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龙：耕耘两宋自成体系 高屋建瓴推陈出新——著名宋史学家朱瑞熙传｜202412-85（总第2937期）

感谢赵龙老师赐稿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编:《师道永恒——上海师范大学名师列传（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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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两宋自成体系 高屋建瓴推陈出新

——著名宋史学家朱瑞熙传

文  /  赵 龙

上海师范大学

1937年8月，朱瑞熙出生于上海嘉定的一户粮商之家。青少年时期的朱瑞熙没有经历过叛逆期的挣扎，也没有陷入早恋的漩涡，相反，他的生活被如痴如醉的读书所填满。在高中时代，他的生活轨迹几乎固定在西大街 15号的家和北大街上的嘉定第一中学之间。嘉定第一中学是一所师资雄厚、学风优良的名校。每天清晨，当寄宿生们开始晨读时，作为走读生的朱瑞熙也开始了他的晨读之旅。他利用步行到学校的 20 分钟时间，大声背诵着课本。他那朗朗的读书声和着清晨鸟儿的鸣叫声回荡街头。

朱瑞熙对书籍的热爱也源于他的家庭环境。他的父亲是一个热爱读书、藏书的人，姑母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他们的熏陶下，朱瑞熙自小就对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历史方面的书籍情有独钟。他熟读《精忠岳传》，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了如指掌，还喜欢收集各种古书、旧书、信札、古钱等“破烂”，这些爱好为他日后从事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1956年，朱瑞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嘉定隶属于江苏省，朱瑞熙回忆说，高考是到苏州去考的，那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所在的嘉定第一中学在升学建议中曾写道：“该生对美术有特殊爱好，读美术最适当，读外语亦可。”这缘于他在校时，曾跟随朱育和先生专攻过绘画。然而，尽管朱瑞熙最初有意向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命运却将他引领至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殿堂。

那时的大学生活远非轻松惬意，政治运动占据了学生们一半的时间，而  真正的学习只能依靠自己见缝插针。朱瑞熙沉浸在图书馆，日复一日地认真看书，深入研究《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重要文献史料，如醉如痴。当暑假来临，他却毅然选择留在寂静的校园，独享图书馆的宁静时光。对他来说，与书为伴的清净，才是他心中最好的时光。正是这段孜孜不倦的读书经历，为朱瑞熙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学基础，同时也激发了他对学术研究的无限热爱。此外，朱瑞熙还有幸被安排到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参与了新《辞海》条目的编纂工作以及中国历史地图的精心绘制。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等基本研究方法。得益于这段宝贵的经历，朱瑞熙甚至获免了本科毕业论文的撰写。这些经历都为他攀登学术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61年 7月，朱瑞熙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四川大学工作，9 月即报考四川大学研究生，有幸成为蒙文通先生的两位关门弟子之一。50 年后，朱瑞熙依然清晰地记得在蒙文通先生家中听课的情景。那时，体格健壮、美髯垂胸的蒙文通已年近七旬，他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授课，形象深邃而威严。蒙文通先生对中国宋史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国内第一个开设宋史课程的学者，对中国宋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文通先生不仅精通宋史，还  涉猎经学、古地理学、佛学、道教等多个领域。他的博学多识为朱瑞熙树立  起了人生榜样。有时，蒙文通先生会前往成都西南的一座寺庙，与方丈探讨佛学。他还热爱川剧，能唱出清脆悦耳的川剧清音，甚至会写诗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在蒙文通的悉心指导下，朱瑞熙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钻研学术。他的  用功和努力也成为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楷模。对此，张邦炜先生曾回忆说朱瑞熙教他做卡片，“从那时起，瑞熙兄便以勤于积累，擅长做卡片闻名” 张邦炜：《无私无畏的益友：恭贺朱瑞熙教授八十大寿》，《澎湃新闻》2017年7月11日。 。正是在这一时期，朱瑞熙开始敏锐地发现现代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偏颇。他勇于探索，敢于质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他的文章开始频繁地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历史教学》等知名报刊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64 年 7月，朱瑞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宋代的佃客（论宋代农村各阶级之一）》写作完成。蒙文通先生对该文的评价是：

