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 作者|白孟宸
第一篇发出来之后，不出所料骂什么的都有。我不怪你们，这些东西近年来几乎没有宣传没人写。不过看到有人说什么为啥根据地军工做出来的子弹少，因为火药都去做花炮了。好吧，告诉你们敌后根据地是怎么造火药。
我不怕你们质疑，但希望你们认真看完，如果有不信的，可以留言具体问，写兵工史一方面是要弄清技术，一方面是要搜集回忆。其实整个兵工系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基本完成了老一辈的回忆收集工作，不过这些东西关注的人太少。
炮楼不好打，不光是外部坚固。更重要的是楼层之间的复合加强设计。
1945年5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雁北战役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坚和破袭作战。其中，晋察冀第30团和35团攻在打浑应川的下町据点时，与当地民兵相互配合，利用坑道作业，在日军据点下埋入大量炸药，将据点围墙炸开了一道9米多宽的口子，从而顺利突入消灭敌人。晋察冀第5分区派出的侦察连，则将平绥路附近的三十里堡铁路大桥和王官人屯铁路桥炸毁，正通过桥梁的日军军列也被炸得灰飞烟灭。据统计，在5月12日到7月3日的出击作战中，我军先后摧毁日伪据点达40余处。而在这些战斗中，各种炸药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被炸怕的日军甚至惊呼，八路军有了“土飞机”、“土大炮”，据点和炮楼再也守不住了！
红军时期的火药制造
火药和炸药，是支持一支近代化军队作战的最基本物资。近代军事革命几乎就是围绕使用火药武器进行的。作为火药的发明者，中国在进入18世纪后，在火药武器的发展和工业化火药制备方面，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到了鸦片战争后，不得不从欧洲引进新式机械化火药制备工艺。而近代化火药工厂的建立，则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
我国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才引进了机器制造火药的工艺
当然，中国民间仍大量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火药工艺，“一硫二硝三木炭”的火药配比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工最初的火、炸药生产便是依托民间的花炮工匠开始的。当时，我党领导的起义队伍中有不少是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所使用的发射药就是黑火药。
随着中央苏区、闽北、洪湖等根据地逐渐巩固，各地红军逐渐建立了一批专业的兵工厂，招收铁匠、花炮工匠等进厂，根据地黑火药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根据地，兵工原料的获取日益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也是将分散生产的手工火药作坊等合成大型弹药厂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鄂豫皖根据地为例，早在大革命时期吴焕先就在当地建立起小型兵工厂和弹药厂，黑火药是由老百姓挖硝石，再混合棉杆灰（实际上是利用其中的碳酸钾）共溶，得到极为不纯的硝酸钾。两份硝酸钾加一份硫磺再加上三份木炭，这个配比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黑火药，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及发展，又成立了鄂豫皖军委兵工厂，下设1个总厂和4个分厂，由枪弹车间负责火药生产，所需硝石由厂总务部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取。
理论上，将硫磺、硝石和木炭三种原料按比例混合后，就可以得到黑火药。但在实际使用中，黑火药作为发射药、引火药和爆破装药时，配比稍有差别，对火药颗粒的大小也有不同要求。因此，当时的兵工厂一般会将从各渠道获得的硝石、木炭和硫磺，用石磨磨细，再由工人用筛子筛好，最后在大缸中混合。这样的工序虽然很简单，但危险性很大，各根据地都有军工战士因此负伤的记录。
为建筑和装修技术革新，现在人已经很难见到大量的墙硝了。
而且，当时根据地缺乏优质硝石，也极大的影响了自制黑火药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苏区在钱之江和毛泽民的领导下，通过特殊渠道从国统区购买碳酸钾和硝酸，作为原料生产硝酸钾。在最困难的时期，中央红军兵工厂曾一度恢复用硝石和草木灰共溶制造硝酸钾。闽北红军兵工厂则通过收集墙角起硝的浮土，自行熬制土硝。这样得到的黑火药，性能远不如从国统区直接偷运的机制黑火药。但对于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红军而言，却解决了弹药来源的问题。
山沟里的无烟火药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建立专门的火、炸药工厂，这主要是因为陕北缺乏办军事工业所需的机器条件和技术力量。1938年3月，根据毛主席在1月1日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参谋长滕代远任局长的军委军工局，不久军工局改由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任局长。
陕甘宁边区军工企业分布
