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投资者，一定要顺应大势，所谓牛市多赚钱，熊市多看书，千万不要逆势而为。
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在大家都负收益的时候，只有你一直正收益，不仅跑赢绝对收益，而且能跑赢相对收益。毕竟自己连再来一瓶的运气都没有。
首先，什么是历史垃圾时间？
经济学
家米塞斯论述：简而言之，就是当某段历史违背了经济规律，而个体又难以扭转局面，整体趋势看似注定失败的时刻。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会目睹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企业倒闭、金融危机、信誉崩塌等。
这些事件就像是一幕幕大戏，让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样的形势，经济学家米塞斯提出了一个观点：
在这个特殊时期，智者的最佳策略是“躺平、看戏、等待”。
那可以对应到我们熟知的历史的什么时期呢？
例如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以后经济停滞的三十年。
例如美国1970年到1982年的大停滞时期。
当时
美国共经历了 4 次经济危机（按照NBER 的统计资料，经济谷底分别为1970 年11 月，1975 年3 月，1980 年7 月，1982 年11 月）。这几次经济危机期间，在生产下降和失业率猛增的同时，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普遍大幅度上涨，成为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独特经济现象，后来学术界有个名词形容它，叫做“滞胀”。
例如苏联1979年到1989年，甚至于持续到现在的俄罗斯。
这一时期苏联充满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经济动荡和不稳定、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广泛的情感和心理困惑。在这一时期，苏联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逐渐走向解体的边缘，民众的日常生活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无奈。
又或者是中国的晚清时期，看到知乎是有个回答，搬运上来给大家看看。
其实很多时候你连熬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时间并不跟你站在一块。
但一定要保持对个人的乐观与对时代的谨慎。
本文先讲讲日本政府如何应对垃圾时间，日本好企业选择怎么度过垃圾时间，再讲讲如果你是当时的普通日本人应该怎么做。
回顾日本政府从1991年以来的政策，会发现日本陷入到政策的怪圈了。
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资产价格迅速提升，催生了大量泡沫。
在 1986-1989 四年间，土地和股市增值部分达到 1751 万亿日元，
相当于这四年日本 GDP 总和的 118%。除 1988 年之外，其余三年的资产增值均超过当年的名义 GDP，这四年资产增值分别为当年 GDP 的 116%、140%、90%和 126%。
观察泡沫峰值的1989 年，股市、地产市值增值部分占比达到当年 GDP 的 47.5%、
78.4%。
日本经济进入了非理性繁荣阶段。
而后1990年代泡沫破灭。
日本经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衰退与低景气复苏的停滞状态之中，1991-2012 年名义 GDP 平均增速仅为
0.48%，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期间，通胀率迅速下滑，大多年份处于零左右，
甚至在 1998-2013 经历了长达十五年通货紧缩时期。与此同时，企业生产和效益下
滑，失业率迅速上行。国内私人投资消费意愿不强，居民储蓄率持续偏高。
泡沫的破灭也跟日本一系列紧缩政策脱不开干系。
当时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在 1989 年 10 月到 1990 年 8 月间连续四次上调官方贴现率至 6%。
大藏省对房地产的急剧转向政策也成为房地产市场迅速转向的导火索。
1990 年 3 月，大藏省发布《关于限制与土地相关的
融资》的通知，收紧对房地产贷款监管。控制日本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总量增长率低于整体贷款增长率。
这些政策刺破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日本在应对泡沫破灭时出台政策缓慢，各政策之间有时候出现合成谬误，效果不加。
房价、股价高企时，贫富差距加大，很多无房者望房兴叹，起初民意是对紧缩政策十分欢迎的。日本政府也受到了民意的裹挟，认为泡沫破灭至少是顺应民意的，导致日本政府出台救市政策十分缓慢。
