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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收获得比较早。但是收获得早的可能很快就耗尽或者不行了，后面收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好。“不着急”是我对人生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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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773个作品
作者：张军
原标题：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
“你经历了很多人生之后，你的厚积薄发，一定会有一天得到回报，不管早与晚，只要你努力了。”
生活在别处
我出生在一个江边的县城——云阳，在重庆东部挨着奉节与巫山，离长江三峡很近。
整个童年，我都在搬家。父亲先是在南充，接着搬到和母亲一起，然后去了文教局，再到进修学校，最后又进了党校，所以小时候我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玩伴，这点像王小帅导演。王小帅从小就是这样，他生在上海，一个月后去了贵阳，去了贵阳之后又搬到武汉，然后又考上中央美院附中。他就像个流浪者一样，但我的漂泊是在城市之间，不在全国，基本上是搬家。
变动的生活使得我今后不太依附于别人，跟某些人很难形成同党，有一个圈子或者联盟。这是计划经济下中国人的无奈，在很多60后家庭中的孩子都有，不光是我。
1973年，5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了第一场电影，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那个年代电影很少，《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文革以后这些电影就不放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电影是露天放映的，在广场上支起非常大的银幕，全城的小孩都挤在那看。有些小孩去的比较早，就带个木头小板凳在那占座，下午就去了天还没黑。后来就是在房子里面看电影了，我记得当时的电影院非常神奇。不是木头的凳子，是水泥墩子，之后慢慢发展才有了翻盖的木板座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小孩都觉得吃瓜子是一种享受，电影院是允许嗑瓜子的。小时候经常买不到电影票，影院已经卖光了，很多卖瓜子的早上就会提前去订票。堆一堆瓜子在山上，然后树棍上插上一根像竹签一样的东西，票就支那上面，你买一斤瓜子才肯把这张票卖给你，特别有意思。
现在我还爱吃瓜子，常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外面摊子上买，挺邪门的。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只要有电影就去看，一部电影即使看过两遍三遍也还要去。父亲是教语文的，每次都会布置一个任务，让我看完这部电影回去再复述一下故事。真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上电影学院还要学这个，写故事梗概，我小时候就写过这个嘛。父亲的培训让我对电影和文字有了一定的敏锐度。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电影，但是电影院的票已经卖完了。父亲认识电影院的人，就把我带到电影院的放映室，在楼上放电影的
孔那儿看完了电影。我跟其它小朋友不太一样，小朋友每次看电影都会特别当真，“啊，那个演员肯定死了，那个人被坏人打死了，演坏人一点都不好，就会倒在那被子弹打死，英雄也会被打死。”他们会觉得那个人真死了，吵半天。
我也会被故事吸引，为英雄牺牲与敌人的死感到惊恐。但一看，电影是用机器投影到屏幕上的，装的是胶片拷贝。我知道这是假的，虚构的东西我从不会去当真。但我也愿意投入到剧情很真的感情当中，所以我从小就知道那是虚构编制出来的东西，也喜欢去看。
走自己的路
中学之后我变得十分叛逆，1982年我上初三，有一次母亲偷看了我的日记，姨妈说:“你妈为什么不能看你日记？”我站在床上暴跳如雷，“你们看我的日记是在侵犯我的人权。”我不知道谁教我的，没有任何人。县里面选举，爸爸妈妈去投票，回来我就质疑他们，母亲讲领导画好圈他们说投谁就投谁。我说这是不对的，选举应该你信任谁才选谁，我觉得这些质疑或者说怀疑精神融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我愿意相信最爱我的外婆告诉我，我们村那个地主是好人，而不愿意相信课本上描述的地主有多可怕有多坏。我不相信老师，不相信《**日报》，不相信课本，选择相信我的外婆，相信一个人说的话。我很庆幸亲人能够教给我人性的课程，让我在那么早没有被洗脑。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写作者。
