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马勇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为 “晚清四书” （《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新星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作者自序之一，授权刊发。
“批林批孔”是我的学术起点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按照过去的话说，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从出生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红色江山、共产主义接班人，毛泽东的语录早已渗入我们这一代的骨髓。假如不是后来的读书生涯，我一定也与现在许多崇拜毛泽东的人一样，不会有其他想法。一个例证就是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毛泽东的生日，这并不正确，而是上大学建档案时选定的。我来自农村，使用记时都是农历，从来没有换算过阳历。那时也不是很好找“万年历”对照表，因而以为接近，就将毛泽东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个别例外，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反潮流”，绝大部分都曾经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顺着潮流走，发自内心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尽管这些人没有几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
我的老家在安徽最穷的濉溪，被当地稍有知识的人誉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小时候，濉溪属于宿县，就是现在的宿州；后来属于淮北市，也是淮北唯一一个市属县。
与同龄许多学者相比，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早期，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实在说来，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像同时代的城里人，有机会学习那么多古今中外名著。我们那时上学，毫无目标，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让孩子识点字，平安度过儿童时代；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升学压力。一个村庄想也不敢想会出个大学生。特别是“文革”开始，废止高考，成绩好坏，一律平等。即便后来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创意，我们村也有几个同龄的入学，但上大学基本上与学习成绩无关。所以回想青少年时代，我没有后来从校门到校门一代学子的辛苦，我一直处于“快乐上学”阶段，没有任何人为压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底层社会出身，没有见过荣华富贵，并不知道艰辛是艰辛。
中学毕业，那时并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严格的户籍管制，不仅不存在外出打工，甚至遇到荒年要外出讨饭也很难被允许，必须开具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当然，我们那儿没有外出讨饭的习惯，我小时候倒是经常见到不远处的凤阳等县的职业乞讨者，只要秋收过后，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回来了。多年后，看到研究皖北乞讨者的书籍，我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那儿，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高中毕业后第一年，我因为一个小小的毛病，体检不合格。我的很多同学那一年参军去了锦州，几年后参加唐山大地震救灾。我没有去成锦州，第二年，我参军去了杭州警备区。这个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后来研究义和团来源时，以为义和团在那时能够闹起来，战后遣散，或解散，或逃亡的官兵应是一个因素。我的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自己在军营中的经历。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军营就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单纯的孩子在这个熔炉里一定会迅速改变。军营生活越久，越难以回到土地，自古以来的流民，其间总能看到军人，或退役军人的影子。
杭州城区三年多，我只是看见了杭州的繁华，并没有进入市民生活。但这个花花绿绿的杭州，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小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灵魂的震撼，开了眼界，知道除了家乡，还有城市，还有世界，还有那么多好地方。
军营生活真正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运动。军队现在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我们那时，每天的工作除了完成站岗执勤任务，主要就两件事，一是连队的副食品生产，养猪、种田，支农“双抢”；另一件事就是学习，我们简直就是文化兵，几年时间，确实有很多军事训练，但很少真刀真枪，印象中，实弹射击并没有几次，大量时间就是理论学习。这是我们军队的优势，但让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痛苦不堪。
毕竟我那时算是高中毕业之后入伍的，虽然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相对而言，高中毕业在那时的军营就是不小的知识分子了，因为更多士兵小学都没有读完。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我愿意从军营开始说，主要就是因为没有那几年军营生活，没有批林批孔运动，没有学理论，我的人生不会如此，更不会去读历史，研究历史。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理由现在看来并不是很充分，至少林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将自己与孔子联系起来，并没有孙中山、蒋介石那样的思想自觉，自视为孔子道统传承者。林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不精通，像那个时代许多好读书的军事将领一样，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其观察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对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并太容易阅读的著作，不可能理解很多。但是，毛泽东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厌恶，他到了晚年确实对儒家，对孔子，对传统，表现相当决绝。
据北京大学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提供的线索，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殒命温都尔汗后，北京林彪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被有关部门查抄过不止一次了。两年过去了，突然有人想起林彪的书籍字画。于是，1973年年末，有关部门派“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至于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时的玄妙，郝斌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但知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外，此时还有一首毛泽东的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郝斌先生认为，这两首诗才是“批林批孔”的真正源头。至于“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当年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疑是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此开罗登场”。
