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齐 泽 克
译 / 丁 雄 飞
1968年反越战抗议活动中学生与警察对峙
尽管正在进行的亲巴勒斯坦学生抗议与1960年代末的学生造反在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唯有后者设想了一个崭新的政治运动来疗治时代弊病。当前抗议者的诉求要温和得多，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具悲剧性。
这是疯狂的时代。自然界出现了仿若《圣经》所记载的那种动荡，比如迪拜连降暴雨，比如越南水库过热，大量鱼类相继死亡，这似乎是我们过热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写照。
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者
在这样的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尽可能仔细、客观、冷静地分析所有怪异现象至关重要。而如今，鲜有比针对以色列轰炸和入侵加沙（这是对去年10月哈马斯恐袭的回应）的抗议活动更为怪异的现象了。
我们应该承认，[抗议的部分]言论来自一些政治化的穆斯林群体，比如最近在德国汉堡的示威中，有人高呼“哈里发统治是解决方案”（Kalifat ist die Lösung）。我们还应该承认，尽管抗议者里有大量犹太人，他们中至少有少数人是真正的反犹分子（就像以色列也有一些种族灭疯子一样）。
德国汉堡街头，游行者们呼吁建立哈里发王国
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今天的亲巴勒斯坦示威与1968年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抗议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意大利哲学家弗朗哥·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指出了二者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至少在修辞上，1968年的抗议者明确认同越共的反帝立场和更广泛的、积极的社会主义方案，但今天的抗议者却很少有认同哈马斯的，他们毋宁“认同绝望”。
贝拉尔迪说：“绝望作为一种心理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特征，可以解释年轻人为什么广泛认同巴勒斯坦人。我认为，
今天的大多数学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期待生活条件不可逆转地恶化、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地缘政治版图上许多正在发生的冲突中，突然有核升级危险的可能。
”
对于当下情境，很难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当局对抗议的卑鄙的压制性回应，支持了贝拉尔迪的假设。
严酷镇压并非出于对抗议活动将催生新政治运动的担忧；相反，它们是恐慌的表现——是拒绝面对弥漫在我们社会中的绝望情绪的徒劳之举。
这种恐慌的迹象无处不在，因此请允许我只举两个例子。首先，上个月晚些时候，十二名美国参议员致信国际刑事法院，威胁说如果该法院决定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他们将对其实施制裁。
警告信截图
尽管这纯粹是共和党人的作为，但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同样也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压，要求其不对以色列官员在加沙犯下的战争罪提起指控。
这种威胁无异于宣告全球共同价值观的消亡。
虽然这类理想总有些虚伪（比如美国一直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但各国政府至少在精神上曾经维护过它。
第二个最近的例子也支持同样的结论。5月4日，法国（遵照德国颁发的签证禁令）拒绝了英籍巴勒斯坦裔外科医生加桑·阿布-西塔（Ghassan Abu-Sitta）入境，他原定向法国参议院提供证词，讲述他在治疗加沙战争受害者时所目睹的情况。
如此粗暴的审查和边缘化行为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说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在分崩离析已非夸大其词。
每个人都知道加沙的情形是不可接受的。但大量精力都用在了推延危机所需的干预行动。
打破僵局的一种方式是公开支持学生抗议。正如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4月28日所说，“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府正在做的事是现代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加沙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可能。当你提出这些指控时，这不是反犹。这是现实。”
桑德斯发表视频声明反击内塔尼亚胡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