作者收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工作，不仅对宋代佃客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而且还对各种类型的佃客— “自由”佃客、 佃客、佃仆—以及全国各地区的不平衡情况都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前人未曾论及的问题与材料，考证详明，对宋史研究是有一定贡献的。其论地主殴死佃客的减刑新制为熙宁初年事在熙宁六年前，尤为精审。其论保甲法为地主阶级军事组织控制佃农的制度，实大有助于对我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其论佃农在历次农民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及原因，也足补近日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具体分析不够的缺点。

1965年5月，朱瑞熙因优异的成绩被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范文澜先生所看重，成为范文澜先生的得力助手。1968年，茅盾先生委托女儿找到范文澜先生，表达了他希望《中国通史》编写工作能够继续下去的愿望。此前，《中国通史》已经成功出版了四册，但由于“十年动乱年代”的来临，编写工作被迫搁浅。而第五册的内容正是宋史，朱瑞熙作为助手，负责为范文澜先生查阅和准备各种相关资料。

然而两年后，包括朱瑞熙在内的编写组的不少成员被下放到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的“五七干校”劳动。尽管身处困境，但朱瑞熙并未放弃学术研究。劳动之余，他坚持阅读史籍、抄录资料卡片，不断积累知识。直到1972年10月，他才得以再次回到研究所。但遗憾的是，此时范文澜先生已经去世。不过，《中国通史》编写组在蔡美彪先生的领导下继续工作，朱瑞熙也积极参与了《中国通史》第五、六、七册的编写工作。1978年，《中国通史》第五册终于出版。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印刷量累计达到上百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

此后，朱瑞熙陆续参与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中国大百科全  书·辽宋西夏金史》的编写工作，是主要的编写和审稿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后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抽出，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其他断代的中国史部分汇为一编，单独题为《中国历史概说》出版，“代表了中国史学界迄止于 80 年代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王瑞来：《静如平湖，崇若高山—〈朱瑞熙文集〉出版寄语》，《文汇学人》2020年5月9日。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是一部融汇了众多宋史学者心血的巨著。在这部辞典中，朱瑞熙主要负责编写宋代选举、科举、学校等相关条目。由于当时学术界对宋代选举制度的研究尚显薄弱，可资参考的研究材料寥寥无几，朱瑞熙不得不从最基础的材料阅读入手，逐步构建起这一领域的知识体系。为了确保条目的准确和深度，朱瑞熙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不仅对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性研究，还广泛涉猎了与宋代官制、铨选、科举、学校、法制等方面制度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这一阶段深入扎实的探索，为他后来在这些领域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数年的辛勤耕耘，这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终于在 1984 年年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权威的工具书，也展示了朱瑞熙等宋史学者在宋代制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

在宋史研究领域，朱瑞熙的研究兴趣最初主要集中在经济史方面。然而，随着《中国通史》编写工作的展开，他开始系统地探究宋代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以及经济史，这使得他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同时，他也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更为准确、恰当地评价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隆  重成立。当时，这一盛会吸引了60多位在宋史领域颇具声望的专家学者，他  们不仅积极参与了会议讨论，还提交了各自精心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在会后经过精心整理，被汇编成《宋史研究论文集》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篇幅较长、内容丰富的论文，编辑团队决定不收入论文集中，而是为它们另行出版专书。朱瑞熙提交给会议的长篇论文《试论宋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正是其中之一。这篇论文凭借其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在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中州书画社的邀请和支持下，他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使其内容更加丰富、论证更加严密。最终，在1983年，这篇论文经过完善以《宋代社会研究》为名出版。这也是朱瑞熙个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它的问世无疑为宋史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

