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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传奇：傲慢自大、夸夸其谈的人怎么开创新时代

知识分子 · 公众号 · 科学 · 2017-02-03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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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克里克站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一支X射线管旁边。摄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

撰文 | 詹姆斯·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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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克表现出谦虚谨慎的态度。也许，在有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自大傲慢的家伙，但是我并不认为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去评价他。这与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起他，谈论时通常都颇有敬意。我还相信，总有一天，公众很有可能将克里克与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或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这样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在1951年秋天，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我刚刚来到剑桥大学，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加入了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 [1]

► 卡文迪许实验室，位于剑桥大学。摄于20世纪40年代

那一年，克里克35岁，在科学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虽然他周围的同事都承认，他思考问题时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同事们都常常向他请教，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赏识，甚至许多人都觉得他有些过于夸夸其谈。

克里克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是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于1936 年来到英国。佩鲁茨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当时刚刚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拉格爵士为他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作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又是结晶学的创立人之一，布拉格爵士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直密切关注着X射线衍射法在解决日趋困难的结构问题中的作用。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越复杂，布拉格爵士就越高兴。 [2]

► 马克斯·佩鲁茨。摄于20世纪50年代

就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对解决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各种方法特别着迷，因为蛋白质分子是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在管理工作允许的情况下，布拉格爵士跑去佩鲁茨的办公室，与其探讨新近积累起来的X射线资料。即使在回家之后，布拉格爵士也仍然沉浸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解释的思考中。

克里克既不是一个像布拉格爵士那样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像佩鲁茨那样的实干家，他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科学家。克里克偶尔会做些实验，但更多的时间都在埋头思考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问题。他经常会突然冒出一些新想法，然后整个人就变得非常激动，并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然而经过一两天的沉淀后，他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原来站不住脚，于是又回过头去做实验，等到做实验做得厌倦了，他又会陷入沉思，对理论发起新一轮冲击。伴随着克里克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生了许多戏剧性事件。这大大活跃了整个实验室的气氛。要知道，这个实验室里的许多实验经常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对气氛的活跃部分要归功于克里克的大嗓门。他说话的声音比较大，说话的语速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快。只要他开怀大笑，大家就知道他身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哪个地方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克里克带来的快乐，特别是当我们倾听完他的想法，表示对他说的东西完全摸不着头脑时。

我们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布拉格爵士。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到布拉格爵士，因为他的嗓门实在太大了，布拉格爵士经常不得不躲到更加安静的房间里去。布拉格爵士很少参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早茶和午茶，因为那意味着必须忍受克里克震耳欲聋的“噪声”轰炸 [3] 。当然，即使布拉格爵士不参加，他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完全“安全”的。有两次，布拉格爵士办公室外的走廊就被从克里克所在的实验室里不断漫出的水给淹没了。克里克完全沉浸在对理论的思考中，竟然忘记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绑紧。

► 威廉·劳伦斯·布拉格和他的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摄于20世纪30年代

我到卡文迪许实验室时，克里克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结晶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问题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经常到其他实验室去，目的只是为了了解一下别人都完成了哪些新实验。 [4]

一般来说，克里克对待实验里的其他科学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而对那些并不理解自己实验真正意义的同事，他也会顾及他们的感受，但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目的。克里克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设计出一系列能够证实自己的解释的新实验。紧接着，他就会开始夸夸其谈：克里克会告诉所有愿意听他讲解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克里克这种做法通常会引发其他科学家对他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真实的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这种倾向更明显。克里克掌握别人的资料并将之简化为内在一致性的统一模式的速度之快，常常令他的朋友们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担心，不久的将来克里克取得成功后，会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剑桥大学各学院给外人留下的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良好印象只是一种掩饰——掩饰他们头脑的糊涂。

在凯斯学院（Caius College），克里克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仍然不是任何一个学院的在编研究员。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很显然，他不想让本科生过多地找他，那会加重他的负担。 [5] 另外，他的大笑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每个星期都要忍受他那种雷鸣般的笑声好多次，许多学监肯定会跳起来反对。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会使克里克自己感到烦恼。克里克非常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 都被那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把持住了，而这些人既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得到任何教益。幸好还有国王学院，它历史悠久、财力雄厚，又素来不受古板传统的羁绊。国王学院接受了克里克，无论是他还是学院本身，都不用放弃自己的风骨或特色，因此这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 [6] 然而，克里克的朋友们却不得不时刻如履薄冰，尽管他们都知道克里克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但他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酒桌上的每一次偶尔失言，都可能给克里克提供机会，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遭受莫大的冲击。

► 剑桥大学冈维尔学院与凯斯学院内的四方院子

注：

[1]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 tory）成立于 1874 年，由德文郡第七代公爵威廉·卡文迪许（William Cavendish）出资建成。第一位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实验物理学教授是鼎鼎大名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其他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教授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勋爵 (Lord Rayleigh)、约瑟夫·约翰·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卢瑟福勋爵、劳伦斯·布拉格和内维尔·莫特（Nevill Mott）等。

[2] 威廉·劳伦斯·布拉格及其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阐明了利用X射线衍射法来分析晶体原子结构的方法，他们两人因此荣获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个“父子档”。获奖那年，小布拉格只有 25 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纪录迄今仍未被打破。小布拉格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他正身处战壕之中。

[3]早茶和午茶是英国学术机构的一个惯例。在早午茶期间，实验室的成员或大学院系的老师可以聚到一起，边喝茶边交谈（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到点心）。不过，早午茶也可能会固化阶层差异，在某些机构里，只有教授和有正式身份的科学家才能坐在舒适的房间里喝茶，而技术员、秘书和研究生则只能在条件差得多的地方应付一下。

[4]克里克的漫画肖像，画中展示出了他广泛的兴趣爱好。这幅漫画出自斯特兰奇韦斯实验室（Strangeways Laboratory）的弗雷德里克·斯皮尔（Frederick Spear）之手。1948 年前后，克里克在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工作。

[5]每个学院的在编研究员，都要参与该学院的管理，如果克里克成了一个在编研究员，那么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而不是只能每周吃一顿饭），但是这些权利都是有代价的，例如，在编研究员通常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辅导课。

[6]国王学院之所以财力雄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在担任学院总务长时经营有方，并且早早就立下遗嘱, 要将遗产捐赠给国王学院。然而，这个学院一向被视为左派大本营。

本文节选自《双螺旋》（插图注释本），原标题为：沃森：我的好搭档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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