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亦冰、周曲洋：唐宋時期北方鄉村的“莊”與資産統計｜202412-05（总第2918期）

感謝張亦冰老師賜稿

原文載《文史》2024年第3輯

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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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北方鄉村的“莊”與資産統計

文 / 張亦冰  周曲洋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暨南大學文學院

唐宋時期文獻中屢見“莊”“莊園”等詞語，但作爲經濟形態的“莊園經濟”，則是近代以來經濟史學者歸納出的分析概念，且同封建社會經濟基礎以及中國歷史分期等重大議題密切關聯 。長期以來，中日學界對於唐宋時期“莊”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莊園經濟”這一主題下展開。由於中外古今概念内涵存在錯位，學者圍繞“莊園”之含義、經營形態、勞動者身份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 。

就國内學界而言，自1950至1980年代，“莊園經濟”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等問題聯繫緊密，一時成爲關注焦點。學者對於“莊園”生産關係，經濟部門與結構等問題的争議，多集中於“莊園”是否爲包括多種産業的“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單位，其中勞動力是否爲依附性極强的“農奴”等命題 。但隨着研究的深化，人們意識到，唐宋中國與中世紀歐洲不同，較少存在人身依附較强，經濟自給自足的制度化“莊園經濟”，當時的“莊園”更不具有專門的政治、司法權力，並非帝制中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基礎。隨着研究中理論預設的褪去，圍繞“莊”經營方式的史事重構日漸清晰；但與此同時，“莊園經濟”作爲分析概念的限定性也被消解，“莊”作爲研究對象逐漸失去生命力。一方面，人們對於“莊園”經濟生産、經營的具體内容、形式考述已多，幾乎題無剩義；另一方面，如部分學者所論，文獻中的“莊”往往僅指宅第、别墅或田産，其作爲歷史概念，内涵與外延似乎模糊不清，不利於研究的聚焦。

事實上，若仔細揣摩唐宋人言論，可以發現，“莊”多是具有明確空間指向性的“實體”，其含義同一般田産、宅舍似乎有所差别。如唐元和間崔群知貢舉，其妻“因暇嘗勸樹莊田”，崔群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並解釋稱“吾前歲放春牓三十人，豈非良田邪” ，可知時人確以“莊田”爲莊中最主要資産。但此處計量“美莊良田”，采用的單位是“所”而非田土頃畝，可見在資産統計時，“莊”與尋常田産有所不同，後者被視爲“莊”的組成部分。另如北宋前期張齊賢所記，時有焦生，入贅寡婦之家，“凡十餘年，家道益盛，牛羊之蹄角倍多。入城市，昏晚醉歸，妻率兒女輩於莊門，及令丁壯一二里候之”，但不久妻子暴亡，焦生因痛悼追念，一日入城歸家，爲其妻鬼魂所惑，“前行數里，妻指前面一所莊云：‘此家也。’將及數百步……有大門，不同向者所居” ，此處既以莊爲地標，可知該莊除有田土畜産，其中之宅邸可作爲“莊”之代稱。

由此觀之，在時人經濟生活中，“莊”具有不同於一般田土地産的含義，其地土屋宅的空間方位較爲明確，並能以“所”爲單位被單獨計量。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唐宋時期“莊”的性質，及其同唐宋時人經濟活動的關係。而欲深化對該時期“莊”性質的理解，須調整研究思路：一方面固然不應爲各類理論預設與歷史分期説束縛，而應回歸唐宋時人語境，辨析文獻“莊”的具體含義；另一方面，應歸納“莊”在經濟活動場合相對確定的内涵，並分析其與時人社會經濟活動的實際關係。需要説明的是，古人使用“莊”這個概念，並無清晰界定，也並非在所有語境中都有確切且一致的含義，有時甚至只是一種習慣用語。因此，本文並非尋求對唐宋時期不同文本記載中“莊”的全面理解，而是主要着眼於同時人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兩個場合：資産登記與税賦徵發，思考“莊”在其間的作用。

如前所述，田土是莊中最主要産業，但莊産内容往往不止於此。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805）《放免積欠詔》、唐穆宗元和十五年（820）《即位赦》中，均曾蠲免官莊百姓、諸色人欠負租課，莊宅使所管既包括“莊宅、碾磑、店鋪、田地、車坊、園林”之類 ，可見除田土地段，還包括諸多其他資産。據德宗貞元年間宰相陸贄所言，姑且將上述資産分爲“田”與“雜産”兩大類 。“莊”中資産類型既如此多樣，其自身是否成爲獨立的資産綜合體？其中的各類資産又該如何登記確權？先從産權轉移時，時人對莊産的處置方式談起。

（一）産權變動中莊産的登記與處置

在産權轉移過程中，莊産往往被合並處置，使得莊具有資産綜合體的意義。早在武德八年（625）二月，秦王府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稱奉秦王教“少林寺賜地四十頃，賜水碾一具”，並稱“前件地及碾，寺廢之日，國司取以置莊。寺今既立，地等宜並還寺” ，可見官府將包括土地、碾硙在内的資産共同立爲一莊。而在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朝廷命内莊宅司將萬年縣滻川鄉陳村莊一所出賣給安國寺，敕文條列莊産：“計估價錢壹伯叄拾捌貫伍佰壹□文，舍三拾玖間、雜樹其肆拾玖根、地壹□畝玖分；莊居東道並菜薗，西李叔和，南龍道，北至道”，内莊宅司據敕牒安國寺“前件莊准敕出賣，勘案内□正詞狀，請買價錢准數納訖，其莊□廵交割分付” ，可見朝廷出賣莊産時，將田土、樹木、屋舍合並登記，統一估價。此外，北宋仁宗朝侯叔獻任汜縣尉，出賣官産，“内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爲膏腴，有佃户百家，歲納租課，亦皆奥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伍千貫，未有人承買者” ，亦係全莊整體估價。