在此之前，国内学术研究百废待兴，宋史研究领域尤为不景气，研究水  平亟待提升，宋史研究方面的专著亦是鲜见。邓广铭先生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致开幕词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状况来看，宋史研究是相对滞后的。” 李华瑞：《四代学人深耕宋史七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11日。 他进而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加大研究力度，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以追赶国内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争取在国际宋史研究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即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尽管全书篇幅不大，仅有12.7万字，但它却是 “文化大革命”后首部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全方位、系统地探讨宋代社会的专著。该书的特点在于其涵盖了宋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全书共十章，从宋代的社会经济、社会阶级结构、土地占有制度、租佃制度，到政治和军事制度、教育制度、封建家族组织、妇女的社会地位，再到理学和哲学以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书中一系列具有独创的见解，“是作者在深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特殊的运动规律，特别是深入研究宋代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 陆平：《宋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宋代社会研究〉评介》，《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第120页。 ,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当时宋史相关研究的空白，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到邓广铭先生的好评。王曾瑜先生也认为：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撮要性地论述了从社会经济、家族到理学、哲学等10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地位的见解。朱瑞熙是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涉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对不少人们不经意的课题，他都有独到成果或知识积累，这是他的一大特长。在社会风俗方面，他就宋代的牙刷、押字、挂面、米面、南北食差别等，都发表了专文 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 4 期，第151页。 。

至今，这本书仍是我国台湾地区清华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博招考的必读书目。

此书未涉及的赋役制度、职官制度、铨选制度、宗教迷信、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关系以及科学技术等问题，在他后来的研究中都作了补充探索。例如，在杨渭生等合著的《两宋文化史研究》一书中，朱瑞熙对宋代的军事、礼制与宗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了他对这些领域的独到见解。而对于生活风俗习惯这一话题，他在《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中也作了详尽的论述。《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与过往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相比，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研究范围和内容上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二是研究领域上的开拓性与创新性，三是研究思维上的整体性与动态性，是当时学界全面展示10—13世纪不同社会生活风貌的开创之作 陈国灿：《〈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1期，第31-32页。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瑞熙对宋代官制研究的贡献。宋代的官制因其复杂多变而著称，一直是宋史学者感到棘手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他迎难而上，在 20 世纪 80年代就对宋代官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以《官僚政治制度的产物—复杂多变的宋朝官制》为题，在《文史知识》上连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论文不仅涵盖了宋代官制的各个方面，包括官、差遣和职制度，选人、京朝官和使臣、诸司使等制度，权、行、守、试制度，以及爵、食封和食实封、结衔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官员品阶、恩荫、致仕、俸禄制度，附加性官衔、升迁、考课和荐举制度等，论述深入浅出，史料翔实，通俗易懂。尤其是对于当时刚刚踏入宋史领域的青年学者来说，无疑是一道重要的启蒙之光。此后，朱瑞熙的这一研究成果被收入杨志玖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制讲座》一书中，成为宋代官制研究的重要参考成果之一。虽然后来有学者对宋代官制作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朱瑞熙的这篇研究论文至今仍不失为宋代官制入门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

他对宋代官制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也因此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1979年9月，他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四年后，又晋升为副研究员，1987年9 月，晋升为研究员。这充分说明了朱瑞熙的论著在学界同仁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学术地位与影响力已然超越了同年代的其他学者。邓广铭先生在对朱瑞熙的“同行专家教授的鉴定意见”中评价到：

朱瑞熙在对宋代事实的研究方面，既能以宏观着眼，又能从微观的研究着手，能较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他在广泛细致地研读宋代史料 的基础上，力求对宋代事实具有贯通的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而再在此基础之上，精心研究一个个具体课题。他是我国宋史研究者中有突出成就的一位中年学者。我认为，理应把他提升为研究员。

