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雷启立老师的文章《赖印刷为之枢机：技术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文章现收录于雷启立老师的新作——《印刷现代性：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一书的引言部分。
文章认为，伴随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化，人们实际上也迎来了一种全新的“文明”观，新的文化生产、消费以及文化认同等构成了文化生产的新循环。传统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理解和阐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而少有关注到，印刷出版的生产实践过程和印刷现代性的展开，是与20世纪初期文学文化特质的变革过程相互缠绕着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为回答这些问题，雷启立老师在《印刷现代性》一书中，希望回到晚清民初的文化情景中，重新解释中国文学是怎样在此文化空间中变革并且“现代”起来的。
本文摘自《印刷现代性》一书（详见“每日一书”），感谢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晚清是被谓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也是文学的变革同样剧烈的时代。从晚清文学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只是时间和概念的不同，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变革。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沟通两者的内在关联，打开了晚清民初文学研究不同的思考和研究路径。
《印刷现代性：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与文学变革》书影（雷启立/著）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发生”的问题更伴随着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危机的认识而得到特别的关注。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刊发的一组“‘现代文学的发生’笔谈”，从起源上发掘现代文学发生的多样性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丰富复杂的历史关联，还有王富仁“新国学”概念的提出、陈思和对于“‘五四’新文学先锋性”问题的探讨、李扬等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观念的解读和反思，都在试图反思、寻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有意义的合法性依据，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吴福辉、李楠等人对于海派文学和小报的研究，也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意义。
在传统的解释框架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基本上是围绕着对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而展开的，是若干精英知识群体经由思想“现代”运动、白话文运动展开的结果。然而，如何理解中国思想、文学、文化在晚清民初的巨大变革与当时印刷技术从雕版印刷向石印和铅印的转型及新式媒体雨后春笋般出场之间的关系；新的思想和文学运动是如何物质地生产，又经由新生的市场机制得以流传的；更进一步，传播技术、物质如何成为文学和思想中的一部分的，从晚清民初印刷出版技术的角度对文学生产状况展开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发生这一问题的考察开辟了另外的研究空间。本研究即把对晚清民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对印刷技术变革的考察深刻地结合在一起。
“石印”——平版印刷的一种方法，1798年由德国人逊纳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发明，图为进行“石印"时所需要用到的石板。
最近二三十年，印刷术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15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欧洲的印刷革命被看作是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从而开启了启蒙时代，也由此被演绎成巨大的社会革命的前奏，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中通过对狄德罗《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出版史的考察，把研究从更细部的方面展开。后者强调文本内容所依附的物质意义，并以此来追问，这些思想和运动是如何以物质化的形式流传的，印刷品的物质基础与生产技术和运动本身的主旨、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有怎样的关系。
正如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说，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清末民初正是印刷技术发生从用手工雕版印刷向用机器大规模进行石印、铅印转变的重要时期，是文学生产的形态因此而呈现出巨大变化的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刷出版机构也因此有了因大规模印刷衍生的巨大的文化市场和商业利润，催生出新的广大的读者群体，而新式知识群体（作者群）可以脱离“读书取士”，脱离对于官场、府幕、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的依附，依靠新式媒体的壮大而生存、发展并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印刷出版的生产实践过程和印刷现代性的展开，是与20世纪初期文学文化特质的变革过程相互缠绕着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