但莊中資産種類繁多，其經營與收益方式不盡一致。如後周廣順三年（953）正月，朝廷預備將除京兆府、兩京外各處官莊及其“租税課利”歸屬州縣 。其中“租税”自然指田租，而“課利”收入方式則更爲多樣，多爲莊中雜産營運收入，如所謂“租牛課利”即是“其牛每頭具上率納苗課”，根據租用官牛頭數徵收。因此，在官莊轉化爲民莊，發生産權轉移過程中，官府規定“客户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令充爲永業；自立户名，仍具元佃桑土舍宇牛具動用實數，經縣陳狀縣司，給與憑由” ，對於獲得官莊莊産的佃客，須新立户名以納兩税，並開列户下莊産數量明細，官府方給予“憑由”以爲産權憑據；至於“不願立户名”者亦“許召主卸佃”，“其車牛動用屋舍樹木，亦各宣賜”，可見對於莊中不同類型資産，朝廷可分别處置，在説明田土“召主卸佃”的同時，還須專門申明“車牛動用屋舍樹木”的處理方式。

由此觀之，唐宋時期不論官莊、私莊，其資産不僅包含田土，還多有屋舍、樹木等；莊産所有者改變其歸屬權時，也須申明田土外其他資産如何處置。其中田土固然是“莊”中最主要資産，但一旦以“莊”爲對象統計資産，即使該莊僅有田土而無其他雜産，其仍成爲一獨立資産綜合體，並以“所”而非“頃畝”計量。另一方面，因“莊”中各類資産的經營、收益方式有所不同，在涉及資産産權變化時，既可以“莊”爲整體進行，也可將其中田土及各類雜産析分，分别處理。從這個意義上説，時人對莊中各類資産的處理具有較强靈活性。這或許是文獻中除了多見以“所”爲單位獨立存在的“莊”，還大量出現“莊園”“莊舍”等莊産記載的原因。爲了能統一或析分處置莊産，所有者有必要對其統一登記並標注明細。前述後周朝廷改營田官莊爲民産，即須民户統計莊中各類資産數量，以明其産權歸屬。類似的史事，在北宋亦頗常見。景德二年（1005），宋廷曾兩次下詔，要求河北各縣保護契丹所虜“没蕃户”之“莊田林木”，“逐縣官遍往點檢實數，置籍管係，常切檢校，不得毁斫”，即使人户請佃，“據一物已上，縣立帳給付州縣拘轄，不得斫伐破賣，候主歸，依數還之”，導致數十年後，佃户仍“屋宇損壞，不敢修换；桑棗枯朽，不敢剪除” ，可見“莊田”資産並不限於田土，尚有屋舍樹木，且須逐項合並登記以確認其産權。天禧三年，宋廷禁止出賣肥沃户絶莊田，詔稱“自今纔有申報，即差官詣地，檢視其沃壤、園林、水磑，止令官司召人租佃，及明設疆界數目，附籍收係。其磽瘠田産，即聽估直出市” ，官府須依托對莊産内容、數量的詳細登記録，製作帳籍，方能評定其價值，並決定應租佃抑或出賣。

綜上，莊中資産既如此多樣，其處置方式又可分可合，所有者須以“莊”爲單位，整體登記其中資産，並分列明細，乃成爲確認其産權歸屬的重要“書證”。接下來需要思考的是，此類文書的内容、登記方式與特點爲何？

（二）“莊帳”：以“莊”爲單位的户下財産登記册

在《三晉石刻大全·大同市南郊區卷》中，收録石碑一通，著録者定名爲“劉延貞莊賬及地莂” ，稱其立於遼開泰五年（1016）。據著録信息，知該石刻“20世紀末或21世紀初見於大同市井間，出土於南郊區”，“碑圓首，高54、寬43、厚4釐米，下有榫長4釐米” ，其初拓時間爲2003年 。該碑一面即所謂“劉延貞莊賬”，無題名及直接年代信息，文字豎行自左向右；另一面則爲“劉重紹地莂”，係劉重紹葬地買地券，下葬時間爲“開泰五年四月一日”。關於此碑兩面文字關係，或以爲劉重紹係劉延貞之祖，後者撥出本户莊園中“南北長二十九步，東西闊二十七步”共計三畝三分田土爲前者墳地，先刻“地莂”再刻“莊帳” ，今暫從此説。此處將與本文直接相關的“莊帳”録文如下：

