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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服"飓风"：格林斯潘谈如何应对创造性破坏 | 原子智库

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 2019-09-29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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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伦·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编辑/杨溪

人们常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并且，在过往的十年里，中国人也真切的体会到，技术创新对商业、对生活无微不至的影响。于是，创造性破坏也不时成为讨论的议题。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预期，现在处于一个百年难遇的概念变革期，影响未来30年、甚至更久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之中，那么创造性破坏的议题也将会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幸运的是，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人类并不缺乏应对创造性破坏的经验--其中，除了需要一定的经济回旋空间，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如何抵御现实状况的诱惑、遏制自己采取措施干扰创造性破坏发挥作用的冲动，尤为引入深思。

本期"原子智库"，分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有关创造性破坏的思考，看看之前的人们是如何驯服这"永远存在的飓风"的。

本文一共9200字，阅读需要18分钟。

以下为正文：

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它被人们称作"永远存在的飓风"，经常能够把企业连根拔起，有的时候也能摧毁生命，但就是在这种破坏的过程中，它能为我们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除非出现极其例外的情况，否则提高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唯一方法，就是将社会资源导向那些能够获得最高产出的领域，或者用比较官方的语言来说，就是把一个社会的总储蓄额（加上从国外借来的储蓄额）用于资助前沿科技的进步和领军企业的发展。

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兄弟。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和与这些科技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替换原本具有生产力的旧资产和与旧资产相关的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创造性破坏的存在，亨利·贝塞麦在1855 年发明的新炼钢技术才能替换传统的成本较高的旧技术。

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感谢熊彼特在他于1942 年出版的知名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创造性破坏"的概念。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核心特质，它是资本主义体制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必须与之共生的现象。"尽管熊彼特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具有极高的天分，但是他在提出创造性破坏理念的时候，只使用了一些看上去"高大上"的比喻，而没有针对创造性破坏形成一套逻辑连贯缜密的理论。于是，现代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这套理论，把他原本使用的一些比喻转变成了认可政治现实的具体概念，也就是说，把创造性破坏理论和现实世界结合在了一起。

19 世纪末的美国，就是我们用来研究这"永远存在的飓风"的最佳实验田，因为当时的美国抚育了众多商业大亨，他们在一块大陆的范围内重组了很多产业。当时的联邦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而没有关注"驯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得益于不遗余力的创新，使用贝塞麦炼钢法生产的钢铁的单位价格大幅下降，1901年的钢铁价格比1867 年的下跌了83.5%。钢铁价格的下跌促成了生产进步的良性循环：钢轨的寿命可以达到铁轨的10倍，虽然价格上有微量的上涨，但可让更多的乘客和货物通过铁路进行运输。在涉及人们生活的几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系列爆发式的进步，这让美国人在一代人之间生活质量提高了一倍。

想要促使创造性破坏发生，有一种最显而易见的方式，那就是制造更强大的机器。许多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机械装置，最初看上去就像发明家一时兴起组装而成的取巧的机器。赛勒斯·麦考密克于1831年发明了脱谷机，当时的伦敦《泰晤士报》，将他的发明称作一种飞行机械与传统手推车的结合体。自脱谷机首次出现至19世纪末，在这种新型机械的帮助下，小麦的每小时收割量提高了500%，玉米的每小时收割量提高了250%。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脱谷机差不多取代了全世界1/4的农业劳动力。1800年，一个农夫如果用镰刀收割，就算在他最努力的状态下，一天也只能收割一英亩地。到1890年，两个农夫同时驱赶两匹马来驱动脱谷机，一天内可以收割、耙松、捆绑20英亩小麦地。缝纫机诞生于1846年，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量产，缝纫机的出现使劳动生产率提升了500%以上。新的制表机的出现，意味着1890年的10年经济普查数据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编制完成，相比之下，1880年的10年经济普查数据差不多花了13年才编制完成。电传机于1910年投入使用，到1929年已经取代了80%～90%的使用莫尔斯码的电报员。

更好的商业流程与更好的机械同等重要。量产模式可以称得上美国对全人类生产力提高的最大贡献。以19世纪的欧洲来说，生产比较复杂的器械，比如枪支和钟表，只能由具备这项技术的工艺大师手工制作完成。在美国，伊莱·惠特尼和其他发明家，则把生产机械的过程拆解成了先生产零件再组装一整台机器的过程。1913年，亨利·福特在他的工厂里添加了一条作业流水线，让每个工人需要做的工作自动跑到他的面前。即便是最具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认可美国人在制造更优质的机械和创造更流畅的生产过程方面取得了成功。斯大林就曾把美国称作"机械之国"。希特勒曾宣称，纳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元首带领下的福特主义"。

