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摄影机的女性走在城市中」东亚女性影展
第
一站将于2024年6月21-23日于
中国美术学院
举办。本次活动的主旨是
“女性・影像・城市”
，我们将采访四位女性影像作者，并邀请其中的两位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互动。
今天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一位作者，
井口奈己
。
我们在Zoom会议的小框里见到井口时，她的背景是一面奇怪的塑料布，而且网络很差，再加上她“宅宅”的尴尬气质、含糊的发音和跳跃的思维，让我们既觉得她非常可爱，又有一些手足无措。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愈发感觉她的作品和她本人的特质非常一致。她的电影比起宏大的叙事，更关注日常生活里心思缜密的小细节和不可思议的小奇迹。而她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也带给我们许多类似的惊喜。当我们问出那些精心设计的、预设她或许能够聊更多的“大”问题时，她三言两语就带过了；但当我们问出那些不经意的、预设只是一些闲聊的“小”问题时，她反而事无巨细地向我们描述了全过程，并且时不时地被自己的回忆逗笑。
身为“60后”的井口在生理年龄上已经不算年轻了，但她的影像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青春、潮流、轻快的氛围，这可能也与她纯真的生活态度和创作理念有关。我们特地选择了她的两部有孩子们登场的电影，希望大家能与我们一起感受井口奈己的童趣。
策展团队：
沈念、杨眉、闻豪、薛旭春
时间：
6月21日-23日
地点：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3号楼113小剧场
*本次活动面向本校全体师生
欢迎前来参加
Someone to Sing Over Me
だれかが歌ってる
脑海中流淌的旋律、一幅画展开的巧合，围绕东京世田谷区上演出平凡日常中的奇迹。
Keep Your Left Hand Down
左手に気をつけろ
故事发生在孩子警察打压左撇子、充斥着幼稚暴力的时代，大学里仍然进行着传统的电影研讨班、咖啡馆里情侣约会、神秘的女占卜师预言未来、而电影院里总是顾客稀疏…在这样的背景下，主人公凛踏上了在世田谷区寻找失踪姐姐的冒险之旅。
出生并成长于东京。2001年，她以8毫米电影《犬猫》出道并在PFF Awards 2001中获得企划奖（TBS奖）。2004年，井口转型商业电影导演并成功翻拍了35毫米版的《犬猫》，并以此片获得第22届都灵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国际评论家联盟奖以及最佳编剧奖。同时，井口也是第一个获得日本电影导演协会新人奖的女性导演。此后，她在商业院线接连推出了《不要嘲笑我们的性》（2007）、《西野的恋爱与冒险》（2014）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在2019年，井口制作了一部短片《有人在唱歌》。并在2023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首映了中篇电影新作《注意左手》。
Q：
沈念、闻豪
A：
井口奈己
翻译·撰文：
沈念
Q：
《有人在唱歌》和《注意左手》在设定方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请问您决定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契机和初衷是什么？
A：
我是先拍了《有人在唱歌》，本作的制片人金井美惠子（也是一名小说家）和她的妹妹久美子看了成片后，建议我制作一部类似感觉的电影。于是我就拍了《注意左手》。两部作品的设定相似但又有不同，有一种变奏的感觉。
Q：
那您日后还会拍类似的续作吗？
A：
暂时没有这样的计划。不过也不是没可能。孩子确实是一个持续的主题。《有人在唱歌》的最后有孩子们出场唱歌，虽然这个场景和正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非常有人气。大家对我说，孩子们真好呀。那之后我拍了一部有关孩子电影教室的纪录片《当孩子拍电影时》，大家又对我说，你要不下次拍一部孩子们撒野的电影吧，所以我就拍了（《注意左手》）。所以这三部有一种三部曲一样的感觉，在我心里这个系列已经完结了。不过要拍的话还是能拍的。
Q：
我觉得孩子警察的这个设定特别有意思。尤其是《注意左手》里探讨的接近歧视或排斥的主题，因为孩子警察设定的加入变得天真无邪起来，想请问您用如此轻巧的方式来探讨如此沉重的主题的用意是什么？
A：我创作这两部作品时最初定下的设定就是孩子撒野，然后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孩子们如果开始袭击大人的话会怎样。类似这样的作品以前就有好几部了，比如约翰·卡朋特导演的《魔童村》（注：这部作品还有一个1960年版本）和西班牙电影《谁能杀死孩子？》之类的。我不想拍一部特别严肃的电影，只想拍撒野的孩子们冲来冲去，只是稍微对大人有点威胁的样子。我在电影中真正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偶然相遇、偶然错过之类的日常琐事，这种日常在我看来是一种了不起的奇迹，我想在自己的电影中表达这种奇迹。不过这种奇迹只是很小的故事，为了让它成立，我需要加入一些不安定的设定。所以我就加入了歧视的主题。之前新冠疫情的时候，日本虽然没有封锁，但是，比如说我自己住在东京，我从东京去外地的时候是非常不方便的。本地人会给你一种“不许来！”之类的氛围。日本是非常高语境的社会，所以不会直接说“不可以”、“绝对不行”或者“Stop”之类的话，但是有一种压力会让大家互相小心翼翼地不要去做某些事。再加上那会儿又是疫情，所以有种总而言之不能去，总而言之不能见面的压力。可能日本尤其是这样吧，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一旦有那种刻板印象，就会形成歧视的结构——这就是我想表现的主题。