大同軍雲中縣北劉莊劉延貞，開列莊賬地段頃畝如後：

壹段，村西。東西畛，計貳拾捌畝。東、南、西至道，北至劉加和。

壹段，村西。東西畛，計貳拾伍畝。東至坡，南至劉加和，西自至，北至劉加和。

壹段，村西南。東西畛，計陸拾陸畝。東、南至邢守素，西自至，北至劉加和。

壹段，村西。南北畛，計壹頃壹拾畝。東自至，南至翟彦進，西至劉加和，北至道。

壹段，村西。東西畛，三拾畝。東自至，南至道，西至河，北至劉加和。

壹段，村西北河東。東西畛，計肆拾畝。東至翟頵，南至翟彦進，西至河，北至劉加和。

壹段，村西南。南北畛，貳拾畝。東至劉加和，南至邢守素，西至河，北至劉加和，北至道（按此三字當衍）。

壹段，村西南。南北畛，計陸拾陸畝。東至劉加和，南至邢守素，西至河，北至道。

壹段，村西北河西里。東西畛，肆拾伍畝。東至河，南至翟彦瑍，西至楊榮，北至劉加和。

壹段，村西南河西里。東西畛，壹頃。東至河，南至萬頵，西至楊，北至翟頵。

壹段，村西南。南北畛，肆拾畝。東至翟彦瑍，南至道，西至翟彦進，北至邢守素。

壹段，村北坡下。南北畛，壹拾伍畝。東至坡，南至劉加和，（按脱“西至”）北至萬延璲。

村東坡上，共計壹拾三段。内坊城壹段，東至長城，南至邢守素，西至萬守£，北至劉加和。

莊宅，四面各一百步。前面園内有碾壹盤，榆樹三拾根；後院榆樹壹拾伍根。其莊園地土玖□。後有粘帶交加，請驗場爲憑。

攝南五府教練孫男延貞，孫弟延玉，孫弟延金；重孫男八哥，重孫男軍兒，重孫男福孫（或爲禄），重孫男興兒，重孫男□□，重孫男□□

劉延貞“開列莊帳地段頃畝”，其目的主要爲“粘帶交加”産業糾紛時“驗場爲憑”，即作爲産業歸屬的勘驗憑據。以“莊帳”登記資産，確認産權的情況，還見於遼壽昌元年（1095）所立《縉陽寺莊帳記》，其中亦詳盡開列寺院田産地段、畝數與房屋間架，並特别强調帳中資産不得“典賣” 。地段界至的細致記載，是確認産權地理邊界的基礎 ；而“莊帳”則不但爲“莊”中資産之登記册，更有證明産權的意義，據此可確認其中資産内容、空間位置及其歸屬。

由於墓地方位不明，對於“劉重紹地莂”與“劉延貞莊帳”，其内容有何具體關聯，目前尚難確論。但類似的情況，在晚唐五代志墓碑刻中亦非僅見。如唐咸通八年（867）埋葬於曲陽縣的《許公墓誌》，稱其“安厝於莊西南去莊一里半平原“，並在總共30行文字中，以23行詳細開列莊産數量、田土地段位置以及距墓地距離 ；另如顯德元年（954）埋葬於懷州武德縣期至鄉鹿宿村的《李本墓誌》，在條列莊田四至後，稱“遂去顯德元年甲寅之歲，别置新墳，在莊東一里已東去祖塋三百餘步，塋四面並屬自己土田，其地用良師選擇” ，特别申明墳塋位於本莊界内，以明確對其所有權。類似在墓誌、地券中刊刻田産者，尚有數例 。由此觀之，劉重紹作爲契約的“地莂”與劉延貞登載資産的“莊帳”分刻石碑兩面，可能也屬此類情況，其意圖即以“莊帳”作爲購自地下神靈“後土黄靈君”，用於“安置墳塋”田土的産權證明。由於該碑刻側重開列莊帳所載“地段頃畝”，未必全面轉録莊帳内容，但仍能由此管窺端倪。

“莊帳”既爲財産登記册，又能確認産權，自應載明所屬户名。碑文於此並未明言，但據文末題名，所列均爲男口，其中“攝南五府教練孫男延貞 ，孫弟延玉，孫弟延金”文字明顯較大，至於其下“重孫男八哥，重孫男軍兒，重孫男福孫（或爲禄），重孫男興兒，重孫男□□，重孫男□□”則文字較小且布局逼仄，乃至遮蓋碑文。類似的户下男口題名，在其他資産登記文書中亦不少見。在敦煌出土的9世紀末至10世紀中葉歸義軍“户狀”中，須注明户主姓名、户内人口名及其與户主關係，格式一般爲“户某某某 妻(男)某某某” ，如《後周廣順二年(952)正月沙州百姓趙鹽久户狀》，起首即言“户趙鹽久，妻阿泛、弟富慶、新婦阿索、侄富通、侄富德、保德、男清奴、男殘奴、男黑頭” 。此外，據北宋咸平六年（1003）《重真寺田莊記》，重真寺真身塔院主僧志謙與師兄志永、師弟志元，曾購買田莊以供寺院用度，在其七十二歲“期倦”之際作“遺留記”，遺囑除教誨弟子勿違教理、僧團規定及長幼之序，還專門向弟子交待田莊管理及納税事宜，包括購買田莊意圖、數量，並在開列莊田地段及資産後，列“税名小師法遂、法滿”，其後另行條列“師姪法□、師姪法遇、小師法浄、小師法岸”等僧侣名，最後寫明田莊資産折合錢數 ，其中法遂、法滿即承税者。今疑劉延貞“莊帳”末題名，或與志謹遺囑中田莊題名性質相似。該莊原本所屬户主當爲劉重紹，其死後“攝南五府教練孫男延貞”繼爲户主領有此莊並承税 ，其下“孫弟延玉，孫弟延金”及重孫則爲户中有權繼承産業的諸男口。