上面提到的都是一些强大的社会推动力，还有一些微观因素对它们形成了有效补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取更好的信息。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习惯于及时收到各种信息，仿佛接收信息与呼吸一样自然，但就人类历史来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获取信息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人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新奥尔良战役是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激烈军事冲突，在这场战役后，安德鲁·杰克逊成了美国人民的英雄，700 名英国士兵在这场战役中丧命。就在这场战役发生的时候，整个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其实已在两周前因《根特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

《商业期刊》这本杂志最早发行于1827年，它成了美国人了解重大贸易新闻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而这本杂志的发行者搜集信息的方式就是派遣深水纵帆船去拦截还在航行中的船只，在它们靠岸之前发回信息。塞缪尔·莫尔斯于1844 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如何用莫尔斯码发送电报，这项技术的出现使传递信息的时间缩短至秒级。1861 年，西联国际汇款公司首次在怀俄明州拉勒米堡向公众推出电报服务。短短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869 年，横跨整个北美洲的货运服务和居民出行服务成为现实。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一次于犹他州的海角峰举行的象征性仪式上，将黄金铸成的道钉打入铁轨，宣告横跨北美洲的铁路网络的形成，后来在这条铁路网络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电报线路。1866 年，（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跨大西洋电缆终于成功投入使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的交易员得以实时交流，这意味着一个横跨大西洋的金融共同体的形成。

过去的商业贸易由于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和不确定性，所以进展缓慢，信息革命的到来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对零售商而言，只要存货一卖完，立刻就可以预订新的产品。对供应商而言，则可以对供应链保持实时关注。即时沟通方式的出现，让收银台与厂房之间、货车和码头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高效，大大缩减了货物交付的时间，同时也消除了零售商保留不产生效益的库存的必要性。

创造性破坏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它能够降低基本经济投入的成本。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可以称得上把创造性破坏发挥到极致的英雄人物，他们通过不断打造更加优越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及源源不断的创新和发明，把钢铁和能源等基本经济投入的成本一降再降，整个经济体中的商品价格也随之一降再降，同时更多的自然生产资源进入经济流通环节。

创造性破坏的第三个特质是，让人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生产要素。在美国的工业化生产达到巅峰的年代，人们衡量一家企业成功与否，就是看这家企业的工厂面积大小，或者看这家企业摩天大楼的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不能成为经济活力的衡量指标：在最近几十年，单位产出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集成电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把更多功能包装到一个轻薄的电子盒里。材料科技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使我们可以生产出更轻巧的汽车，也可以建起更节能的建筑。根据我们的研究，1879-2015年，每创造1美元实际GDP所需的原材料的减少量，每年为实际GDP带来0.26个百分点的增长。到2015年，实际GDP比1879年增长了40%。1879-1899年这20年里，年增长率提高最为显著。这段时间，生产效率的提高每年为实际GDP的增长贡献了0.52个百分点的增量。到1899年，实际GDP比1879年增长了10.6%。

创造性破坏还有另一个附属的特质，那就是它带来了交通成本的下降。冷轧钢板如果只是储存在匹兹堡的工厂里，肯定是不值钱的，但如果做成了汽车，其身价就会翻番。由此可以推断，交通领域的进步将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使企业家可以更方便地将生产所需的各种元素集合到一起，并更高效地将生产要素转化成新的产品；另一方面，它使这些新的产品能够更便捷地传递给终端消费者。在建国初期，生产力的进步会受到马匹奔跑速度或船只行驶速度的限制。即使道路或者索具能够有所改善，生产力也无法得到大幅提高，因为马匹或船只有速度的上限。在蒸汽轮船取代了帆船之后，生产力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蒸汽轮船能够比帆船跑得更快，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既能逆流而上也能顺流而下。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的出现，使人口和货物穿越大陆的时间从6 个月缩减至6 天。随着区域性铁路线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自然资源被接入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络中，这促使人口和货物在全美范围内的流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汽车和高速公路运输最终取代了铁路运输，因为这种方式流动性更强、更灵活：它们能够送货上门，而不是送到地方火车站。微型化革命使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以计算机产业和混凝土产业做对比，肯定是运输价格高昂、轻巧灵便的计算机部件更为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计算机产业从本质上来说就更加全球化。