在朱瑞熙的丰富学术成果中，其撰写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 （以下简称《宋代政治制度史》，其中第九章军事制度由张其凡先生执笔）堪  称一部扛鼎之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宋代政治制度史》共分为十章，涵盖了绪论、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 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立法和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财政  管理制度以及人事管理制度等宋代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朱瑞熙在绪论中明确指出，由于宋朝社会历史面貌与唐朝中叶以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更体现在质量上的部分变化。因此，宋朝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四大显著变化：一是确立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二是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定了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并通过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从而削弱了各级长官的权力；三是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将一些强制性措施改为经济性手段解决，例如在兵制方面采用了雇佣性质的募兵制度，使封建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四是宋朝官员彼此之间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五是宋朝建立了适合本朝需要的比较严密的中央决策系统以及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此书的核心旨在对宋朝历代皇帝制度、中央决策体制及政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探索。朱瑞熙以此为重心，详细叙述了各项政治制度，并着重阐述了这些制度的运营机制和特点。他探讨了中央决策机构和决策的依据、信息传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以及角色的特点与效应等。与以往的宋代政治制度史成果相比，此书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开拓，成为迄今为止学界唯一一部综合性的对宋代政治制度史进行全面系统探索的研究成果。

白钢先生在该书前言中高度评价道：“本卷在统揽宋代政治制度全貌的基础上，细针密缕，写出了各单项政治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揭示了宋代政治制度的特点。特别是结合人物、事件来写制度，基本上把制度写活了，真可谓曲尽其妙。显然这与作者都是‘升堂入室，究其阃奥’的宋史专家，既能席卷八荒，又能丘壑经纬的功力分不开的。”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前言》，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邓小南先生也指出：“所谓 ‘活’的制度史，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形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方面，《宋代政治制度史》对制度的规定、运行及其实效性的探讨是连贯相结合的，并非单一平面的叙述，因而写得十分成功。

例如，书中详细论述了宋朝如何吸取唐宗室与外戚干政的历史教训，制  定了严格的宗室与外戚约束制度。这些制度规定宋宗室与外戚不准干预朝政、不准执掌兵权、不许外戚与在朝执政大臣往来等，同时还通过台谏系统和封驳系统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以及惩处严重违法者等手段来确保这些制度的执行。宋朝统治者对外戚采取激励机制的同时又采取严格的约束机制，并使之初步程序化和法制化，从而有效地杜绝了宗室与外戚的干政。

又如宋朝对宦官的约束机制也是成功的。宋朝的宦官皆娶妻、妾组织家庭， 并不全部入宫居住，一些高级内侍是居住在宫外的深宅大第中。此外还与文、武官员一样实行俸禄制度，使宦官的管理制度完全官僚制度化。同时宋朝统治者吸取唐朝宦官弄权的惨痛教训，防微杜渐多方限制，使宋朝基本成为一个没有宦官祸害的朝代。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他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和事例，论述了宋代政治制度中这些约束机制的有效运行。

这部著作既注重揭示宋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又深入剖析各机构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既有宏阔的论述框架又有微观的洞察分析，可当之无愧地称为一部“活”的制度史。宋代实施“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国方针，通过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方法来加强皇权，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宋代政治制度。他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数十年的学术积累撰写了这部厚重的著作，将两宋三百多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清晰地呈现出来，并揭示了宋代政治制度运作机制形成的原因、制约因素和运作规律。苗书梅教授认为是书的突出贡献，“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以职官制度本身为研究对象、对官僚机构设置及其职能进行静态叙述的局面，运用较大篇幅对中央决策系统和政体运行机制，即政策法令的形成过程、政府机构的运作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把政治制度史写活了” 苗书梅：《〈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第31-32页。 。

《宋代政治制度史》堪称宋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瑰宝，它的问世极大地丰  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成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的权威之作，代表了中国  大陆在宋史研究方面的最前沿水平。尽管国际上也有日本学者梅原郁先生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可与之相媲美，但两者在研究范畴上存在一定差异，梅原郁的著作并未涵盖财政管理、军事、立法及司法制度等方面。当然，每位学者的研究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穷尽一个领域的所有问题。《宋代政治制度史》出版以来，尽管学界不断有新的相关研究成果涌现，为该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整体上，仍未能超越这部奠基之作的学术地位。

1983 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简称上师大古籍所）的成立，标志着该校在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首任所长、历史学家程应镠先生不仅致力于所内工作的推进，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发掘并引进了才华横溢的朱瑞熙。早在合作编写《历史大辞典》时，程应镠先生就对朱瑞熙撰写的条目赞赏有加，对其学识深表敬意。1984 年底，朱瑞熙正式成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的一员。