遼中期大同地區鄉村編製的“莊帳”，應非當地創制。藉由該碑文内容爲綫索，爬梳文獻，可以發現數例晚唐至宋初以莊爲單位登記資産的文書，其内容及登記方式具有一定共性。此類文書的具體内容，至少包括兩方面。其一，登載户下田土地段信息。包括各地段的坐落位置、四至、田界（畛）、頃畝等。“莊帳”所載劉延貞户下田土共二十五段，均位於雲中縣北流莊村範圍内，分布於三個主要區域，其中村西十一段、村北坡下一段、村東坡上十三段（未注明地段信息），此外尚有“四面各一百步”，占地四十餘畝的莊宅一所。考慮到村東、村北及宅院田地共計六頃多，最終合計“其莊園地土玖□”，所闕字當爲“頃”，村東十三段田土約爲三頃。在描述地段坐落位置時，其標志物均爲村民可得知見者，如村中南北東西交錯之道路，南北向流經該村之河流，以及村北、村東之坡。劉延貞的田産往往不相連接，多散於各處，如一段田土位於“村西北河東”，“西至河”，但另兩段位於“村西南河西里”“村西北河西里”，二者均“東至河”，顯然位於河流西岸；另如部分地段“自至”，與户下其他田土相連，但也有如“東至翟頵，南至翟彦進，西至河，北至劉加和”這類呈插花狀分布，與他户田土相接的地段。無論相連與否，這些田土地段均分布於村落範圍内，可由村之四方標志方位。

類似的莊田標注方式，在唐宋時期並非孤例。如現存河南滎陽縣的《昭成寺僧朗谷果園莊地畝幢》，記載了該寺“僧朗谷果園莊”自廣德二年（784）至貞元二十一年（805）購買及獲“施”田土的具體情況，其中田土地段清楚標明“谷内”“谷門西”“村東”“塔頭”等具體空間方位 ，據學者考證，該莊地段分布較爲分散，部分田土位於劉村、王村，與寺院並不直接相連，但基本位於今日桃花峪内 。此外，據前引《許公墓誌》，其莊産共有田地十八段，山地六處，除七段田土因係荒地，一處山地兼有田土，僅記四至不記畝數，其餘十一段田土及五處山地均記載四至、畝數，且除連段地外均以“莊西南大墓前地一段”“莊前地一段”等方式詳細標志田土坐落，可知其主要分布於莊宅附近；另有部分分布於距莊四十里武棠村小莊子的地段，同樣以“月城西”“莊西”等標志表明坐落 。另如前述顯德元年《李本墓誌》，李本“因置薄莊田，在懷州武德縣期至鄉鹿宿村，連莊地土約壹拾伍頃，東至□村界，西至義溝村界，南至水運莊，北至聶莊村界。後又相次於義溝村置得莊□□□五頃，□□連莊，東至西湯邑村界，西至烏□村莊，南至官道，北至官道……” ，其所置莊田，分别集中於期至鄉鹿宿村、義溝村，可見莊中田産分一般布於同一村落附近。北宋淳化三年（992）廣慈禪院主師忠開列安守忠施舍兩莊地土，更爲典型事例，其中位於“永興軍萬年縣春明門”的東莊田土地段如下：

一東莊一所，水硙二所，南畔，東西長一百六十三步半，東闊六十步，西闊一百三十步，北長同南，計一頃四畝三分。東自，西自，南□，□岸□。

一莊西一段，南長五百五十九步，北長五百五十步，東闊七十三步，西闊一百二十七步，計二頃四十二畝六分，東自，西古城（墻），南自，北河岸。

一沉香亭墻東道南堀地，南北長二百一十六步，南北各闊一百六十八步，計一頃五十一畝二分，東自，西九龍，南古墻，北自。

一連段往東堀地，南、北古墻端長三百四十三步，南北各闊六十步二尺五寸，計八十六畝四分八釐，東自，西自，南墻，北自。

一連往東堀地，南北長四百五十步，各闊二十七步半，計四十六畝四分，東自，西自，南至西高塚南二十□步半，北自。

一次東連段，南北畔，西長四百一十一步，南闊二百六十七步，東長二百三十四步，北闊二百八十四步，計三頃六十一畝八分，東至東塚東四十步爲界，西自，南至西塚南一十一步爲界，北自。

一河南，直尖角，東長八十步，西、南闊十八步，計五畝。東小𡑯（土+僉），西、南小𡑯（土+僉），北河。

……（以下不具引）

萬年縣係永興軍東部倚郭縣，春明門係州城（即唐長安城）東門 ，所謂“九龍”即“九龍池”（即興慶宫“景龍池”，又稱“興慶池） ，沉香亭則位於“興慶池東” ，二者均位於春明門西北側興慶宫舊址内；至於東西流向的“河”，或爲龍首渠引水入城的西渠支渠之一 。師忠開列東莊田土除水硙二所占地一頃三分，共分十段，計“一十七頃三十四畝二分”，分布於莊之西、東、西北以及河南、河北五個區域。其詳述田土地段坐落位置、四至、田界（畔）、頃畝數，甚至備載四界長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田土地段基本位於莊内，其記載田土地段坐落，均以莊之東西南北四方定位（未如此定位者均爲連段田土），並用春明門周圍景觀爲標識，如古墻、沉香亭墻、九龍（池）、東西塚等標明四至。這種做法同前述劉延貞“莊帳”頗爲相似，其信息來源，可能亦爲該莊資産統計文書。概言之，田土是莊中最主要的資産，其地段分布雖未必相連，但一般集中於村落等有限地域範圍；“莊帳”中登記莊中地段，須詳細標明所處地域四方，其目的當爲“驗場爲憑”時核查。