生产力进步的第五个主要因素，是地理位置。我们现在享受着全球供应链和即时通信方式带来的变革，整个世界畅通无阻，我们很容易忘记前辈们积累的一条经验：巧妙地选择地理位置可以提高生产力。在早期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中，有些人非常取巧地把厂房建设在天然瀑布旁边（也就是获得了免费的水利能源），有些人选择把工厂设置在河道旁边（也就是获得了便利的航运条件），有些人则创造出了比同行业更精巧的工厂布局。这种提高生产力的逻辑，不论是一英寸、一英尺还是一英里都同样适用。19 世纪，企业家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首先是建一条铁路，其次是把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岭的铁矿石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运输到匹兹堡的熔炉，最后炼出钢铁。时至今日，企业家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就是在越来越小的集成电路板上组装数量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小的硅片，以此形成更强的运算能力。

历史的狡黠

在现实世界中，创造性破坏几乎不会按照摩尔定律的原则顺利开展。一种新技术推动一个经济体发生改变，可能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技术的推广，就受到了国家幅员辽阔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形复杂多变的影响。尽管电报线路迅速覆盖了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人口较多的城镇，这些区域的人们得以享受即时通信，但是当时美国中部地区仍然是一片信息的真空地带。19世纪50年代末，人们仍然需要靠电报与公共马车结合的方式将信息从东海岸传递到西海岸，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三周时间。有的时候，旧技术可以与新技术协同发展：从1860年开始，驿马快信投入运营，这家公司的骑手沿路传递信息，一匹马骑累了就换一匹。在他们的努力下，在两个海岸之间传递信息的时间被压缩至10天以下。马匹比许多先进的交通工具更加灵活：大篷车或者火车都无法便利地穿越溪谷，也无法像马匹一样在狭窄的山道上盘行。

正如驿马快信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新技术的出现，有时可能会让旧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1872年10月刊的《国家民族政坛》（Nation）杂志，就专门提到了这种在蒸汽机盛行的年代，马匹运输更受人们欢迎的充满矛盾的现象。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讨论的都是铁路、蒸汽轮船、电报等新技术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代表"，我们几乎已经彻底遗忘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对马匹的依赖程度几乎与我们对蒸汽机的依赖程度在同步增长。我们在全美境内架设了很多电报线路，也开辟了新的蒸汽轮船航运线路，但为蒸汽轮船和电报线路带来货物与顾客的仍然只能是马匹。我们虽然已经拥有很多能够远洋航行的蒸汽轮船，但是它们离开了马匹，既不能装货也不能卸货。

1840-1910年的几十年间，美国的马匹数量增速相当于其人口增速的两倍，马和骡子的总数从430万匹增至2750万匹。也就是说，美国马和骡子的数量相对于人口的比率经历了一个长达70 年的仓促增长阶段，从开始的每5个人拥有一匹马，变成了最后的每3个人拥有一匹马。人们使用马匹来拉磨、犁地、拉纤、放牧、打仗。除此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用来短途运输重物。后来，三种新的力量的结合，才取代了马匹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蒸汽火车取代马匹用于长途运输，电力机车取代马匹用于城市交通，"无马大篷车"（汽车）取代马匹用于短途运输。

一项新的科技发明的出现与其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之间，通常存在比较长的时间差。爱迪生早在1882 年就于下曼哈顿区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电灯，但在其后的40 年里，电力技术几乎没有为这个国家的工厂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生产力增长。把电力技术引入工业生产，并不是把工厂都接入国家的电网就能达成。要把电力技术彻底引入生产，必须重新设计整个生产流程，用横向的流水线作业取代原有的垂直生产作业，使这种新的能源能够产出最好的结果。

某些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进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轰动。比如，在评论家都已经不再讨论所谓的"钢铁年代"或者"农业革命"之后很多年，钢铁制造业和农业领域仍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二战之后，氧气转炉取代了平炉成为炼钢的主要工具之一，这项技术使生产同样一批钢铁的时间从原来的8～9 个小时缩短为35～40 分钟。1920 年，生产一吨重的原钢需要3个工时以上，到2000 年，原钢生产效率提高了1000 倍，即生产一吨重的原钢只需要0.003 个工时。