约翰·卡朋特《魔童村》 Village of the Damned (1995)剧照
Q：
您刚才也提到了《当孩子拍电影时》这部纪录片，想问您在把摄影机交给孩子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来创作影像的过程中获得的感触是什么？
A：
有一个组织开办了一个名为 “孩子电影教室”的工作坊。 大约10年前，我作为讲师参加了这个工作坊。当时，我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我觉得自己有点失去动力，但当我在这个工作坊当讲师的时候，看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制作并放映电影，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新鲜的体验。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最初的冲动——曾经的我觉得只是能够制作一部电影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非常有趣——这也让我重新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我拍《当孩子拍电影时》正好是疫情，我们是在宫崎这个远离东京的乡下拍的。宫崎位于九州，而且在九州里头都算是非常乡下的地方。那里的孩子真的特别淳朴，他们虽然没怎么看过电影，但是都想成为视频博主。就是这样的一群孩子，渐渐地越来越热衷于电影制作。有一个女孩拍电影的时候根本听不进去我说的话，但是在我教了她拍摄时要水平地拍之后，第二天她超认真照做了。作为成年人，我们会想很多，还会为此感到不开心，但对孩子们来说，拍电影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那之后也想和孩子们一起拍电影。
Q：
《当孩子拍电影时》中的孩子们是宫崎出身，这次展映的《有人在唱歌》和《注意左手》中的孩子们应该是东京当地人吧？请问两个地域的孩子们的特质有什么不同吗？
A：
非常不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到处泛滥。孩子们在互联网上的所见所闻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宫崎的孩子们所处的环境有更多的自然，因此他们对死亡、对昆虫很感兴趣。东京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更喜欢追求知识。我不是说东京的孩子不淳朴，孩子毕竟是孩子嘛。在《注意左手》里出现了长崎的和平祈念像的复制品（位于距离三鹰站很远的某个公园里），在拍摄期间，所有孩子都爬了上去，结果就挨骂了，有人很生气地跑过来说：“你们这群家伙把这座雕像当什么啦？！”但孩子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只管爬。
Q：
说到东京，两部作品的设定都在东京的世田谷区，包括重复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地点（如咖啡店）请问您为何选择这个地域作为创作对象？
A：
你提到的咖啡店当时正在搞圣诞派对，这场派对也是《有人在唱歌》的主题。影片里的店主在现实中真的就是那家咖啡店的店主，她对咖啡店的选址有自己的执着，必须得在公园旁边。在咖啡店旁边正好有世田谷线的路面电车，东京现在只有两条路面电车的线路了，一条是世田谷线，另一条是都电丸川线，后者只在下町沿河行驶。我非常喜欢电车，电车紧挨着拍摄地运行对我来说非常恰好，我也很喜欢拍铁轨旁的路等等。所以到了拍《注意左手》的时候，我也拜托这家咖啡店的店主让我借用一下店铺下面的台阶，还让孩子们沿着铁轨跑，因为这就是我理想的取景地。
Q：
那家咖啡店周边的地形像迷宫一样，很适合邂逅呢。
A：
世田谷有很多单行道，如今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时尚的住宅区，但它的道路其实好像原本都是农田道路。下町在战争中被大面积烧毁，所以街道很整洁，没那么歪七扭八。但世田谷却没怎么被烧毁，所以农田道路就这样变成了马路。那边很多路都是死胡同，也常常让人绕路。那边还有大学之类的，给人一种有大学生住在那里的印象，所以也有年轻人会在那里邂逅的感觉。
“这是我今年在东京看到的有关疫情主题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作品之一…井口导演在这个荒谬的科幻世界里注入了她的深情探索及迷影精神。”
——Fernando Ganzo（法国《电影手册》）
Q：
您的电影中还出现了其他有趣的场所呢，比如有涩谷的迷你影院Cinema Vera和早稻田大学。
A：
我喜欢在电影情节里用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比如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实际经历，在电影里出现的电影院场景就是我亲眼目睹的情节。当时我和增原（增原让子：NAMINORIPRO的员工，和井口导演长期共事）一起在Cinema Vera看电影，增原身体特别不舒服，一看完电影就冲进了厕所，老半天都走不出来，我就一直在门口等着。终于增原脸色很差地走出了厕所，这时正好有个买了罐装咖啡的小哥，他突然把咖啡递给了增原说“请收下”。然后增原一边露出一种“为什么身体不舒服却要喝罐装咖啡呀”的表情，一边向我这边走来。目睹这一切的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想着以后一定要拍进电影里！《有人在唱歌》中只有自己才能听到某段音乐的情节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和增原要从法国飞回日本，在北京转机，结果我不当心把机票扔掉了，增原为此急出一身冷汗，我俩都累得半死。在北京机场买果汁的时候也很艰难，因为我们没有人民币。最后我们靠增原的信用卡终于买到了一瓶果汁，两个人正分着喝的时候，我突然远远地听到有人在吹口哨，口哨声忽远忽近、忽远忽近。我当时想我是不是已经在天国了（笑），感觉还不错呢。正在我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才能听见口哨声的时候，增原说她也能听到，我俩都很困惑这到底是啥声音。凑近一看，结果发现是机场的保洁大叔在一边打扫一边吹口哨。因为大叔一直在走来走去，忽远忽近，所以他的口哨声也在忽远忽近。我当时觉得这段经历真的很棒，有机会一定要用在电影里。