其二，登記户下其他“雜産”，特别是其中的不動産。劉延貞户下除田土外，主要包括莊園中的“碾壹盤，榆樹三拾根”，後院中的“榆樹壹拾伍根”。其中碾主要用於穀物去殼磨粉，是莊園糧食加工不可或缺的工具；至於榆樹，則與桑、棗等並爲北魏至隋唐田制課民所種樹木。此外，前述《許公墓誌》，亦開列本莊宅院、桑樹 。此類資産往往與莊中生産、生活密切相關，並與田土一並構成生産資料重要組成部分。特别是寺院莊園，常以“硙磨、田園、莊舍、油坊”等“常住之物”作爲田産重要附屬物 。如前述昭成寺僧朗谷果園莊，除田産外，於大曆十四年（779）買李光地一段十三畝，其中三畝即充園宅；而貞元二十一年戚秀蘭施舍産業中，更包括菜園、井、草屋、雜果木等 。另如會昌元年（841）五月隴州《重修大像寺記》碑陰所録頃畝，亦稱：“管莊大小共柒所，都管地揔伍拾三頃五十陸畝三角，荒熟並柴浪等捌頃三拾捌畝半，坡側荒肆拾五頃壹拾捌畝。□□熟。□□瓦屋壹拾貳間，草舍貳拾間，果園一所，東市善和坊店舍共六間半，并瓦。” 如佐竹靖彦所論，該寺的田土地段分屬七個莊居，分布較爲集中 ；值得注意是，寺院莊産，除荒熟田土外包括房舍、果園、店鋪等，並明列間數材質。此外，前述廣慈禪院二莊，本於天福六年由晉昌軍節度使安審琦自莊宅司請射而來，其奏狀專門聲明“其逐莊元不管薗林桑棗樹木牛具，只有緣舊管田土”；而當淳化二年安守忠舍廣慈禪院二莊，除田土外，還登記有“硙貳所”及“莊下舍屋間架桑樹並諸雜樹木” ，可見除樹木等生産資料，莊産登記還須包括宅舍間架等不動産信息。至於劉延貞莊帳不列榆樹、碾硙以外内容，可能因莊中資産本來較少，也可能因石刻本爲確認地界“驗場爲憑”，因而主要“開列莊帳地段頃畝”，而不及他項雜産。

綜上，9—11世紀華北地區存在類似“莊帳”的資産登記文書，其以“莊”爲單位，登記其中田土及屋宅、碾硙、樹木等各類“雜産”的數量與歸屬人户，並須詳述分布於村落附近每一田土地段的坐落方位。誠然，目前所見明確來自“莊帳”的信息，僅有遼開泰五年“劉延貞莊賬”一例，但根據廣慈禪院、重真寺田莊碑記，此類“莊帳”文書應多有行用。在熙寧四年，歐陽脩在蔡州知州任上，欲於潁州置業以供致仕退居，遂去信其子歐陽發，命其代爲經辦，考察當地産業，其中特意囑咐：“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説者，切在子細也。” 半月後，其又去信叮囑：“莊帳子不要，今卻附去。致莊之説且已，候汝歸，細議也。” “莊”之所以較花園“難看”，當因其田土産業分散。可見直到北宋中期，“莊帳”作爲莊産登記文書，仍被用作“莊”的代稱。

中晚唐至北宋，户下資産登記文書不止“莊帳”一種。目前所見，尚有歸義軍9世紀末至10世紀末所行“户狀”以及宋代推行的“户帖”。接下來將對“莊帳”與“户狀”“户帖”内容加以比較，以理解“莊帳”的特點。孫繼民認爲9世紀以降歸義軍户狀，由唐代手實發展而來，係民户户口、田土信息申報文書 ；而宋代前期開始推行的“户帖”，周曲洋認爲其前身即是“户狀”，其作用除“立户”並“照應”證明户下資産，更具有“招割産税”即確定户下税額功能 。本文同意上述觀點，將“户狀”“户帖”視爲同類文書系統的不同演進階段。對比三者内容、體式，可知“户狀”“户帖”與“莊帳”確有共性，三者均登記田土地段，如《後周廣順二年（952）正月一日百姓索慶奴户狀》備載各段田畝數及四至：“都受田肆拾捌畝。請宜秋東支渠地壹畦壹畝半，東至子渠，西至索住子，南至子渠，北至索住子” ，至於目前僅見的南宋寶慶元年（1225）《程氏户帖》亦載田土畝數：“割鄭悔户，土名高嶺二等平桑地二角一十一步，又二等平桑地一畝三角十步，火人基地二角五十三步” 。但三類文書相較，仍存在以下兩點重要差異：其一，“户狀”及“户帖”僅録田土及舍、園占地，如《索慶奴户帳》：“又園半畝，東至佛堂地，西至索幸宗園，南至合舍坑，北至合場地”，不録其他資産，“莊帳”則包括碾硙樹木等多種資産。其二，三者均記田土坐落，但標識地域空間方式不同，“莊帳”以村東西南北方位標明地段位置；相比之下，“户狀”僅言田土所在水渠，“户帖”言地段“土名”則標注至里一級地域 ，且不載四至。村、渠、里作爲空間標識之别，主要因區域差異，但“莊帳”中明確標明地段在村之東南西北四方，户狀、户帖所載地段均無如此具體的方位指向，如程氏户帖僅言地段“土名高嶺”，根據“墳僕供報屋産狀”，其具體位置在“高嶺里空桑地”及“高嶺里邵大塢北頭山二塢” 。

要之，通過開泰五年“莊帳”及唐宋之際其他石刻史料，可以發現，以“莊”爲單位編製文書登記資産信息，並標明空間位置以明確屬户産權，在當時頗爲普遍。此類文書，或可統稱“莊帳”。而對比户狀、户帖等户産登記文書，“莊帳”的特點至少表現在兩方面：其一，資産統計的整體性與全面性，除田土外還具體開列“雜産”信息，這既意味着“莊”乃是一“所”獨立的資産綜合體，也使得其中各項資産得以分别處置；其二，依托較小空間範圍（一般爲村落）内地標的地段空間標注，這使得“驗場爲憑”，實地調查勘驗産業成爲可能。以上特點説明，在時人看來，“莊”被視爲具有空間指示性的“户下資産綜合體”。

