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渌汀
让艾琳做出“和父母休战”决定的，是弗洛伊德的一本书。
那是七年前的事。“那时和父母的关系像根细线，稍用点力就能断。”直到艾琳翻开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书中的“我”于半催眠状态下做了个梦，梦里的小女孩一直在哭泣，身边散落一地碎酒瓶。艾琳被触动了。她决定向父母提出“休战”。“不想把和上一代人的关系彻底搞僵，不希望最后的结局是一地碎片。”
用艾琳的话来说，她的父母身上有“生活于中国小城镇的五六十年代家长”的通病：恪守所谓“孝道”，笃信男尊女卑。从小到大，每次当她与父母讨论起关于出身、性别和家庭道德伦理的话题时，父母全胜，“我全败”。
2016年11月20日，武汉园博园父母相亲会现场。他们和子女之间，也许有着巨大的价值观鸿沟。图/视觉中国
两代人观念上的隔阂像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随着时间推移越扯越深。2008年，艾琳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在这里，她找到了“组织”，找到了抱怨父母的志同道合者。直到她在《梦的解析》中读到“女孩哭泣”和“碎瓶满地”的场景，才决定不再把父母视为“祸害”。
父母皆祸害？这个2008年创立之初只有几百号人的小组，后来迅速壮大，如今拥有12万多名成员。它凭借令人目瞪口呆的组名和风格鲜明的话风，在舆论冷热场里行走了十年。
十年间，组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年的“孩子们”有的像艾琳一样，已与父母修好，有的仍坚守底线。他们以“在尊重社会伦理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为宗旨，希望通过自身的坚持证明：“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个所谓“真道理”，其实是个“伪命题”。
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宣言及部分置顶帖。
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
从小到大，艾琳觉得自己一直被一种无形的观念绑架，那就是“儒家传统编制的孝文化”。
小时候，父母告诉她，“父母不管做啥事，都是为你好”；上学了，父亲教育她，“女孩子不比男孩子，要更讲规矩”；成年后，父母对她的要求是“要讲‘三从四德’，要遵守‘伦理纲常’”。“我有个男同学毕业后辞了工作料理家务，被父母那一代人戳着脊梁骨骂。”
“可能是他们怕养老金太少，所以想通过观念捆住我。”尽管有时会调侃，但艾琳更感无奈。两代人观念不合所导致的精神束缚，让艾琳决定离开陕西渭南的那个老家。后来她自己总结，从一线城市到省城到县城再到乡村，这是一条“代际关系可调合度”逐层降低的城乡链。想摆脱观念上“祸害”自己的父母，就得往上游走，就得往大城市走。于是，她去了南方。
离家是远了一点，艾琳的心却没有因为距离而与父母靠得更近。和父母无休止的争吵耗尽了她的精力，那些披着“孝道”外衣的告诫让她濒临崩溃。这就是她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原因。
传统的“孝道”已经不符合年轻人对平等的亲子关系的要求。图/视觉中国
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普通成员统称“小白菜”，名字源自那首《小白菜》——“小白菜呀地里黄，两三岁呀没爹娘”。除了小组组长和普通组员“小白菜”，还有几个“哪吒”。古代神话中哪吒频频反抗父母的权威，与“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定位不谋而合。
张坤是小组里的三位“哪吒”之一，也是小组管理员。2008年年初，她翻译了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说《自杀俱乐部》。霍恩比在书中提出了“父母皆祸害”观点，当时的小组管理员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符合那些长期被父母束缚和戕害的年轻人，于是成立了小组。管理员找到译者张坤，把她也拉进了小组。
张坤不认为这个小组在无理取闹地“博眼球”。在她看来，“小白菜”和“哪吒”在群里“亮自己伤口”的过程，不是刻意渲染代际关系疼痛，也不是想拉深与父母间仇恨，“今天的愤怒，是为了明天不要继续生活在愤怒中”。
而每一个将成为“小白菜”的组员，在进入小组后都会看见一句话：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
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也许只是他们想生活得更好更自由。图/《小别离》剧照
“父母一直以来都把我当附属品看待。”
艾琳第一次进小组的感受是：“找到了组织。”
在这个小组里，每天都有人贴出自己与父母关系闹僵的经历，每天都有人晒出不被父母一代理解的“罪状”。
艾琳每天和组里的“小白菜”们一起“串联”，在群里向自认为不称职的父母“开炮”，手段也非常多样：有的张口便叫“公祸害”“母祸害”；有的像写讨伐檄文一样贴出自己与父母间的矛盾；有的守在电脑前，时不时跟帖回复筑起组内“言论高楼”；有的转载心理分析师和作家的作品，曾撰文抨击“中国式孝道”的心理学家武志红、写《致女儿书》的王朔都是他们膜拜的“灵魂导师”兼“心灵知音”。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艾琳感觉小组里的气氛正在加速“变坏”。“很少人去提建议，更多人是泄私愤。”她感觉这个小组越来越像一个负能量集中营，“每次和其他组员聊天，抱怨彼此父母的不是后，都有想自杀的冲动”。
“父母皆祸害”小组容易变成一个负能量集中营。
2010年，被小组里越来越集聚的“负能量”压垮的艾琳把自己的豆瓣主页清空，一一删除在小组里的帖子和回复。看了《梦的解析》后，她试图主动缓和与父母间的关系。但是这种期望通过自身改变来带动父母的行为，在部分组员看来是彻底地向上一代“投诚”。