上高中后我桌子上摆的都是语文和小说，数理化从不看，几乎一到晚自习就逃课去看电影。坐在教室里往窗户上看老师有没有在外面，“蹭”的一下就跑了。我当年写的日记现在还记得，第二天被班主任训话，“你昨天晚上去哪了，带着班上的女同学去电影院看电影？”老师就以为我跟女同学有什么事，根本不知道我是喜欢男生的。
爸爸妈妈给我买豆浆油条的钱，过年的压岁钱，我都省下来看电影，不吃就饿着。那时哥哥也喜欢文学，他就把所有的钱省下来去买《三国》的小人书。但他没有我幸运，他是按照妈妈的要求去读书、去考大学，16岁就考上大学。
1983年，我在《大众电影》杂志上发表人生的第一部影评《充满希望的一年》，把当时全国那些电影厂上一年生产的所有电影做了一个点评，那一年我念高一。同年在《中学生》杂志上也发表了文章，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碰巧当时刘晓庆发表了自传《我的路》，看到后我更加坚定要走自己的路，成为一个作家。
1985年，我非常渴望离开家乡云阳。有一天在学校橱窗上，看到《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启示，便汇款过去买了招生简章。后来听当地的人说，这里从没有人有过这么大胆，敢独自去报考电影学院。我看了招生简章后发现北京太远，碰巧武汉也有考点，便从云阳坐船到宜昌，再从宜昌导汽车到武汉去了。
我是家里的反面教材，父母不同意去，我就偷偷翻开母亲的被子，偷了她们的钱当路费，但不够。1983年我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文，当时的稿费是二十几块钱。河北滦平县叫王兆梅的一个女孩给我写信，她是一个农村人，已经中学毕业了，在做花卉养殖业，希望我能够支持她的事业。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也不管她是否是骗子，便把钱寄给了女孩。但是没想到王兆梅在1984年成为了那个时代像今天马云一样的创业成功榜样，被各种媒体报道和表彰。所以还有一笔钱是我考学时向王兆梅求助，她给寄来的，九几年的时候王兆梅患癌症去世了。
武汉是我人生中去的第一个大城市，但是那一年武汉考点只有导演专业没有编剧。在小县城里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关知识，根本不懂什么是导演，也没有人辅助我任何东西。
回来后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真正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十年以后。那一年王小帅、娄烨都考上了，我跟他们是同一年考的，后来又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要是考上了就真成了同学。
我总觉得我不是这儿的人
没考上大学后，我参加了县里的招工考试，来到小镇放电影。那时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感情，迫切想离开。当时逃离只有考学呀，我不逃离就没法离开那，跟我的初恋男友在一起。1987年我还参加了中戏考试，专业通过但文化没过。1995年，在我发表的小说《盆地少年》的开头，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你羽翼未丰，便注定不能飞翔，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天空。"
川东这种险峻地方的生活让我渴望离开，希望有一个改变，不想在穷山恶水的地方待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使我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极度困扰，虽然说山水那么的美，但人并不想在那待着。
你不要以为生活在高寒地、雪山上的人就喜欢待那，可能生活非常恶劣。不在那的人会有想象，觉得在山峡生活的人多好，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视野的狭隘。后来章明导演给我讲述他在巫山，每次出门看到灯火通明的船，从巫山县城往宜昌方向走出三峡的时候，他都渴望被带走。
我总觉得我不是这儿的人，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里，不会在这生活一辈子。这是我很小时就说过的一句话。
在电影公司一待就是九年，这九年放了多少部电影我也没算过，春节一天要放八场，平时每天至少放三场。《红高粱》、《老井》、《边城》，商业片《峨眉飞盗》、《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危险的蜜月旅行》这些都是我当时放过的影片。
八十年代的商业片和现在的网剧很像，烂片多也有好片，《红高粱》、《黑炮事件》、《芙蓉镇》……那个年代的好电影也都放过。但八十年代和现在又不同，那个年代的产量低，电影上映一段时间后观众没有什么看了就会放复印片，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早一点就是把前两年放过的电影再拿回来放，补缺嘛，1989年把1980年前后的电影都有放过。