需要指出，類似“莊帳”這種合並登記户下田、宅等各類資産，詳細標明村落附近田土地段的産權憑證文書，在唐宋時期華北鄉村雖實際存在，但在官府財産管理，賦役徵發過程中，似無法覓得“莊帳”蹤迹。因此，懷疑此類文書或未必正式進入官方帳簿系統，而可能是“鄉原體例”的産物。由於缺乏史料，很難證實“莊帳”文書的攢造過程、具體行用場合及其同其他賦役、契約文書的聯繫，也無法詳論“莊帳”文書編製的具體理由。但或可轉换提問角度，思考以“莊”爲單位登記户下資産，除了作爲“驗場爲憑”的産權證明，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有何實際用途，特别是同國家賦役有何關係。

在前引北宋咸平六年重真寺僧“遺留記”中，志謹向弟子交待寺院田土莊産狀況，除開列田土、屋舍、牛具、車、碌碡等具體内容，還申明此莊“税名小師法遂”，莊産“計錢□百九十七貫五百文足陌”，可見該寺將莊産錢額直接歸於税户名下。此處的“莊”，竟成爲税額所繫單位。令人疑惑的是，“莊”本爲民户記録村落中户下産業的方式，相關帳册製作也屬民户自發行爲，何以同國家賦役制度發生關聯？官府又爲何利用“莊”展開税賦計徵？這與唐宋賦役制度運作中，官府的税産調查、歸户模式密切相關。

（一）户下資産與賦役計徵

唐前期税賦之主體爲租庸調，主要依課口徵納，與户内資産並無直接關係；但大小税、别税、義倉粟等税目及雜役差科，以户等爲重要考量因素 。因此，唐前期各縣有“九等户”之制，縣令於“所管之户，量其資産，類其强弱，定爲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 。至於户等劃分所據“資産”内容爲何，特别是田土是否納入評估，學者意見不一 。但從被認爲是“九等定簿”的吐魯番出土《開元二十一年（733）西州蒲昌府定户等案卷》看，該縣各等户下資産，僅見宅舍、菜園、車牛、積穀（小麥、粟）之類，全無田産 ，可見在評定户等時，各户的田土與田土外資産並未被登記在同一簿書之上，以供合並計算，比較户等。

上述情況在唐中葉發生了很大變化。大曆四年正月，唐廷重定天下九等户税錢額，並釐定了户税徵收對象：一方面，規定“寄住户”“浮客”等在籍“百姓”以外“客户”須於所在納税 ；另一方面，除官員“寄莊户”依七等户納税外 ，其餘“數處有莊田”者“亦每處納税” 。换言之，唐廷不但確立了“見居”户爲徵税對象，更針對莊産與人户分離者，據莊立户，定等徵税。此時的“莊”，作爲資産整體，成爲民户定户等、攤户税的依據。

至建中元年（780）行兩税法，“户無土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計百姓及客户，約丁産，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税”，更明確了“見居”“有産”之原則 。唐人語境中狹義的“兩税”，一般即指“户税”（時人多稱爲“税錢”） 。根據建中元年規定，户税“貧富爲差”的基本原則，須通過户等評定加以落實，所謂“約丁産，定等第”；而在實際操作中，“丁”作爲考量因素遠不如“户産”重要，如貞元年間宰相陸贄所言，兩税“唯以資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産少者則其税少，資産多者則其税多” 。關於“資産”的具體内容，除田産外，還包括名目、用途多樣的“雜産”，所謂“資産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但由於雜産“其流實繁”，估價差異甚大，且存在“日用”“蕃息”之别，“一㮣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 ，很難巨細無遺地統計並核算産錢，國家實際統計税産，主要針對包括田土、宅舍在内的不動産或大宗資産，如獨孤郁元和元年（806）所作《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所論：“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税不下七萬錢矣。”

在“資産爲宗”的基本原則下，唐代兩税法中户税計徵的具體路徑曾發生變化，由“據户定等——以等定税”進一步轉向“據産定税——以税歸户”，以田畝、宅舍爲主的資産及其折算産錢，逐漸取代户等成爲户税計徵的直接對象，也是國家核算税額的基礎 。此外，人户的差役徵發，往往也據户下資産定等安排。隨着唐宋之際賦役制度的演化，户下資産逐漸成爲賦役計徵的基礎。而“莊”作爲人户資産綜合登記單位，此時對國家調查統計資産也具有了實際意義。事實上，前述咸平六年重真寺以莊産繫税歸户的情況，並不始於北宋，在中晚唐五代即頗爲多見。如元和八年十二月敕“應賜王公、公主、百官等莊宅、碾磑、店鋪、車坊、園林等，一任貼典貨賣，其所緣税役，便令府縣收管” ，以及長慶元年（821）《南郊改元德音》“應天下典人莊田園店，便合祗承户税” ，二者皆强調莊園典賣時，户税須隨莊産整體轉移，由典買者承擔。

如學者所論，在唐後期至五代，“户税”的計徵對象原則上雖包括雜産，但主要針對田土、桑木、房屋等大宗不動産，且逐漸由户下綜合資産集中於國家相對易掌控的田畝；但當時其他賦役項目，如色役、差科，仍依户下資産所定等次差配。大中六年，唐宣宗敕賜舅鄭光雲陽、鄠縣兩莊，“府縣所有兩税及差科、色役，並特宜放”，中書門下對此抱有異議：“據地出税，天下皆同；隨户差徭，久已成例” ，可見朝廷針對莊産定税，主要側重田畝，此外色役、差科當據資産所定户等差發。值得一提的是，以莊産整體定税之事，至唐末五代仍時有所見。孫光憲論及鄭光賜莊事，即言其同僚“嘗買一莊，喜其無税，乃謂曰：‘天下莊産，未有不征。’同僚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爲縣宰定税，求祈不暇” ，縣司先以“莊産”整體爲定税依據，所定之税又歸入“莊産”所屬“子孫”户下。另如前述後晉天福六年（941）安審琦請射官莊，三司在所下處置牒文中稱“隨莊合著係縣正税，亦仰具狀牒與本縣管徵” ，可見此亦以“莊”爲單位繫税 。

