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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岁的时候，林燕妮采访王菲，窦唯是否会嫌你比他有名。当时王菲说：“我不过是商业上的成功而已。”她一定浑身上下都透着那股无所谓的清灵劲儿。
如今，快五十了的王菲，一定没想自己会保不住这商业上的成功。
前两天，有知名自媒体人爆料，距离12月30日在上海举办的王菲 “幻乐一场”演唱会还剩10天之时，大部分的票竟然还积压在主办方手中！
看到这则传言，真爱粉们立马原地爆炸。要知道，本次演唱会首次开票时，有39万人同时蹲守大麦网，开售32秒后被一抢而空，被称为“秒罄”。此后王菲演唱会的门票在二级市场——也就是黄牛——被炒至几十万甚至百万元一张。
如今，竟然“跳水”回落至原价，甚至减价甩卖？这简直是对真爱粉的侮辱。
素有“娱乐圈纪检委”之称的王思聪就说：“说白了也不是歌迷，这场谁买谁是脑残粉。”不仅是他，不少人开始指出，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擦边球产业链：“黄牛都是主办方派出来的人。……不然官方不让价格定太高，主办方怎么提高利润？”
虎嗅网也采访了一些业内人士，公开了票务市场的一些潜规则。通常，“主办方自己并不想把票价定得太高”，因为票房分成是按照一级市场（也就是票面价格）计算的，所以主办方反而会压住票价，再通过炒高二级市场票价来扩大获利空间。
这就带来了我们所熟知的“饥饿营销”：主办方真正放给一级市场的票量，只有总票量的20%，其余票则放给二级市场，并和他们达成返点协议。而根据网络爆料，王菲此次演唱会中共有8000张（一说8900张）门票，而大麦网真正分到的只有800张，甚至还不到10%。
因此，一旦市场上出现大批量黄牛票，其实就是主办方主导而产生的。
不过，也许是因为王菲演唱会成本高达五千万，因此票价不仅没有被压低，反而贵得离谱，其中最低一档票面价格也高达1800元/张。
相比之下，天王张学友11月在上海巡演的最高票价不过2080元，台湾天后张惠妹12月上海巡演，最高票价仅1580元。“王菲演唱会门票为什么卖那么贵”甚至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对此，王菲的经纪人陈家瑛说：“以一般歌迷的消费力来说，1800元应该可以负担。”
在他们眼中，“粉丝经济”真的是屡试不爽的取款机吗？在被互联网压至扁平的世界里，票务市场竟还在以垄断渠道作为牟利手段？这些问题早就存在，没曾想最终在天后王菲的身上，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爆发。
“顶尖的团队、顶尖的天后、顶尖肯花钱的粉丝，明明是一手逆天的好牌，却糊成了渣渣。怪谁？怪打牌的呗！”
天后王菲嗜牌，听到这样的评论，不知作何感想。
☞点击阅读《王菲演唱会天价门票内幕一窥：钱去哪儿了、票去哪儿了？》
① “2016中国90后富豪榜”热腾腾出炉，上榜门槛为资产1.05亿元，共10人上榜。榜首是龙光地产的纪凯婷，年仅25岁已拥有80.51亿身价。
在年龄上，榜上平均年龄是23.4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7岁娱乐明星王俊凯，商业界年龄最小的是21岁的乾坤集团董事长姚尚坤；在性别上，男富豪有6人，女富豪有4人，与去年相比女性上榜人数略有减少，但今年上榜女富豪创业成就更加显著；在行业上，从事IT、制造业的比例达到6位，演艺圈2位，房地产2位。
10人中只有6人是因为有个好爹而成为亿万富豪的，剩下的4人全是“白手起家”。
② Wecut发布“00后互联网用户报告”：00后十分热衷兴趣圈子，48%的人热衷追星圈，25%则在游戏圈，还有24%喜欢二次元圈。50%的00后上网主要是为了网络社交，在社交APP上，43%是为了更新心情日常，28%是为了发自拍，而转发只占00后用户行为的6%。00后对情感话题非常关注：在“你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是什么”话题中，80%的回复与情感相关。
另外，本报告还将00后和十年前的90后相比。46%的00后每天上网时间超过1小时，十年前仅10%；70%的00后有存款，高于十年前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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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地胡说八道。
我知道我的命运靠我自己掌握。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这个国家的地方。
不仅是因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规模在扩大，更重要的是因为生活质量的政治化。例如中产阶级选择进口奶粉、较可靠的餐厅避开食品安全问题，这是消费的阶级隔离。
两年前柴静的《穹顶之下》，其实可归结为个人主义对生活质量的计算。这是符合中产阶级理性和价值观，也是他们最为关心和做出集体选择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柴静的“从我做起”，指向的是一场社会运动。其诉求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区别于普通的政治消费主义或者消费抵制运动的问题——生活质量的政治。
它的阶级属性，来自中产阶级一切的虚荣所在：对生活方式不顾一切的追求和小心翼翼的维护，如学区质量、住房地段、物业水准、服装品牌、旅游地等，这种对生活方式的敏感性之强，代替或者超过了他们对阶级正义、对福利和税收的敏感。
在一个公司中，自律性强的、值得信任的员工永远不会构成大多数。悲催的是，由于人数太多，老板们常常搞不清究竟谁是可信的，因此倾向于“有罪推定”，把所有员工都假定成“自律性差的”。结果，在“不能让老板‘不舒服’”的标准下，所谓的弹性工作制反倒可能更加催生变相剥削，导致非自愿的“自愿加班”。
部分公司的“狼性文化”也迫使员工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又逼着员工们自我加压，“自愿加班”。你能把别人一个月的事情在半个月做完，当然可以休半个月的假，但现实却是，这样的人，一般会用剩下半个月做掉别人半年才能做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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