这样的高层内幕我当年作为一个小兵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中央文件下发后，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咒骂孔老二，以及他的孝子贤孙林彪。作为那个时代并不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我其实对孔子，对林彪，对孔孟之道，基本上不懂。好在那时的政治运动重在参与，并不真的要求懂。真懂的，估计也是麻烦，如后来我所知道的梁漱溟，他确实懂，但他说出来的话却不中听，因而也被边缘化。
政治运动就是一个学习运动，我们这些当兵的政治学习除了由指导员、排长、班长领读中央文件，更多时候就是由文化程度稍高的一些士兵读报纸，有时候也让我们写心得，写大字报。我记得我们连队那时驻防裟婆桥十四号，那里也是我们的营部，大字报最多时，简直将那个院子所有墙壁都贴满了，有大标语，有小字报，纸张主要是旧报纸，很少有新买的纸张，部队似乎也没有这笔开支。
至于大小字报，以及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稍后的说法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说实在的，几十年过去了，抄的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能记得，就是这个运动促使下，我开始接触了中国历史。印象中，我那时用津贴订阅了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以及极负盛名的《学习与批判》等，里面的文章并不全懂，但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至少应该算作职业生涯的准备期。
在批林批孔以及前后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中，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细读过张春桥、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至于《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之外的许多著作，也是我们这代自诩为“小知识分子”的床头书，一读再读，尽管许多内容并不懂。
除了用津贴买书、订购刊物，我印象中那时让我最长见识的是弄了一个浙江省图书馆的借书证，每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这张借书证是与我一起当兵的高中同学弄来的，究竟是怎样弄来的，现在实在记不得了。这个借书证让我开拓了视野，弥补了中小学期间乡村学校的孤陋寡闻。直至我从杭州退伍回家，这张借书证也没有及时退回，我用这个借书证又借了一批书籍回家，又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留给我的另一个记忆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但在那时却成为一个普遍性运动。我的一位老乡分在团政治部，他那时就参与了章太炎作品整理，好像是《秦政记》《秦献记》。节假日老乡聚会，这位老乡向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当然我并没有听懂。不过，由于我那时也曾去余杭教导队训练，那儿是章太炎的家乡，有了这位老乡的介绍，我那时对章太炎多少有了一点直观认识。这对后来的职业生涯自然具有正面意义。
杭州军营生活留给我另外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对理论的追求。1975年春节前后，毛泽东在杭州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连负责杭州火车站外围警卫，主要是看守毛泽东的专列。很长一段时间，我主要看守一个固定道口，那个道口差不多总有与我同时值班的一位师傅，是杭州极负盛名的造反派领袖，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每次值班时，都在听他讲那些晦涩理论，我听得晕晕乎乎，他讲得津津有味。具体内容现在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那时很陶醉的情形。我后来比较愿意进行一点理论思考，仔细想想，也有这位造反派师傅的影响在。
我应该算是军营理论学习不错的士兵，记得那时南京军区机关报的记者曾到我们连给我照过几张相，至于是否在南京军区机关报上发表过，我不记得了，但这位记者留给我的几张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现在能记得的几张确实都是“摆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铺上看书，而战友们统统睡觉，今天想想觉得好假，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似乎本就应该如此。
军营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假如没有这段生活，我无论如何不会踏入历史学的门槛。那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们并不懂，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轻人的直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
在我大约十岁时，一位在海军当军官的姨夫探亲时对我说过一番鼓励的话。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军官的料。我不知他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真实性，但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个年龄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我却一直惦记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成为职业军人，一辈子在部队。所以那时不论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或者日常生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我曾被推荐上大学，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并没有去上学，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内情的老乡告诉我，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毕竟人生的路还很远，机会还有。但这件事让我后来思考毛泽东时代许多问题时有了一个参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其实充满着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特别是邓小平重出后，推荐上大学成为历史，而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回“文革”前的高考，呼之欲出。这是我不得不放弃职业军人想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复出后，军队不再从士兵中提升军官。这个决定对于我们从农村来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击，当兵已没有进步台阶，我和许多准备一试高考机遇的同学、战友，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安排复员回家。
此外，由于历史突变，新政策让我这种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很不适应，毕竟先前也算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积极参加者，让我突然改变认识，确实有些为难。而且，我那时受《参考消息》等影响，对他们之前不断渲染的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局信以为真，像许多吃着地沟油的忧国忧民志士一样，非常投入地忧心毛泽东之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泽东去世消息时，我正在省委大院站岗，听到那个消息后确实像后来看到的朝鲜情形一样，一代伟人走了之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在此后的政治学习中，我也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今天回想自己幼稚到了极点，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的底层人物，竟然操心根本不该操心的事情。我后来在从事研究时虽然一再强调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各司其职，让政治归政治家，让外交归外交家，让学者专心于学问，让学生专心于读书或花前月下。然而，性格即命运，想到的，说出的，并不一定能做到。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地关怀”，越位思考那些本该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
