搬入高层安置房，户籍状况已转为“非农”，地方经济开发也带来的各种就业机会，但是村里的青年不愿意离乡，普遍选择“买房投资，但不单住”的生活方式，生活重心仍在村中，这使得民丰村依然保持着相对完整的社区。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在民丰村推行，出现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
这导致一部分家庭出现没有男性后嗣的情况。除了社会舆论等家庭继替的困境外，这些家庭还包括财产继承的问题。
特别是在民丰村这样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村，无男性子嗣的家庭如何解决财产的继承与分配问题，较为重要。因为，一旦女儿嫁出去，财产很可能被男方家庭控制：“如果（孙辈）不姓自己的（姓），就等于（土地）征用之后补偿的多套住宅白白地给了外（姓）人。”招上门女婿是一个选择，但村民也担心：“招赘”“倒插门”等，最后很可能会竹篮子打水，人财两空。”
此外还面临养老的困境。村民比较富裕，物质养老不再靠养儿。这里的养老困境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情感寄托上，村民觉得“把女儿嫁出去了，自己家就没人了”，觉得晚景凄凉。而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才是晚年生活的理想状态。
80后人群是“两头婚”主力
在民丰村，早期独生女家庭的婚育还只能在“嫁娶婚”与“入赘”之间二选一，经过逐渐摸索，到了2000年左右出现了夫妻“两头婚”和孩子“两头姓”的婚育方式，意在化解无男嗣家庭传宗接代的困境。
这种婚育方式如今成为该区域的主流婚姻形式，在80后人群中，以“两头”形式结婚的比例大约达到70～80%。
“两头婚”在民丰村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说嫁，各自户口不变更；男女双方家中各自装修新房，夫妻婚后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双方经协商，婚后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姓；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也有权利继承双方财产；孩子称双方长辈均为“爷爷、奶奶”，而没有“外公、外婆”的称谓。
从婚姻的缔结到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来自于夫妻双方及其家庭的协商，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没有统一的规定。
能否复制
调研中，我们发现社会对“两头婚”也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不同的家庭也有各自的适应。
比如，在这种婚姻-家庭形式刚刚流行的时候，因为头胎跟谁姓，儿子跟谁姓，以及“不嫁不娶”后，成家的侄女是否过节必须给长辈送礼等，这些看似细碎的事，也会成为两家争执不下，最后导致家庭走向破裂的原因。
之所以“两头婚”能够持续并流行多年，正是江浙一带“小社会”对它逐渐接受的过程。甚至，近几年来，“两头婚”成为一种两个本地家庭结合的默认形式，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做法。
“矛盾越来越少了”，这是民丰村人的普遍共识。
现实生活中，“两头婚”最后能否成功，能否复制推广，也有一些限制性条件。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具体到个体来说，男女双方父母的开明，以及年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积极主张、认真责任等，都是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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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夏宇
编辑：顾佳贇
制作：张静、万宏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