当时也有国外引进的电影，日本的、德国的、甚至台湾的电影。胡慧中演的《欢颜》，主题曲叫《橄榄树》，大林宣彦导演的《姊妹坡》也是在我工作的电影院放过，《海街日记》跟它很像,非常动人。还有得了戛纳金棕榈奖的文德斯导演的电影《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引进的时候要配上中国人的配音。
黑白电视的年代电视剧还不是电影的竞争对手，电影很火，在那放电影时经常有人“走后门”找我买票，但到了彩色电视普及以后电影受到的冲击太大。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后简直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1990年到1997年，这七年是中国电影非常衰弱的时候，电影院就不行了，开始转型放录像。我在1991年就不再放电影，领导派我去录像厅了。
九十年代初有很多的录像，香港引进的大部分都支持录像带，它可以连看两场甚至三场，夜场通宵呀什么都有。记得当时还有林彪儿子林立果选美的一个八集录像片，不是电视剧电影哦，是专门为录像厅拍的，那种当时超级火。蔡明演过一部录像片叫《地下俱乐部》，也是专门给录像厅拍的。
录像带是彩色封面，很诱惑人，但不是情色而是暴力的封面。当然录像厅外面也有贴海报吸引人，比电影院演得要暴力和情色得多，所以录像厅非常火爆。
放电影的时候同事都在干别的事，织毛衣、打麻将呀之类的，因为电影放出之后就可以歇会儿，但我一直都在看。把光调整以后我就看那个情节，我会想每一遍看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新的发现。银幕上画幅信息还是很多的，你不能看一遍就知道它的前后左右是什么，没有那么确切，所以我喜欢多看几遍。
在小镇工作一年以后，上街去贴海报，他们远远的就喊我“程电影”。
背水一战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去做这个逃离，最终在1995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成功地逃离出来。1993年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我执意办了停薪留职回去准备这个考试。再次参加北京电影学院招生考试，已经27岁，那年电影学院招生对年龄是有规定的，要求在28岁以下，我只能选择背水一战。
1995年在老乡邱永波的帮助下，我住进了他的宿舍，在北京电影学院进行备考。邱永波是贾樟柯班上的班长，宿舍里面有四个人，邱永波、顾峥（贾樟柯的文学策划）、王宏伟（饰演小武）、邹健。但是宿舍里只有四张床，住不下。晚上睡觉的时候邱永波在两张床中间搭一个折叠椅，他睡折叠椅，让我睡他的床备战考试。
那时候顾峥，王宏伟和贾樟柯成立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准备拍一些学生作业短片，当时想找一个考生拍他考试的场景。然后顾峥就跟贾樟柯说他们屋里住着一个，最终贾樟柯找到了我。起床、刷牙、去看张榜、体检、考试……什么都拍。
我认识邱永波班上所有的同学，他们对我都特别好。顾峥骑着自行车从电影学院送我去中戏考试、口试紧张时贾樟柯站在旁边跟监考老师说，“我这个朋友非常不错。”老师让我放松好好考，郭小橹陪我去看的张榜……那一年我感觉所有的人都来帮我，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好像受到了老天爷的指令一样。当你真心实意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口试时，张献民老师让我高考后去巫山玩，当时他在拍《巫山云雨》，那是我第一次进剧组。但是这一年成绩还是不理想，文化分才考了270多分。据说当年是320的线，应该差50分，由于专业考试成绩不错，最终被破格录取了。我成了1995年这届唯一一个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去电影学院上学的学生，到学校后录取通知书才被寄出。
在万州的码头上，我穿着印有北京电影学院的黑色T恤，那是备考时在北京买的，这一次我终于成为正式的学生了。走的当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送我，有画家、音乐家、诗人……我后来自己总结道:
你经历了很多人生之后，你的厚积薄发，一定会有一天得到回报，不管早与晚，只要你努力了。
这是我对人生的一个信条，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努力了都不能实现人生愿望，我不认同。我认为只要你努力了你耕耘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只是有些人收获得比较早。但是收获得早的可能很快就耗尽或者不行了，后面收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好。“不着急”是我对人生的感悟。
(备注:本文由程青松口述，张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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