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情感一向是比较复杂的。
我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近年有多部以中国命名的书籍问世，比如说许倬云教授的《说中国》，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和《何为中国》，还有我自己的这两本书《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
我们为什么要考古、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我觉得没必要做高大上的解答，首先就是要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我们的祖先在百八十年之前就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甚至痛苦的思考了。从民国开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整体颠覆了2000年以来我们深信不疑的三皇五帝的中国历史学话语系统。再往后，像胡适先生当时就说“东周以上无史”，整个中国历史陷于虚无，这对于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族群来说是一个剧痛。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国历史的真实一面在哪儿？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不是不读书，而是除了读书本上的书之外还要读“地书”，要寻找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
考古学从创立之初就不是所谓的“象牙塔”的学问，而是跟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要解答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根本问题的一门大学科。
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两大职业：
侦探，我们是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来企图复原历史的真实；第二个就翻译，我们通过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
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两大支柱，科学精神是当代学问的认知前提。
我们近代的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一百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失去了以前的高度自尊自信。
我们该怎么走？我们该怎么定位？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是必须有的一种朴素的思想，我们要建构国族认同。
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是百年以来中国学者纠结的地方，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国族认同建构在真实的——相对真实的、破解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结论见仁见智。
易中天先生说中华史只能到3700年，是实说还是胡说？
易中天先生编的《易中天中华史》，开宗明义地讲中华历史，一讲就是从3700年开始，3700年以前基本上无从谈起。
易中天说中华文明自3700年前始，是有道理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各类学者，都有资格来编、来谈、来写自己眼中的中国史，这没有问题。
易中天先生是吸纳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考古学者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成果，他应该是从最狭义的政治实体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
我们怎么看5000年文明史呢？
我们看问题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来看的。
我们说确认一个生命体，可以从婴儿呱呱坠地开始，但也可以从胚胎成形就开始，或者说应该是从精子和卵子碰撞的那一刻，这个生命体就诞生了。就看你怎么看，其实不矛盾。
狭义的讲3700年，但是它还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我们说“中国”这个概念，应该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来说。
其实，“中国”包括政治实体的，还有民族的、地域的、都城的概念，非常复杂。最初的“中国”是指都城，中央之城、中央之邦，它应该是唯一的、排他的，是绝对高出其他地方的。
把中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有意义吗？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所魂牵梦绕的中国，或者是一说起来就非常错综复杂的像地理的中国、政治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古代的中国、现代的中国，究竟该怎么看？
考古学往往是不擅长解决动因问题的，我们首先是观察到的是现象，即古代中国是怎么出现的怎么起源的。对于我们熟悉的广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版图。
我更愿意把它用地理的概念称作“东亚大陆”，因为在我所阐述的3000到5000年前是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的。
在东亚大陆板块里面，最初真正作为核心文化的一个实体，不管是叫广域王权国家，还是叫国上之国，只是产生在被我们称为中原的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里边。
最初的东亚大陆是满天星斗，为什么到最后只有中原这个地方崛起，后来奠定了中国诞生的基础呢？
这个黄色的虚线，它被称为“胡焕庸线”，即中国第一条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就是整个广袤的国土可以以这条线为界，从大兴安岭一直到西南山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