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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刚，1926年生，江苏江宁人。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大坝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本篇文章由沈崇刚于1991年9月创作，回忆了在1956年至1959年间，他作为三门峡工程局驻苏设计代表发生的故事。
1954年冬，我还在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写副博士论文的时候，一天下午系里通知，邀请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水工处总工程师柯洛略夫来系里作关于黄河规划的报告。我听了介绍，并提了些问题，就又忙我的论文去了。
1955年6月我的论文基本完成，这时系里副教授卡董姆斯基问我暑假还愿到哪里去实习，并建议我可到设计院工作两个月。以前的两个暑假，我曾分别到伏尔加河上的高尔基水电站和外高加索的明吉乔尔水电站施工现场实习过，见到了苏联大规模的水电建设，收获极大，所以觉得到设计院去实习倒也很有意思。
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当时位于市中心繁华区，楼下是祖国电影院，斜对面是马戏场。设计黄河三门峡大坝的水工二处，就在一个很大的大厅中。当时我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个大厅，后来苏联朋友悄悄告诉我说，革命前这座大厅原是个赌场，后来改成设计院，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厅。水工二处处长格鲁斯金热情接待了我，并且告诉我可以到各有关处去了解情况，还可参加一些计算工作，特别是初设中选坝的方案比较。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坝址原貌
水工二处是有14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小单位。其中有一半是女工程师和技术员，还有几位颇有经验的工程师，每人各有分工，例如在计算上很有些办法的拉金，就是大学毕业后专门进行力学计算的中年人，还有三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工程师。
苏联的工作时间很紧凑。早 9时上班到下午1 时，午饭后从2时到6时继续工作。因为休息时间太短，大多数人都自己带饭，也有一些人就在附近饭店里吃饭。饭店里面供饭特别慢。我们要完菜，总是催请他们快一点，就这样也还免不了迟到。
在实习阶段，我了解黄河有关资料，找过到中国参加黄河规划的专家交谈，对于黄河当时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格鲁斯金对我还比较满意，除了对我的学位论文表示有实际生产意义外，还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鉴定。
10月中旬，论文答辩后，得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已向我国正式提出要求，把我留在设计院工作一段时间。在正式参加工作前，可以先回国搜集资料。我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些大学实验室和科研单位后，于11月中旬回国。
在苏联学习4年，从个人经历看算不了多长，可是对刚解放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正蓬勃发展，治淮已取得很大成就，建成了许多水库。
征得水科院和部领导的批准，我前往淮河中游的佛子岭、梅山两座连拱坝去了解情况，然后于 1956年12月去苏联。
回到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设计工作。当时围绕水电站的人防问题考虑是否应把它放在坝体内，通过理论计算和分析，苏方不少专家都倾向于坝内式厂房，并决定在全苏水工研究院进行软胶试验。很快我便参加了这项工作，并掌握了这种试验方法，所取得的资料与计算成果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证实了采用坝内式厂房从应力角度看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我想，坝内式厂房有一个弱点就是坝壁削弱比较多，若利用尾水管的中墩做成支墩坝，并以三个支墩为一组，可以避免过于削弱。在水工二处的技术人员支持下，我自己又做了一次软胶试验，证明应力状态问题也不大，后来把它也作为初步设计中八个方案之一送审。
1955年12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成立。为了修好我国第一座超过百米的高坝和百万千瓦的水电站，1956年9月21日，第一个赴苏考察代表团在张铁铮副局长、张海峰书记的率领下到达苏联。大使馆商参处燃料组通知我去莫斯科迎接并参加代表团工作。代表的成员还有汪胡桢、王英先、礼荣勋、童振铎、张文彬、王庭济、曹维恭、李名播、娄云彤等同志。
中国代表团在列宁格勒设计院听取专家汇报
这次考察任务重，时间长，从工程管理到具体技术都要涉及。先到乌克兰的克里米秋克，然后到伏尔加河的斯大林格勒，经伏尔加河、顿河到齐姆良水库，再去外高加索看高水头水电站，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赫拉姆水电站、阿尔美尼亚的塞万湖梯级水电站，再到列宁格勒去高尔基和莫洛托夫的卡马水电站，回国时途经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两座水电站。全程共3个多月，到12月28日返回北京。
不久，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做完初步设计，确定1957年2月在北京进行审查。会议在西郊宾馆举行，参加人员达200多人，分别按照水工、施工、水能规划、机电等组进行审查，会后拟出了各组审查报告。记得当时最主要的决定是采用坝后式电站方案，不用坝内厂房方案，对于枢纽的使用说明保证率的提法还是按原来的，但实际应用将会调整，对于施工，打算先造比设计低十米的坝，以后再考虑加高。此报告送国家计委审查时，苏联主要专家只好暂时在我国内等候。
苏联专家考察三门峡大坝地貌地址
这时党中央收到了大学毕业生温善章的意见书，认为三门峡不应修成高坝大库拦泥，应该低水位运行，尽量将泥沙排出，尤其要防止泥沙淤塞渭河、影响西安。这一意见书送达中央后，一些领导同志认为若要发电，不一定非要放在三门峡，甚至火电也可解决。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到黄河下游规划，弄不好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兴建也成了问题。
苏联专家在等候国家计委对初步设计审查意见书，没有什么事可做。4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张铁铮同志邀请他们到我国水电站工地参观和咨询，先到新安江，再去江西赣县看上犹江，再经韶关去广州看流溪河。苏联专家对这3 座水电站的布置、地基处理等都提了一些意见。
苏联专家考察三门峡大坝地貌地址
5月的一天下午，突然通知我到水利部。因为李葆华、钱正英两位副部长要去国务院向邓子恢副总理汇报三门峡的事，也要我参加。邓老主要提出自温善章来信后，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三门峡枢纽如不发电，专司拦洪、灌溉是否可以修得低些。由于当时对黄河泥沙问题认识不那么深刻，对渭河流域究竟影响如何还缺乏感性认识。李、钱副部长觉得，可以考虑针对温善章来信在中国水利学会举行一次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5月下旬在西郊宾馆举行了三门峡水利枢纽技术座谈会，到会有200余人，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温善章在会上讲了关于降低三门峡水位运行的意见，水科院水文所工程师叶永毅同志支持他的看法，后来简称“叶温方案”。会上几乎都赞成高坝大库方案，可见当时大多数同志对泥沙淤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于水能的不能充分利用感到惋惜。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阐述自己的意见，最后由张含英理事长整理出综合意见，上报水利部。
1957年5月，国家计委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一份初步设计审查意见和技术设计任务书。苏联专家认为根据这个文件可以继续设计工作了，即于6月初返国，我也于7月初去苏联列宁格勒。由于机电工作已经逐渐增多，原来在我国驻苏大使馆燃料组工作的陆兆鸿同志也担任三门峡工程局的设计代表。
三门峡工程于1957年4月举行开工典礼后，施工进度很快。在1957年6月开始的技术设计，必须与施工蓝图同时进行。三门峡的开工典礼已经举行了，工地紧张热烈的消息鼓舞着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水工二处和有关处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分工很细致，有关处都经常开会，紧密配合，为了不影响施工，开挖图出了以后就陆续提供混凝土填筑图。
我的任务除负责设计坦挑坎和导墙外，还承担联系译图和技术交底等，工作相当繁忙。特别是送图送报告，为了赶上每周一次的信使，都要设法托人带往莫斯科我国驻苏大使馆燃料组，争取按时转回国内，否则一错就是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