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从荷兰大使岗位上卸任5年的华黎明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聘为特约研究员，也开始了他和网民们“互动”的后外交生涯。2015年，记者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的年度外交形势回顾与展望会上，再次见到华黎明大使，他的言辞依然犀利但理性。

2002年，记者在国际部工作时，曾和部主任前往北京向一批资深外交官约稿，华黎明大使就是一位，但凡伊朗和中东问题，他是不二的受访嘉宾，谁又有他1970年代就见过巴列维国王，1991年至1995年担任驻伊朗大使的完整经历呢？

此前，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节目里，他以《崛起中大国的国际战略》做了主题演讲和互动。第一线的经历让他有了说中国故事的权重，也显示出和温铁军、陈平、郑若麟、金灿荣前几位嘉宾不同的风格。华黎明大使再次重申了作为中国外交官的职责：把军队推到第一线是外交官的失责，外交官的关键是广交朋友。

1

“我在荷兰商企界很受追捧，但是到外交部，常常受到人权、台湾、西藏等的问题的刁难。”

这位带着阿联酋总统授予的一级独立勋章的外交官，开首便点出自己曾在国际上“挨骂”的处境。

借用有人为中国现代史所编的生动归纳“挨打挨饿挨骂”，华黎明称，自己出生在抗战时被日本占领的上海，经历了“挨打”，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挨饿”，然而当了外交官，却又“挨骂”。“这是因为中国崛起了，西方有着矛盾的心理。” 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他从1991年开始担任过十年大使，分别驻伊朗、阿联酋和荷兰。

有数学概念的人都会感叹，198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才2000亿，到了2014年增加了34倍，进出口贸易增加了114倍，外汇储备增加了30000倍。在华黎明看来，中国崛起无非两个原因。内部原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焕发了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潜能。外部原因是，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导致了资金、商品、技术在全世界自由流动，给960万平方公里上的13亿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

中国崛起的速度与能量

中国崛起不仅是民族的千秋伟业，也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一份厚礼，华黎明分析，不仅有巨大的脱贫人口来自中国，而且在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时，唯有中国这个强大的经济体带领世界从危机中复苏。

2

然而，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既欢迎也焦虑。华黎明称为“中国的崛起遭遇了悖论。” 以中美关系为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债务国。2016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之间每年的人员往来，已经超过510万人次。依存度很高，但又存在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打破几百年来以西方国家为世界中心的利益格局。而自英国工业革命500年以来，世界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包括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华黎明举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说过，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中国在赶超的脚步声。”而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败选的希拉里曾经说过，“我不愿意让我的孙辈，生活在由中国制定游戏规则的世界里。”

另一方面更深层次，“中国的发展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华黎明分析，1991年苏联解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终结了，但是中国当下的繁荣对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中国崛起为何遭遇悖论？在华黎明看来，一方面是现实利益，从国家逻辑基础上，是对抗冲突、零和博弈的关系；但从市场经济基础上看，是合作共赢、正和博弈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双重基础，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复杂和矛盾。

另一方面，从西方人的历史观看来，“国强必霸”。远有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近有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美国、苏联。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怎能例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

华黎明也试图寻找西方人的哲理根基，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德国和日本就曾经这样。反观德国和日本国家的历史，华黎明认为，是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一面镜子，不能重走老路。

3

同样的反思也发生在同是77岁的西方人身上。居住在英国伦敦的记者兼制片人约翰·皮尔格，这位两次荣获英国最高媒体奖的作家亲自在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中出镜、解说，皮尔格以强烈批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著名。

《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纪录片中的场景截图，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的围堵形势一目了然

据参考消息网25日报道，英国电视台播放的这部纪录片，在英国民众中引发激烈讨论，也让万里之外的中国网民热议不已——中美之间真的会开战吗？

皮尔格从对美国外交军事战略批判的角度，指责了“美帝”开发核武器的“阴暗历史”，即便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政府，“仍然投资千万亿美元加强核武器，在亚太建设一系列包围中国的军事基地。”

纪录片提示人们，过去一年来朝核试验和导弹试射加强，“萨德”部署在韩国争议不息，南海风云备受聚焦，东亚安全局势波诡云谲，皮尔格指责美国的外交政策制造“中国威胁论”，并警告核战争可能在擦枪走火的形势下爆发。

皮尔格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中国已经是美国债务25%的持有方，虽然美国军力是中国军力的数倍，但不要忘了，这位走过半个世纪的记者强调“中国也是核大国，也有致命的核打击能力。”

对此，采访的英国媒体回顾了中美外交关系史，它们提示读者，“1949年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友谊，抗日战争时还有美军驻延安小组，为日后的尼克松和毛泽东开启美中关系正常化留下历史伏笔。”

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知名战地记者和电视、电影导演，以强烈批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闻名，其认为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帝国主义驱使