生产力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很大程度上会体现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而不是所谓的特殊经济领域的进步，比如在某个工业或者农业领域体现出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讲述过一位埃及国王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这位国王当时只剩下6 年的寿命，"感到自己命不久矣，（国王）命令每天黄昏时分……点燃灯火……尽情享受自己剩下的时光……把夜晚变成了白天，所以在短短6年里活出了12年的长度"。1900年以后，电力技术普及整个美国大陆，这在当地人口中形成了同样的效应。家用电器和方便食品的出现，大幅减少了人们在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上所花的时间。1900年，人们每周需要投入58个小时做家务，到1975年，人们每周只需要花费18个小时做家务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测算，条形码的出现使商场收银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30%，同时使收银员和打包员的工作强度降低了10%～15%。

创造性破坏的负面影响

创造性破坏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破坏，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当实体资产供过于求时，这些资产会被彻底销毁；其二是当传统的工作岗位不再被需要时，这些岗位上的工人会失业。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不确定性的问题。"创造性破坏的飓风"会把传统的确定性因素彻底刮走，当然也就刮走了人们的传统行事之道：没有人知道未来哪些资产能够成为具备生产效率的资产，哪些资产在未来不具备生产效率。新技术总是能诱发投机性泡沫，只要是泡沫就会有破灭的一天，有的泡沫破灭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迎接创造性破坏的，往往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质疑、憎恨甚至义愤的浪潮"，而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本身惧怕变革，另一方面是因为变革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抵制创造性变革的首要力量就来自工人，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已经过时的岗位。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本土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形成有效的联合体，因为当时的企业规模都很小，为数不多的几个精英技术工工会就能掌握整个劳动力市场，工人和雇主之间能够面对面交流，所以也没有太多罢工事件的发生。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由于大型企业突飞猛进，许多不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开始组成行业工会，通过工会与雇主进行谈判，要求加薪、改善工作环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斗争常常以暴力事件结束，通常会给阶级关系埋下有毒的种子。

美国工会与欧洲工会相比要弱化很多。美国工会经常受到法律判决的干扰，因为法院经常判决劳工集会是非法的。同时，工会内部的各种斗争也导致其力量变得更为薄弱，这些斗争包括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和不具备高等技能的工人之间的冲突、移民劳工和本土劳工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宗教利益组织之间的冲突。直到20 世纪30 年代，一系列支持劳工的法案出台，美国工会才取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权力。

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享受了长期的繁荣稳定，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私营企业的大多数工人都成了工会成员，工会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便如此，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1947 年出台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判定，"关门不做生意的商店"是非法的。南方各州反工会的情绪，比北方各州更高涨。在20 世纪70 年代出现去监管的浪潮之后，美国的工会入会率才开始出现下降。二战之后的美国可以称得上处于一个管理型资本主义的年代，这个年代持续的时间很长，其间出现的行业工会并没有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享受了批量生产和发展成熟的技术（如电力技术）带来的便利。然而，当更为灵活的生产方式将要取代批量生产方式，创业型资本主义将要取代管理型资本主义时，这些工会成了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

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既有可能是商业大亨，也有可能是掌握着劳动力市场的巨头。创造性破坏潜藏着一个天生的悖论，即曾经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人很有可能变成最终抵制创造性破坏的人：曾经尝到甜头的人，要么担心自己的工厂将变得跟不上时代，要么担心竞争对手可能会造出比自己更好的产品，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冻结市场上的竞争，把他们所享有的暂时性优势转变成永久性优势。他们采用的手段既有可能是游说政府，也有可能是向法院上诉。

安德鲁·希肯卢珀曾是辛辛那提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也曾担任过美国天然气行业协会的主席，在19世纪80年代，他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号称要在"发电机"普及的年代保住"煤气表"。他胁迫这个城市的创建者不得与电气公司或者和他的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天然气公司签订合同，还在当地媒体上掀起一场口水仗，向人们普及所谓新技术带来的危险：他警告人们电线可能致死，因为可能导致人们触电，甚至有可能因电线短路而导致城市火灾。

政治人物闪亮登场

相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美国更善于处置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创造性成果和破坏性后果：美国既擅长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企业，并培养这些企业成长壮大，也擅长于关闭那些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美国相比其他国家更能够接受和处置企业破产倒闭。许多在19世纪取得重大成就的美国企业家，包括查尔斯·古德伊尔、R·H·梅西和H·J·海因茨，在最终获得成功之前，都曾遭遇多次重大失败。