但是泡沫破裂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让大家始料未及。资产价格大幅下降，由于银行持有大量的住房等实物抵押贷款，这部分造成金融系统坏账率攀升，对日本经济形成了掣肘。
实体经济的预期也有严重影响。由于资产价格预期不稳，对经济总需求下降，
产能相对过剩，体现为设备产能利用率下降，劳动者面临失业。这种过剩状态的出清相当漫长，持续拖累日本经济。
在股价、房价连续下跌18个月后
，日本央行才开始缓慢降息，降息的幅度小与时间十分漫长。从1991年7月到
1993 年 9 月，经历六次降息之后，利率下调至 1.75%的低点。1995 年 4 月、9 月，日本央行分两次降息，将贴现率降至 0.5%。
这已经过去了四年。
财政政策也迟到且口惠而实不至。
经济对策宣传的是1992-1994 年的四项对策总事业规模高达 45.4 万亿日元，看似政府投入大。但是，这些方案不仅包括追加预算，也会包括已经列入原来预算的某些财政资源，但只有前者是真正的追加资金。
财政投资效率低。1990 年代，日本大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以及出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日本政府将财政资源由核心都市圈投向地方圈倾斜。农林水产省将巨额公共投资投入到人口较少的农村或偏远地区。而且这些公共投资更多投向基础设施等偏生产性领域，投往偏远地区意味着很难带动当地消费和投资。
到了1996年，日本经济有过短暂回暖期，新任政府开始提高消费税，打断了经济恢复进程。1997年外部风险突显，亚洲金融危机来袭，整体经济出现衰退与通缩。
1996年年初组阁的桥本政府，为了应对遗留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问题，提出了“六大改革方针”，特别强调改革财政结构。转变了此前重视短期需求效应的政策目标，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增加税收的方式追求非凯恩斯效果，提高公共投资效率，以期实现财政重建与景气恢复的双重目标。
但当时日本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打断了日本经济自发恢复的过程。后续发现经济不行，再次紧急转向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日本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居民担忧当前还会继续加税，或者是未来要加税，消费变得更加谨慎。
亚洲金融危机狠狠冲击日本金融体系。
日本三洋证券破产，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山一证券停止营业，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也先后破产。大型金融机构接连破产，导致日本金融市场信用急剧收缩，整个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日本二战之后奉行“主银行制度”，主银行不仅给企业提供最多的信贷，同时也是企业股东之一。企业和银行形成综合交易关系，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是互利共赢的，但其弊端在 90 年代经济放缓之后逐渐显现。在企业出现亏损时，银行通过追加贷款等方式来提供救济，以防止企业倒闭给银行带来损失，但这时企业依靠银行持续“输血”才能存活，实质上形成“僵尸企业”。
在处置银行坏账时，
大藏省奉行“护送舰队”模式，对银行业采取“尽量保全”的态度，要求一旦某银行经营情况恶化，其他银行需要进行救助，打造出“银行永远不会倒闭”的神话。相对弱小的金融机构受到保护，但牺牲了健全银行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也弱化了银行的风险意识，不良债权规模并不会因为救助、合并而减少，风险向大银行集中。
到了这个时候，内忧外患交织，才让日本政府真正认识到一定要救经济。
只是内阁更迭频繁，政策连续性很差。
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因让日本政府被迫进行金融改革，不过只是注资，并没有处理相应的僵尸银行。
日本央行也在零利率、量化宽松与加息中横跳。
每次政策好的时候，经济是复苏的，政策不佳的时候，经济是衰退的。
2001-2007年年均GDP增速为1.7%，价格方面继续通缩。到了2008-2012年年均GDP增速为-0.3%，继续通缩。
此时08年金融危机与日本超负荷的养老负担对日本经济形成了进一步挤压。
日本政府并没有在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逐渐严重、社保负担大幅增加之前，实行有力财政扩张将经济提振起来，从而使得后续财政政策在社保等刚性支出的挤兑下，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开支相对不足，限制了日本潜在增长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