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法院，感谢你们为我们讨回了辛苦钱！”

在这些案件中，农民工鹿大叔、史大叔、王女士、王先生、刘女士和郭先生分别诉称，其由工头崔某介绍到某工地担任油工，完工后一直未收到报酬。作为农民工为了生计到北京打工，主张的是辛苦钱、血汗钱，没想到各被告之间相互推诿，迫使其不得不四处奔波，故诉至海淀法院，要求崔某和劳务公司支付拖欠的劳务费7350元至24700元不等。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人为查明案涉工程法律关系，将工程的总承包人、劳务分包公司、各违法转包分包人追加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经查，案涉工程劳务部分经多次违法转包，各被告均未举证证明转承包人以及包工头具有承包工程的相应资质。

被告总包方城建某公司、劳务公司、鲜某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且上下游各方之间均已结清劳务费，故不应再承担赔付义务。被告祝某辩称，鲜某已向其结清劳务费，但是崔某与其之间存在工程款争议已经法院判决，其中包含六原告的劳务费。崔某辩称，认可六原告系其手下带的油工及主张的欠付金额，其与鲜某之间的工程款未执行到位。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劳务费一节，崔某出具的《代发工资承诺书》中记载了工人姓名、工种、工资，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根据行业的工作性质和常理，此种用工模式下以口头约定为主，工时、工量记载较为随意均属于常态，案涉工程经过次分包转包，故各被告虽表示对用工情况不知情，但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法院采信了原告的主张，六名原告受雇于崔某提供劳务。崔某应按照其出具的《代发工资承诺书》，履行支付欠付的劳务费的义务。

关于其他被告责任一节，法院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严禁将劳务工程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备资质的组织或个人，若存在拖付农民工薪资的情况，发包方、分包方应直接支付所欠薪资，总包方亦负有先行清偿的义务。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城建某公司系项目总承包方，劳务公司为劳务作业分包方，其将劳务作业转包给鲜某，鲜某与祝某、祝某与崔某之间系建设施工领域内的连环层层分包，因此无论各方之间是否结清工程款，城建某公司、劳务公司、鲜某、祝某均应对于崔某欠付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最终，法院作出六份判决书，判决城建某公司、劳务公司、鲜某、祝某以及崔某共同支付劳务费7350元至24700元不等。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被告鲜某依据生效判决向六原告自动履行拖欠款项。

农民工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保障其劳动报酬权益，关乎千万家庭冷暖，也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近年来，国家制定出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规，为妥善解决此类劳务纠纷提供有力保障。

一、违法分包转包情形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总包方、违法分包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故国家对于建设相关主体的资质资格有严格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三款、《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四条之规定，禁止将建设工程非法分包、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相关规定，劳务分包企业，将劳务发包、分包或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当该单位或个人拖欠农民工薪资时，劳务分包企业负有直接清偿工资的义务。上述责任的承担不以各主体之间结清款项为免责事由。同时，为了更大限度保护农民工利益，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总承包方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上述单位清偿后，可以依法进行追偿。

通过上述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知，若不具备资质的用工单位或个人拖欠农民工薪资的，对违法分包转包存在过错的总承包方、分包方均具有清偿责任。本案中，各被告之间系建设施工领域内的连环层层分包，劳务公司往下涉及多层违法分包，因此无论各方之间是否结清工程款，其他被告均应对于工头崔某欠付的劳务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依托支持起诉制度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农民工在证据保留意识等方面往往较为薄弱，检察院依托该制度为其提供起诉支持，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获知农民工诉讼需求后亦可依托该制度，与检察院协同联动，共同释放司法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