户下資産成爲賦役的基礎，只能解釋官府爲何須統計田畝、雜産並將其歸户；需要追問的是，定税過程中，何以以“莊”爲中介繫以人户税名？這可能同“莊”空間範圍的限定性，以及基於鄉村地域單位的民户雜産調查方式有關。

（二）户下資産的調查方式

如前所述，兩税、差役的攤派，須以人户資産爲基礎，而户下資産特别是“雜産”調查則是計徵的前提。明道二年（1033）十月，宋廷詔“天下閏年造五等版簿，自今先録户産、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不實者聽民自言” ，於次年在全國範圍内普遍實行“五等丁産簿”制度 ，以爲差役徵發及和買、科配等攤派依據，並成爲趙宋王朝“經國之制” 。作爲“五等丁産簿”製作的前置環節，北宋鄉村民户資産統計，其方式一般爲鄉吏上門調查，同時組織内人户互爲監督擔保。據景祐元年（1034）中書門下引“編敕”節文：“諸州縣造五等丁産簿並丁口帳，勒村耆大户就門抄上人丁” ；而熙寧七年（1074）吕惠卿行手實法，引述嘉祐編敕，則稱“造簿，委令佐責户長、三大户，録人户、丁口、税産、物力爲五等” ；直至徽宗朝李元弼所作《作邑自箴》，仍言“造五等簿，將鄉書手、耆、户長隔在三處，不得相見，各給印由子，逐户開坐家業，卻一處比照” ，可見鄉吏當中，“户長”與“耆長”（又名“三大户” ）是民户資産調查的直接承擔者。

開寶七年調整鄉村行政層級與鄉吏事任，户長、耆長分别“主納賦”“主盜賊、詞訟” ，是鄉村行政事務主要負責人；其中耆長係後周顯德五年團並鄉村所置，除了治安詞訟事務，還須了解民産變化狀況，“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 。但二者的區别，不僅在職能方面。與作爲聯户組織“管”首領的“户長”不同，“耆長”主要以鄉村地域空間爲基礎行使職能，其分管的地域則稱爲標明字號的“耆分”，一般包括一個或數個村落 。因此，耆長必須對“耆分”範圍内道路、地理標識及各村人户的居所分布較爲熟悉，如慶曆八年富弼於青州賑濟流民，以“耆”爲單位籌集與放散糧食，“如管五七耆者，即將耆分大者，每日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兩耆……仍預先於村莊明出曉示，及令本耆壯丁四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日分去處，分明開説甚字號耆分”，至於村中糧食運輸，“勒耆壯量事圓那車乘，般赴本耆地分中心穩便人家房屋内收附，就彼便行支散。貴要一耆之内，流民盡得就近請領”， 可見耆長作爲賑濟事務的具體落實者，對村中道路、信息發布中心、人户屋宅位置了然於胸。此外，《作邑自箴》中建議縣官上任後，從耆長處了解管内地理以便施政，方法即是“取責逐耆長所管鄉分圖子闊狹、地里、村分、四至，開説某村有某寺觀、廟宇、古跡、亭館、酒坊、河渡、巡鋪、屋舍、客店等若干，及耆長、壯丁居止，各要至縣的確地里，委無漏落，詣實結罪狀連申，置簿抄上” ，可見耆長應持有耆分内村落地圖，其中注明了村中地理標識的具體位置。由此觀之，鄉村民户的資産調查，除了依托“管”這類聯户組織，更須依靠“耆”這類鄉村地域組織。只有在村落相對有限的空間範圍内，鄉吏得以掌握各種地利標識及人户宅舍産業分布信息，方可實現“排門抄録”統計户内資産。

但資産調查統計的目的，最終是爲了賦役徵發。據包偉民所論，唐前期原本作爲聯户組織的鄉，在兩税法推行後，成爲兩税税率基本核算單位，至遲到北宋前期已完全地域化 ；至於民户鄉役的差發，亦多以鄉爲單位 。而一“耆分”往往包含一個到數個村落，其範圍雖不小 ，但遠不能同包含多個耆分的鄉相提並論。國家賦役計徵，以縣、鄉爲單位核算資産税額，比較等次；但人户資産很可能分散在一鄉當中不同村落，以耆分爲單位調查登記。若直接將耆分資産調查結果，在一鄉範圍内進行歸户，工作未免繁雜。如前所述，“莊産”登記文書往往限於有限的村落空間，且標明地段的具體位置，與耆長主持，以鄉村地域爲基礎的資産排門調查正相適應。紹興六年（1136），張浚所領都督行府打算在經受戰亂破壞的兩淮地區立官莊行屯田，“每縣以十莊爲則，每五頃爲一莊” ，官莊屯田之制後推行至京湖地區，所謂“五頃一莊”乃是當地“百姓體例” 。據耿元驪推斷，北宋小農户均墾田面積約50畝左右，“五頃一莊”約十餘人户 。考慮到兩淮京湖戰亂人口減少，一莊承平時或多至二十以上人户，恰合乎學者推斷北方地區較小自然村落的一般規模 。因此，官府可利用“莊”這一資産登記單位，將村落範圍内的各類資産先行歸户，計算税額，再以此爲基礎匯總至鄉，核算户下總税額。换言之，在鄉村人户税額核算過程中，莊可發揮“中介”作用。前述以莊繫税，注明“税名”的情況，應當即出現在這一歷史背景下。