朱瑞熙在古籍所的工作中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前瞻性的学术视野。自 1986年夏天起，他担任古籍所所长，全面组织和领导所内的各项工作。他积极策划和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集体项目，其中最具前瞻性的莫过于他提出的使用电子化手段整理宋代笔记的设想。尽管当时的电脑硬件条件尚不成熟，但朱瑞熙已然着手储备相关人才，为这一设想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功启动了《全宋笔记》的整理工作，这一项目的成功与朱瑞熙早期的设想密不可分。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朱瑞熙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指导意见，使得整 理工作得以更加高效和完善。

除了在上海师大古籍所的行政工作外，朱瑞熙还积极投身于学术机构的恢复和建设中。1988年，他出任恢复建制的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一职，并带领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的几位教师共同完成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的标点工作。20世纪 90年代，他担任《传世藏书·集部》宋辽金元别集部分的主编，期间组织了多位中青年教师参与整理点校工作，对于提升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2年起，他开始主编二十五史系列专书辞典中的《宋史辞典》。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朱瑞熙克服了经费紧张、编撰人员不固定等重重困难，凭借坚定的毅力和卓越的学术素养，统一了体例和文字风格，修改条目，并亲自一字一句审读校样。他的颈椎病时常复发，但他不顾疼痛，坚持工作，最终将总字数将近一千万的文稿完整交付给山东教育出版社，这种敬业精神和学术追求令人由衷敬佩。

