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径都是由偶然性的节点促成的。陈老师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从大学时期学的是历史，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他们这一代没有收到太多国学熏陶，对传统没有太多想法，比较拥抱现实、想象未来，读书期间发展了自身的影视文化爱好，带一些哲学思辨，这是当时让贫困的中国人从想象中摆脱出来的有效方式。在本科毕业之际考虑到，这种思辨的文本如果没有一种实践的形态，恐怕难以说服人。因此想起列宁主义的一个信条：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那时刚刚读到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知道通过机械复制放大的文本。于是就想要去考电影学院。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读摄影史论等，本来想要做导演，但觉得最基础的应该从影像入手，但进入圈层后发现那种娱乐性和江湖性与想象还是有一定距离。在那时，国家组织公派生，学什么成为难题。尽管当时法国的电影理论是最高端的，但一个理论发展到最高端也就意味着衰落的开始；其次符号学，以精神分析为主，精致的学院派，对未来的中国不代表一种需求；那时中国进入大众传媒时代，电视已很引人注目，但中国真正进入一个媒体狂欢时代，陈老师划定为1992-2012年，整个媒体行业资产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也促进了这个学科在中国的爆炸式扩张。于是前往法国阿尔卑斯大学学习大众传播学，这是一种偶然。
今天再回过头思考，传播学在美国起家，为什么在欧洲没有形成和美国一样的态势，也许和国情密不可分。在美国这样幅员广大、多民族混合的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民族国家的象征认同，以及走出孤立主义之后要承担的历史使命，使社会整合需要传播学的加持，这个学科氤氲而生，从社会治理、社会秩序建设、社会理性等方面加入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成分，成了传播学。这种实用逻辑在今天的美国依然成功，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健康传播、政治传播等，一个是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科技与信息问题，一个是解决社会团体、政治组织的信任问题，而且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而欧洲不然，像法国，从涂尔干社会学之后形成的几大流派，比如研究方法论的雷蒙·布东，研究社会批判、反思逻辑的布迪厄，研究社会行动、后工业社会的丹尼尔·贝尔，还有研究官僚行政制度、企业管理制度的克罗齐，形成的这几大流派几乎都有世界性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法国的主要特色，基于一种左派文化对共和理性的再推进，把共和国家公共服务的文化政策怎么样继续向前推的诉求所提出的。他们形成的主要贡献就是对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改造和创新，这也是欧盟的共和文化、公共文化的形态。在英国有苏格兰启蒙学派所带来的市场理性，始终在相信产权自由的竞争机制和相信工团主义的社会保障的两种思潮之间挣扎，英国有强大的工人运动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英国的传播学研究只能以文化研究为主，来实现对阶级身份的文化认同，在撒切尔主义的推动下，促进了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其他欧盟国家都没有形成需要传播学去解决大问题的空间。
去摸索一个世界性，也是地方性的文化经验时，怎样还原到本土。探索把一种理论变成本土性的推理，这也是中国上百年来模仿、学习西方的重复。学习伊始，新接触的理论与原先文艺青年形态的艺术想象状态的知识储备有较大的距离。同时基于那时中国还没有互联网，还是基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框架讨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