此时延安已经集结了一批知识青年，例如后来任延安紫芳沟化工厂厂长的钱志道，就是在1938年春主动来到延安的。当然，这些知识青年大部分没有从事过火、炸药的工业制备，甚至从没有见过火、炸药，而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派出的青年，大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是文盲。但正是这样一个团队，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建立起了紫芳沟化工厂，并自行制造了生产所需的十几种机器。据钱志道回忆，紫芳沟化工厂有自来水、电灯，采用机械动力，已经脱离了红军时期的纯手工作业。这样的成就，一方面要感谢努力热情的干部工人，另一方面也由于延安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还有棉花、石油、可提炼甘油的羊油等资源。但是，1942年以前紫芳沟化工厂仅能生产黑火药，据当时测算，该厂生产的火药爆速仅为300米/秒左右，杀伤力有限。钱志道等技术人员在军工局的要求下，用本地棉花和自行生产的硝酸、硫酸，制造出硝化棉，并用锯末和黑火药吸附硝化甘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了火药的爆炸威力。
与延安紫芳沟化工厂相比，晋察冀根据地的化学工业条件和基础更差，但其在1940年就突破了大规模生产硫酸的技术难关，到1944年已经形成每月可生产7900公斤硝化甘油炸药和360公斤无烟火药的巨大产能。堪称抗战时期人民军工在火、炸药生产方面的最高成就。
火药压片机
晋察冀军工部搞无烟火药和硝化甘油等高级炸药的基础，是在大岸沟等地逐渐建立起来的，可批量生产硫酸、硝酸的化工厂。但有了硫酸和硝酸还不够，要生产单基无烟药必须制备出合格的硝化棉，再根据需要进行药棉混合，通过胶化、碾片等工序，最终才能制成的合格无烟药。1940年7月，晋察冀军工部已经可获取生产无烟药所需的全部原料：包括五台县的硫磺、冀中的土硝、自制的酒精、纯碱还有品质较高的棉花。在试验中，第一批用硫酸和硝酸浸泡的硝化棉，竟然不能溶于酒精和乙醚溶液。最后还是通过查阅《高级火药学》，才了解到因为酸浓度不够，只能溶于丙酮。而且第一批硝化棉在存放后，很快出现脱硝和老化的问题。经过研究，发现这是因为硝化棉纤维中残留有酸，必须用打浆机将纤维打碎，再通过高温漂洗，才能去除残酸。
唐县大岸沟
针对这些问题，晋察冀军工部研究室着手改进工艺，通过调配酸的浓度，制作含氮量不同的强火棉和弱火棉，还用民间的压面机改造纤维打浆机。后来，在生产中发现压面机改造的打浆机效率过低，于是改为直接使用石墨片磨碎硝化棉纤维。
由于晋察冀大岸沟化工厂是设在大青山中的，缺乏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只能自行制造。例如将硝化棉胶化，需要将火棉、酒精、乙醚按比例混合，工人们用铜匣装上铜制叶片，解决了胶化问题。此外，无烟药的压片，是用压面机装上“滚子切刀”压制的。无烟药表面上石墨粉的工序是用自制木滚筒进行的。
晋察冀军区化工厂女工在晾晒脱脂棉
无烟药爆速高，作为发射药时必须很好的控制膛压和子弹初速。当时晋察冀军工部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设备，只能土法上马，用射击铅锤来确定弹头的动能，进而计算出初速。又请一位曾在天津兵工厂工作的老工人设计了一支“膛压枪”，用射击标准铜丝来测算膛压。1941年5月1日，晋察冀军工部召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用自制无烟药子弹进行了实弹射击表演，取得不错的效果。受到晋察冀军工部自制无烟药成功的鼓励，1941年5月八路军军工部在武乡县柳沟村使用与晋察冀根据地类似的“缸塔法”制备硫酸。1942年7月初，在火药技师白英的主持下，开始试制无烟火药，至9月初基本完成。
土法制造烈性炸药
有了硫酸、硝酸，制造出无烟火药之后，晋察冀军工部和八路军军工部都开始努力制造硝化甘油等高级炸药。早在晋察冀边区工业部成立之初，聂荣臻同志就曾做过指示：“斗争日益深入，军械弹药供应是个大问题，必须自力更生，加强军工生产。”并指出了发展火药生产是为了攻击敌人的堡垒。
制造硝化甘油需要用甘油作为原料，八路军军工部和晋察冀军工部都是在化工制备钙皂的同时，获取副产物甘油的，而其他不少根据地，则是用动物油脂来提炼甘油。由于硝化甘油的极不稳定，灵敏度很高，在制备中必须严格控制温度。据时任八路军军工部化工厂技师的张浩同志回忆，当时工人是在气温最低的拂晓时分，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小瓷盆，蹲在山边的小溪中，将0.5公斤甘油一点点滴入瓷盆内。由于瓷盆泡在流动的溪水中，可使硝化反应的温度保持在20度以下。工人在生产中会根据瓷盆内是否冒出褐色烟雾，来判断会不会发生爆炸。但据当时的工人回忆，为了尽量少减少损失，他们只有在冒出大量褐色浓烟时才会将瓷盆浸入溪水。
军工产品
除了试制硝化甘油外，晋察冀军工部还曾经试制过硝铵炸药，这种炸药采用从沦陷区购买的肥田粉（硫酸铵）和硝酸铵混合生成。但随着日军控制肥田粉的销售，军工部又考虑通过采购卫生球，来获取硝化萘作为原料。在最艰难的1942年到1943年，晋察冀军工部甚至实验从尿液和兽骨中分解氨气的办法，来获取硝铵。但因为原料来源受限，最终还是以硝化甘油为主要的高级炸药产品。1943年之后，晋察冀的军工人才被派往各根据地协助建立化工厂和军工厂，而各根据地在稳定了控制区域之后也开始在核心区内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
晋察冀和太行山区中建立的火炸药工业，除了支援了抗战中后期的战略反攻外，在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种“土飞机”、“土大炮”、“土原子弹”，炸塌了敌人的碉堡、摧毁了敌人的工事，不仅最终赶走了日寇，也埋葬了腐朽的蒋家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