Q：
音乐似乎是你作品的一大特色。不仅是两部作品中都出现了长段的live音乐表演，《有人在唱歌》本身就是通过音乐寻找彼此的作品，而《注意左手》的片尾也有我非常喜欢的rapper ACECOOL 作词、孩子们演唱的可爱rap。您是怎么理解音乐在您创作中的作用？
A：
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注意左手》的灵感来源是M.I.A. 的那支引起争议的PV《Born Free》（注：内容是一支武装部队在到处搜捕、处刑红发的人），我非常这首歌。关于我影片中的长段live演奏，我在拍摄《不要嘲笑我们的性》时和木村威夫老师（日本老牌的电影美术指导，同时也是一名导演）合作，他当时已经90多岁了，是一位名垂青史的人物。他的宗旨是创作者不应该擅自修改，比如建筑物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你不能自作主张地改变它的名字，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留存下来也是电影的使命。我进一步扩大解释了他的宗旨，认为演奏场景应该要完整拍摄、完整展示。虽然大家都说那里有点长，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放进去。关于ACECOOL，《注意左手》的出品人的儿子是ACECOOL的制作人，是他给我听了ACECOOL的CD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既然儿子在做这种音乐，不如就请儿子来做音乐吧。我就拜托他们做了孩子也能记住的歌词，让孩子们来唱。最近的孩子们平时都听rap的，他们觉得这种音乐很酷。我把音乐发给他们之后，他们当天就发来了边唱边跳的视频，真的很能干。录音的时候也是基本上一遍过，很快就完成了。
Q：
作品中多国语言字幕的设定也非常有趣，也巧合地符合我们“东亚女性影展”的主题，请问您加入这一设定的初衷是什么？
A：
有一名加拿大动画创作者叫诺曼·麦克拉伦（Norman McLaren），他有一部作品叫《色彩幻想》（Begone Dull Care，1949），因为加拿大本来就有法语圈，所以他的作品中总是有英法双语，除此之外还有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之类的。我很喜欢这种手法，所以就在自己的作品里尝试模仿了。
编者注：在《色彩幻想》（Begone Dull Care，1949）中，创作者
诺曼·麦克拉伦在
胶片上绘制了不同的色彩和形状去诠释爵士乐。
Q：
您在2002年公开了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犬猫》，这一部是独立制作，2004年时您翻拍了《犬猫》，之后又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创作了《不要嘲笑我们的性》和《西野的恋爱与冒险
》，这三部都偏向商业制作，而您之后的作品又回归了独立制作。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分别在独立制作和商业制作中感受到的异同？
A：
日本现在的商业制作很少有单独出资的情况了，基本都是以电影制作委员会的形式推进，所以会有很多不懂装懂的人来给你提很多不负责任的意见。可能每个人对此的反应都会不同，但我的感受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意见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压到我头上。独立制作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至少想怎么拍就能怎么拍，虽然预算也是一大问题。
Q：
您出道的时候女性导演在日本还非常少（现在依然很少，但略有增加），请问您作为女性所感受到的业内氛围是怎样的？20余年过后，女性电影人的境遇有所改善吗？
A：
我进入电影业界是更早时候的事，大概是1990年左右入的行吧，到我导演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为止，我跟了十来年别人的片场。这十年间我一直听到别人说，女性是很难成为副导演的，90年代的时候在片场的女性只能做服化或者场记，没什么女性能负责技术类的工种，当然也没几个人能做导演，真的是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也是听一位场记前辈说的，一般男性当了十年副导演的话都会被制片人提拔为导演，但是在日本没有制片人会提拔女性做导演。所以大家都对我说，你就自己想办法当导演吧。不过现在拍电影的门槛下降了很多，器材也变得方便了，还可以自己搞放映，就算来帮忙的工作人员很少，也没什么打光，也还是能拍片的。现在也有更多的民办大学可供大家学习电影了，看上去机会确实比以前多了，不过业内不是还有很多中老年人么，40-60岁的那些，这些人是非常男性社会的，他们会假惺惺地宣称“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真相不是这样的，对女性而言依然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