需要説明的是，在大部分情況下，官府應當只是利用既有“莊帳”文書登記信息，將莊産繫税歸户，屬於依托“鄉原體例”以便利行政運作，未必主動將民産編製立莊；“莊帳”雖爲民户資産憑證，但未必直接進入官方正式資産登記與賦役徵發系統。然而當官府在較小空間範圍内詳細調查資産，核算税額，便可能有意識地將户下産業編製立莊，以便於統計。其具體事例，即爲北宋施行的“方田均税法”。此法於宋神宗熙寧五年發布，先行於京東、永興軍、秦鳳、河北西等四路，後擬推行至京西南、北、河北東、河〔淮〕南西等四路 。該法在熙寧、元豐年間長期維持，元豐八年宋神宗死後曾一度停罷，至徽宗大觀以降又復推行，基本原則變化不大 。如學者所論，“方田均税”以“均税”即合理評定民户税額爲目標 ，所謂“神宗憫税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另據李燾所引《神宗舊録》所言立意，乃“税役不均久矣，富者輕，貧者重，故下户日困。先帝憫焉，立法以方之 ” ，可見除均税外，“均役”也是此法目標之一。事實上，據熙寧七年四月詔“災傷路分見編排保甲、方田及造五等簿並權罷，候歲豐農隙取旨” ，可知方田均税工作，伴隨着差役所據五等丁産簿的編製。由此觀之，方田均税的實際内容，不僅爲定户下田産税額，更是一次全面的人户資産調查。

關於“方田—均税”的基本原則與實施方式，熙寧五年（1072）八月司農寺所下“方田均税條約”有詳細規定：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號，别其陂原、平澤、赤淤、黑壚之類凡幾色；方量畢，計其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數。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乃書户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

均税法，以縣租額税數，毋以舊收蹙零數均攤，於元額外輒增數者，禁之。若絲綿紬絹之類，不以桑柘有無，止以田畝爲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動以浮言，輒有斬伐。荒地以見佃爲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鹵不毛聽占佃，衆得樵采不爲家業之數。衆户殖利山林、陂塘、道路、溝河、墳墓荒地皆不許税。

詭名挾佃，皆合並改正。凡田方之角有埄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

方田每方差大甲頭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認步畝，方田官躬驗逐等地色，更勒甲頭、方户同定，寫成草帳，於逐段長闊步數下各計定頃畝。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帳，限四十日畢。先點印訖，曉示方户，各具書算人寫造草帳、莊帳。候給户帖，連莊帳付逐户以爲地符。

據詔書所言，“方田”過程大體如下：首先，以“方”這四十一頃地域爲單位，由各方大小甲頭組織方户“各認步畝”，共同確認方内各户名下各段田土“長闊步數”、“色號”（如陂原、平澤、赤淤、黑壚等）並登載於“草帳”之上，再“於逐段長闊步數下各計定頃畝”即據各段田土邊長步數計算其“頃畝”，並由官府募人加以驗算，寫造“莊帳”。值得注意的是，詔書特别强調，在“均税”過程中“若絲綿紬絹之類，不以桑柘有無，止以田畝爲定”，可見方田造帳，不僅針對田土地段，還須統計樹木等雜産，只是後者不繫税額，不再作爲兩税徵收對象。這進一步證明，方田造帳乃是針對户下以田土爲主資産的全面調查。上述資産調查，應在四十日内完成，各方須以此爲基礎製作整個方的“方帳”（熙寧七年四月後停罷）。各項工作完成後，書算人核算、編製的草帳、莊帳等文書，須一並公示方户 。由此觀之，最終的信息載體爲“莊帳”與“方帳”。根據前文對“莊帳”内容的考察，此處宋朝政府應借用了此類文書形式，以登録方内人户名下各段田土四至、頃畝、色號等信息；而未被納入“方田均税”四類文書的“草帳”，當非正式帳籍，而是核算莊帳頃畝依據的稿本。

至於“方田”後的“均税”環節，其目的不僅爲均定各等田畝税額，更在於將各户名下税額與其實際所有田畝數量、等次挂鈎，以使田賦負擔合理化。“均税”主要包括兩部分内容。其一，各縣方田官“以地之等均定税數”。熙寧七年三月前，方田官由本縣令、佐充任，此後京東十七州改選專官，“各分定專管勾方田”。方田官先依據帳籍文書，統計田土“色號”類型、數量，確定本縣田地等次，所謂“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號，别其陂原、平澤、赤淤、黑壚之類凡幾色”；進而“分地計量”，“躬驗逐等地色”，依土質類型、肥瘠水平將本縣各段田土分爲五等；在此基礎上，再以“縣租額税數”攤入田畝，確定五等田畝各自税額。其二，方田官負責釐清本縣税户名下田土、核算該户税額，歸並詭名子户，明確荒地屬户。整個“均税”工作，應在“方田”次年三月前結束，並將各户税額“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公示結束之時，正值夏税徵納之際。官府將“莊帳”及“户帖”連爲“地符”，給付人户。“方田—均税”至此告一段落。在這一過程中，“莊帳”作爲地符的一部分，是“方田—均税”成果最重要的載體，其中所載的田畝地段位置與歸户信息，正可與記録户下田畝、税額的“户帖”相勘驗，故一並給予税户以爲資産及納税憑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