美国对创造性破坏的接纳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国民乐意随时变更职业、住所，搬迁到新的地方：在早期西进年代，美国西部遍布"鬼城"，因为人们建起新的城镇，然后很快又会将其遗弃。其次，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新共和国，其既得利益者权力相对较小，也就是说，极少有人要捍卫自己既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西部。在英国，铺设铁轨通常要绕过一些古老的建筑，所以铁路线呈现奇怪的形状。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曾经写过的那样，在美国，铺设铁轨的人可以从"根本无人知晓的地方到根本无人居住的地方"铺设一条完美的直线。由于早期的美国人通常会出于一时兴起而建起一个定居点，然后又不假思索地放弃这些定居点，所以美国有时候会因这种行为而在地理美学和经济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种行为至少避免了美国经济陷入停滞。

美国的政治体制以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强化了这些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创造性破坏面临的最大的潜在限制因素，就是政治阻力。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遭受损失的人通常能集结成群，而获益的人通常都分布得很零散。组织本来就已经结成群体的人，比组织那些零散的人要容易得多。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收益通常需要数十年才能体现出来，但其造成的损失往往立竿见影。除此之外，创造性破坏作为一种永远存在的飓风，会让获益者和受损者都感觉如坐针毡：人们总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希望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去做事，而不愿意接受改变（想要说服人们，如果无力支付高额成本，就不能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难实现的）。

可能其他国家在现实状况的诱惑下，会采取一些措施去干扰创造性破坏发挥作用的逻辑过程，而美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有效地遏制了自己的冲动。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客们非常成功地向公众传达了一种观念，即他们可以向公众提供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好处，而公众不用承担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损失。有些人认为，这些损失是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造成的。民粹主义者则把这种损失归罪于邪恶的既得利益集团。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则采取了一种更为成熟的处理方法，他们承认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兄弟，宣称可以通过需求管理和明智的政府干预提升创造性破坏中创造性的一面，同时消除其破坏性影响。这些国家往往遭遇了比较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结局：经济滞胀、通货膨胀，或者其他形式的危机。

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未受到这些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美国国父们赋予国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限制政治权力，从而达到了保护经济不受政治干预的难能可贵的效果。美国的集约文化促使谨慎、自力更生等美德得以蓬勃发展。金本位制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种稳定性的支持下，美国从1836 年（安德鲁·杰克逊否决第三银行）到1913年的75年里都没有设立中央银行，但经济运作依然稳健。那个年代，也从未听说过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相信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进步主义运动的出现，对这些长期以来人们的假想发起了挑战。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引入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终结了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的狂野发展。二战之后，政府比在20世纪20年代要活跃得多。艾森豪威尔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约翰逊总统则向世人承诺，建设一个"伟大社会"。

美国脱离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形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社会中产生剧烈的影响，更不用说像拉丁美洲那样了。美国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能够约束政府的激进行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发起一项《国家工业复兴法》，根据这项法案，国家可以大规模控制经济运行，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否决了该法案的有效性。二战之后，杜鲁门曾试图引入一项全国性的医疗保障服务，但当时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制止了他的这一行为。如果某位总统是一个偏向自由主义的激进分子，那么他的下一任往往是一个保守的继任者--罗斯福之后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之后是尼克松，卡特之后是里根。自由放任型资本主义理念在美国有深厚的传统，二战之后，这种思潮还曾卷土重来。1944年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曾以精华版的形式在《读者文摘》上发表，受众群体多达数百万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称得上变成了一位电视明星。里根在竞选总统之位时声称，政府是导致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那么，美国能否通过运用创造性破坏的手段，继续保持自己已经具有的相对优势呢？现在看来，我们越来越难给出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企业创设率，处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3/4以上的美国重要经济行业，都出现了竞争水平下降的局面。随着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步入退休年龄，需要由儿女赡养的人口不断增加。各种社会福利支出仍在不可避免地增加，由于社会福利对资本性投资有挤出效应，社会生产力下降，经济增速放缓。那些职业政客把自己的票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投票者强烈需要一个未经任何过滤的民主体制来规范一个腐化的系统，在这种局面下，美国抵御民粹主义的能力日渐衰弱。特朗普是美国本土诞生的最接近拉丁美洲形态的民粹主义者，他向民众承诺抵制一切外来竞争，并且强迫企业向所有的工人提供"公平"待遇。

（本文节选自《繁荣与衰退》引言，经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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