“父母一直以来都把我当附属品看待，要我改变他们？休想。”组员李浩说。他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在组内也有一定“群众基础”。“他们通过体罚虐待我时，他们通过谩骂侮辱我时，他们干扰我工作、恋爱、生活时，怎么没想想要改变自己？”
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有一个“父母对子女伤害归类”的帖子，把代际间的伤害分为直接肉体伤害、间接人格伤害、家庭状况造成的情感伤害、试图控制孩子的人生和其他类别。
李浩占了其中的“好几条”：年少顽皮时，父母体罚他；入学读书时，“考试低于80分就得挨打”；大学毕业后，“俩人死活逼着我回老家做公务员，不回就派人监视我，干扰我生活”。每次反抗时，父母的一句“我们为了谁啊，还不都是为了你！”让他无言。与艾琳一样，李浩对“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句话深恶痛绝。
“中国最大的谎言，就是被儒家文化灌输的那句‘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李浩说。
2016年1月31日，杭州，小年夜前一天，一单位12位员工跪拜自己的父母，行传统拜年礼仪，并发给父母过年压岁钱。图/视觉中国
“我无法想象天堂的样子，因为我在地狱太久。”
五年前，张坤在北京和小组里的几名“小白菜”吃了顿饭。虽然平时以管理员的身份与无数组员打过交道，但见到真人，还是第一次。
“有要去留学的小姑娘，有出版行业的小帅哥，都是些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如果不走近他们，你完全无法把他们和抱怨父母的那些‘小白菜’联系在一起。”张坤说。
天津的80后康莫就是这样一位组员。康莫表示，武大毕业后，她在香港读了研，随后获得欧盟委员会的全额奖学金。但父母并不同意她出国，“我妈说，如果出国就烧了我的书，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回国后的这些年，康莫多次被父母送入精神病医院，接受过电休克治疗，也服用了大量精神类药物。康莫曾尝试前往国外工作，但母亲坚持同往，结果两人的签证同时被拒。母亲告诉她，如果想去其他城市工作，那她一定要陪同，两人可以租一套房，睡一张床。
如今的情况对她来说更加严峻：朝九晚五地工作，不被允许；出门见朋友，不被允许；银行卡、身份证、学位证，全部监管；每天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睡觉。
刚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时，康莫发了篇两千多字的帖子，把自己被父母“软禁多年”的状态在组内分享。小组内部每条关于“父母对子女的伤害分类”，康莫几乎条条都占。
“我无法想象天堂的样子，因为我在地狱太久。”这是文末收尾的一句话，也是她失去人身自由多年间的切身感悟。
康莫刚住院时的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孩子的父母确实严重失职。”
虽然加入“父母皆祸害”小组，但康莫对这个组名及“小白菜”的称呼并不推崇。“这些叫法会给人一种很弱小、很想放弃改变的感觉。”康莫也提到，当前的法律和社会力量，确实没有给这些子女足够的支持和保障。
但代际间的裂缝还在越变越大。幼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父母之间的争吵，母亲对她的诋毁、辱骂、恐吓，以及母亲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让康莫基本放弃了通过改变自己来带动父母改变的尝试。“有时候我就坐在那儿吃口奶片，我妈都会凑过来说：不是你在吃，是魔，是鬼在让你吃。”
像康莫这样被父母限制人身自由同时无法寻求解决方案的组员，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不算少数。在管理员张坤看来，很多孩子本质纯真，是父母的陈旧观念、粗陋习性和不正确的育儿观，在青少年时就为孩子圈定了一个无形笼子。
“我们有的是向下的施压，缺乏的是向上的问责。”张坤还记得2010年时那轮“媒体轰炸”。“当时媒体都想做这个小组的报道，这也可以理解：父母都是祸害，这报道能不火吗！”
而当一篇篇报道出刊后，舆论场又掀起了一轮轮对小组内容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大批判。“最常见的攻击，是说我们反社会。”张坤说。她当时觉得有些委屈。“不搞个耸动的组名，社会能重视吗？”张坤认为，组里很多孩子的父母确实严重失职，“在他们的体罚、虐待、控制、摆布下，小孩有苦说不出”。
“这种行为（指责在群里控诉自己被父母虐待和歧视的孩子），就像去指责一个被强暴的无辜女孩儿。”张坤说。
纽约街头，父亲为儿子撑伞的照片多次在网络上热传。人们对童年父子关系的怀念，也说明了年轻人对正常亲子关系的渴望。
如今的康莫对短期内彻底改善代际关系已不抱希望。“很多人会说，不少50后的父母因为时代背景原因，自己本身就经历过家庭暴力，所以不知道如何爱孩子。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自己受过的苦难不该通过给予孩子相同的苦难来进行心理补偿。”
康莫说，她如今期盼的是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法律上的自由，也就是撤销父母指定她住所和管理她财务的监护权。“这样我以后就完全可以经济独立了。”
“父母皆祸害”小组，如今仍然人来人往。张坤希望看到的是，未来有越来越多寻求主动改变的艾琳。“来小组发泄、抱怨，没问题。但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小组待过后，能渐渐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有人来，我们欢迎；有人走，我们也同样微笑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