这篇英媒报道最后由纪录片说开去，它反问，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乃至战略利益密切相关，乃至有了G2之说，但是，关键问题是，在所谓“民粹主义”蔓延世界各国的今天，各国领导人如何说服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去保持和服从理性的政策选择呢？

4

这是一则西方人和西方舆论的反思和追问，在每个国家不同时段都会遇到这类不理性的民族主义膨胀或民粹主义裹挟，作为资深外交官，华黎明不仅在国外遭遇中国崛起悖论的“骂声”，在国内，也遭遇国内网民不解的“骂声”。对此，华黎明在《中国正在说》节目里与在场的90后就中国的外交的软和硬交心而谈。

华黎明对这样一个老问题作了如下分析：“一个国家的外交，它的实力和权利是相对应的，外交不能干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看到的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华黎明看来，从硬件而言，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不公正、不平等，包括空气、水源、土地的污染；从软实力来看，建设法治社会，国民素质的诚信、友善，还相差很远。“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依然落后，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

2016年12月26日，北京，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右）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博特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华黎明强调，衡量中国的外交标准关键不是看硬还是软，中国的外交是否成功，关键是要看是不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这样才有机会集中精力来发展自己。

这位1960年代后就曾驻阿富汗使馆的资深外交官感慨：骂人最容易，把谈判搞砸了，搞坏了，最后把我们的军队推到第一线，这是外交官的失职。我们不能轻易言战，战争如果在2年3年5年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这些事情都要未雨绸缪。外交官最难做的事是广交朋友，尤其是化敌为友、化险为夷。

最后他发自肺腑地说：营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不让中国的发展被阻断，这是我们外交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情。“时间对中国很重要，给中国一点时间，真的很重要。”

5

基于这样的论点，华黎明在互动时和嘉宾、听众就热点和敏感问题进行了交流。首先是中日关系。

华黎明先讲述了一个上世纪的故事。

1997年，华黎明在阿联酋担任大使期间，亚洲杯足球赛在阿联酋举行。其中有一场比赛是中国队对日本队，现场有几百个中国球迷。比赛开始时，他们喊的口号是：中国队加油。但临近结束这个口号就变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华黎明深受震撼，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变成了年青一代、甚至是两国运动员之间的仇恨。“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中国华民族的崛起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报仇雪恨吗？”这位挨过日本人打的外交官追问，“因为我过去受到了侵略，受到了屠杀，受到了屈辱，所以等我强大起来我就要报仇。德国在一战之后不就是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吗？”

因此，互动环节有人问如何处理安倍右翼政策治下的中日关系时，华黎明觉得安倍推行的政策目标不是针对中国，他的目标是把中国的威胁无限扩大，最后为他的修宪铺路。中日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国能够走近，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如有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都是好事情。华黎明接着说了极为精辟的一句话：“我们要着眼于日本人民，因为安倍迟早要走，日本人民在日本这个国家会永存下去。”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评论员姜平提问，如何处理安倍右翼政策治下的中日关系

继而也是常常被问到的鹰派和鸽派之说，此前在已故外交官吴建民和少将罗援（均为文汇讲堂嘉宾）之间展开过对话和交锋。在网络上相传甚广。在节目播出中，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现在网络上有种说法：把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派称作‘鹰派’，把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一派称作‘鸽派’。中国外交官大多是‘鸽派’，总是想退让，您是否同意？”

华黎明态度鲜明，“我很不赞成‘鸽派’和‘鹰派’这个说法。”

他追根朔源指出，这个说法是西方媒体发明出来的，因为西方国家大多数存在很多利益集团，有一部分利益集团主张要发动战争，另一派支持和平，所以他们有“鸽派”和“鹰派”之争。相比较，由于在中国，国防和外交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统一的目标，即要维护中国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不被阻断。

就个人而言，华黎明坦诚，他主张中国军队要有世界一流的力量，要战之能胜，特别是有可信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但又主张不能轻易而战，要广交朋友，让世界更多地理解中国。华黎明反问现场听众，“你说我是鹰派还是鸽派？”他笑言，我是“中华民族派”。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

在外交战线四十多年，华黎明宠辱不惊，而这样的种子是新中国几代外交家的熏陶下所成，就个人经历而言，他曾是周恩来总理第一位波斯语的翻译，多次和周总理零距离接触，华黎明回忆，最后一次是1975年5月12日，伊朗客人盛邀访问伊朗，总理只是说了一句：我看来是不行了，只有在座的年轻人去了。半年后，周恩来总理因病离世。“他的睿智、品德，战略眼光、看待世界的角度都是我们今天外交官的榜样。”

华黎明因此也告诫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听众，中国外交的误区是“不要把外界发生的事情都认为是中国不利的、敌对的。”他认为，中国人或需要要“脱敏”，有很多事情未必一定针对中国，比如印度和日本军演，或印度总理访问日本。对于未来的世界局势，他认为在“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中国的机遇多于挑战，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这也是这位在国内外“挨骂”的资深外交官的后外交生涯依然执着所在——改变舆论的认识，引导理性成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