朱瑞熙的学术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他还积极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受邀前往我国港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与海外学者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美国哈佛大学也数次邀请朱瑞熙前往讲学，遗憾的是因故未能成行。20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他更是与日本学界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他的著作在日本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如东洋文库举办的宋史研究班，将其著作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研读书籍。2007年2月，朱瑞熙受邀访问日本，期间在东洋文库发表演讲、出席研究会并发言，与日本学者广泛互动，积极推动了中 日宋史学界的交流。此外，他多次受邀出席我国台湾地区的学术会议，参加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活动。2011年，朱瑞熙参加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点主办的“王德毅、朱瑞熙：海峡两岸宋史双峰报告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宋高宗与南宋建国》的学术报告。与台湾宋史座谈会召集人、台湾大学荣誉教授王德毅一起，共同交流海峡两岸在南宋史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数十年来，朱瑞熙身体力行，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为两岸的学术交流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瑞熙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和学术活动上，更体现在他对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和关怀上。他在上海师大古籍所指导的研究生都深受其影响，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更在人格和品德上得到了提升。他的学生戴建国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朱瑞熙在学界的影响力，海内外诸多著名学者如王曾瑜、包弼德、田浩、李弘祺、王德毅、黄宽重等都应邀来上海师范大学讲学。“与这些学者接触，耳濡目染，浓郁的学术交流氛围对我而言，不啻是个绝好的学习机会，我在这些与外界的交流活动中受益匪浅。这些都是朱老师无形中带给我的重要的学术资产” 戴建国：《往事琐忆》，戴建国、陈国灿编：《朱瑞熙教授八秩寿庆文集》，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年版，第340页。 。他对学生充满爱心，以鼓励的态度给学生更多的努力机会，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历届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受益于他的教诲和关怀。朱瑞熙以卓越的学术成就、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他将程应镠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上海师范大学传统优势学科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上海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地，享誉海内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经徐光烈先生介绍，朱瑞熙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94年3月至 2003年4月，担任民革上海师范大学直属支部主委。在中共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和民革上海市委领导下，朱瑞熙在支部工作中，团结同志，积极带头发挥民革集体力量，认真履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责。围  绕学校建设和发展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参与民主监督。例如学校的汽  车队和修理厂原本位于学校西部东门门内不远处，汽车的频繁进出，给进出  校门的师生带来极度不便，且占据了学校有限的优质空间资源。为此，朱瑞熙向学校提出搬迁汽车队建言，这一建言被学校采纳。这只是他诸多建言中的一例。他的建议常常直言不讳，坦率而具操作性。他对学校的学术建设、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提出过很好的建议。为此他与王邦佐校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朱瑞熙在长期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民革党派事业，为学校的发展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鉴于朱瑞熙在宋史研究上的巨大成就，1993年，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1999 年，他被评为上海师范大学优秀教授，2002 年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朱瑞熙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来探究绵延三百二十年的两宋历史。其研究成果由张剑光教授汇编为八卷本《朱瑞熙文集》。收录朱瑞熙的两种学术著作、一种论文集、两种辞典词典、六种合作著作、一种古籍选译以及多达一百八十五篇的各类文章。这些学术论著中，不乏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创之作，它们不仅填补了研究空白，更引领了新的学术方向。部分论著通过严谨的论证，成功地纠正了前人的成见和错误观点，为历史的真相正名。还有一些论著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拓展，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2023 年，朱瑞熙荣获了第十六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最高荣誉——“学术贡献奖”。这一殊荣不仅彰显了他在学术界的杰出地位，更是对他多年深耕宋史研究领域的肯定。众多同行推荐意见中，前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南教授称赞他为“中国宋史学界的杰出学者，海内外公认的一流史家”，认为朱瑞熙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其学术精神、学术道路与学术成就，展现出了“中国学派”的鲜明特色。葛兆光教授也对朱瑞熙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朱先生的研究自成一体，学术视野广阔，研究领域涵盖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特别指出，朱瑞熙对宋代资料的积累极为丰富全面，其研究考订精确入微，能够发掘出前人未曾触及的领域。他在宋代社会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多项研究都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了宋史研究的前沿水平，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前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也对朱瑞熙的学术贡献表示高度认可，认为朱瑞熙在宋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其高远的眼界、宽广的视野以及深入的探索。这些评价无一不是对朱瑞熙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朱瑞熙认为“做学问要贵成体系”，他的学术成果充分体现了这一治学理念。纵观朱瑞熙研究宋史的历程，“由经济史而入社会生活史，最终进入政治制度史。这三个领域皆繁难而博杂，令人望而生畏。一个学者把这三个领域中的一个细部作为课题，都可以成为毕生的研究事业。而朱先生在这三个领域都有丰硕的创获” 王瑞来：《静如平湖，崇若高山——<朱瑞熙文集>出版寄语》，《文汇学人》2020年5月9日。 。他对两宋历史的系统研究堪称精湛，对宋代历史地位的独到见解更是发人深省。他强调“研究宋史，既要能低下去研究历史的细节，也要能跳出来，把宋代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研究”。这种全面而客观的研究方法，不仅激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更引领了研究方向的新风潮。更为难得的是，他整理出版的众多宋代珍贵文献，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朱瑞熙的著作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被公认为是后人进入宋史研究领域的案头必备之作。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精神，将继续激励着后来的学者们不断探索和深化对宋代历史的理解。

附一：朱瑞熙简历年表

1937年8月

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

1944—1949年7月

江苏省嘉定县练西小学学习。

1949年9月—1956 年7月

江苏省嘉定县第一中学学习。

1956年9月—1961年7月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

1961年9月—1965年4月

四川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

1965年5月—1984年11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79年9月

晋升助理研究员。

1983年4月

晋升副研究员。

1984年12月

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6—1988年

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1987年8月

晋升研究员。

2001年9月

退休。

2002—2006年

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附二：朱瑞熙主要论著目录

1. 《中国通史》（第五册）（与蔡美彪、李瑚、卞孝萱等合作），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人民出版社 2009年重印，2015年修订再版。

2. 《中国通史》（第六册）（与蔡美彪、周清澍等合作），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人民出版社 2009年重印，2015年修订再版。

3. 《中国通史》（第七册）（与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合作），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人民出版社 2009 年重印，2015 年修订再版。

4. 《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后经少量删节，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 年再版。

5.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

6.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与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2018年重印；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7. 《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 《宋史研究》（与程郁合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朱瑞熙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二）古籍整理

（三）主编文集、辞书等

（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