顺流而下：从古史往下读
1977年，我离开了杭州，返回家乡，脱掉军装，继续当农民。三年多军旅生涯，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三年前的起点。
此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是我小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大概没有读高中，比我早几年入伍，早几年复员。他在部队时，以及后来我在部队时，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相处不错。他先是让我当了大队民兵营长。稍后，遇到“文革”后，大约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招收农民工，我就近水楼台，成为新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农民工。
那时的农村，并不觉得非常痛苦，只是收入太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因而第一批招工，还是引起了激烈反响。印象中，和我一起去的这一批工人，多少都有点关系，与之前几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纯粹的农民子弟，似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一批农民工直接被送到了宿州以东十二公里处的朱仙庄煤矿。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只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平地上下挖八百米，打出几个竖井，以及井下的巷道。我们单位准确名称叫做“煤炭部第二十九工程处”，领导这个工程处的，是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
印象中，我所在的临涣公社此次招到朱仙庄煤矿的工人有一百多人。与煤矿有关系的，被分派至劳动强度稍低的运输队。更有关系的，只在地面从事一些辅助工作。我那时确实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年轻力壮，也没有想去找关系，因而我被分配至劳动强度最大，也最危险的掘进队。掘进队的工作也非常简单，那时的概况现在还记得，就是“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四个工序。
我在井下整整干了一年，从来没有惜力，没有偷懒，几位老师傅，以及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似乎也很器重我。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吃肉，睡觉，日子过得很散淡，下井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恐惧，更没有末日的感觉。不过，朱仙庄煤矿是著名的超级瓦斯矿，安全检查是一点都不敢大意，下井时绝对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带任何火具或易燃物。朱仙庄煤矿也是国家大型重点企业，管理严格，正规，所以我在朱仙庄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故。
能够记得的，是一位高中同学，他父亲是我们公社很有声望的大队书记，这位同学早我一年参军，之后我们一起来到朱仙庄。这位同学性格很好，不多话，很幽默。然而无论如何让我们那时都想不到的是，晚上吃饭时一切都很正常，这位同学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这是我在煤矿工作两年最深刻的一个记忆，从来不敢忘记。
在这位同学出事前，我就到煤炭部在宿县城里新设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去了。淮北煤炭技术学校是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在我进煤矿不到一年时开始在煤炭系统内部招生，组织考试。我那时并没有想着离开煤矿，因而与一些工友一起参加了考试，有幸被录取，旋即入学读书。学时为两年或三年，主要为工程类课程，毕业后回煤矿当技术员。对于许多工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个人那时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高中同学出事后，我从学校赶回朱仙庄，帮着他的家人料理后事。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至今依然存在。我大约就在那一霎那做了一个影响我全部人生的决定，利用在宿县读书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正式高考，一定要离开朱仙庄，离开煤矿。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所以当同学后事料理完毕，我将我的“窑衣”、矿灯、矿靴，一切与煤矿有关的物品全部送给了工友。
我决定参加高考，还有一个激励因素。1978年，我大弟弟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了大学。他本来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但由于没有人懂得怎样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填得太高没能录取时，第二志愿就很不理想。但我弟弟考上大学对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我弟弟能够考上，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返回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就开始了高考复习。
煤炭技术学校本身的课程并不少，特别是课后作业，多为绘图，没有足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好在同学们都很帮忙，几位交情不错的同学在做作业时顺便帮我描出来一幅。这使我赢得了许多时间。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即便用心读书的学生，也主要在文科上，对于数理化，对于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那一年复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数学上，毕竟数学是一百分的卷子，至关重要。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有同样的需求，就在城里一所中学夜校里报了名，每周有几个晚上到那里听老师辅导。
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放学后，骑车返回东关煤炭技术学校的路上，会与几个当地的流氓打了起来。与我同行的同学非常勇敢，边打边掩护我撤退，快到学校时，我喊来一批同学，那几个流氓才被打跑。但这一次打架，给我内心留下了巨大阴影，很长时间我都不敢自己夜间外出，总担心再遇到那几个流氓。
不到一年多时间，紧张复习很快结束了，我每天即便去煤炭技术学校上课，也多是躲在后面看书，我的作业主要靠同学帮忙。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去附近河边看书背书。我大妹妹那时在宿县师范学校教书，半年后我去她那儿吃饭时，她和她的同事都以惊诧眼光看着我，说我的头发已像一个疯子。我很久没有剪发，很久也没有洗头了。
复习是痛苦的，收获却是愉快的。记得我那时还去宿县一中请教过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那时高考已有了两次，这位老师也及时总结了一些经验。他的哥哥是我的邻居，是50年代从一个县团委书记位置上打下来的右派。这位右派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好，大约因为我们几个喜欢读书，因而他得知我在复习时，就介绍我去找他弟弟俞老师。俞老师给我的辅导细节不记得了，但我后来一直感激他。我记得我到复旦读研究生时与俞老师还有往来，他为我介绍过《文汇报》一位名记者，是他的同学，还是兄弟，我也不记得了，后来渐渐也就失去联系，主要还是自己主动性不够。
我并不是在煤炭技术学校这边报名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煤炭技术学校也属于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读了中专，就不能再报考大学。我利用那时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档案两不沾，就让家里在原籍报了名。
原籍临涣公社的文教干事周叔叔与我父亲是好友，没有怎样费力气，他就帮我报上了名。我相信周叔叔这样爽快帮忙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前提，即我不一定能考上，毕竟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系统学习，毕竟已有了那么多应届生。然而，后来考试情形出乎许多人预料，我的高考成绩总体上说还不错。据稍后的消息，我奋斗差不多一年的数学只有可怜的十三分，题目中有一个绝对会的定理推导，竟然被我一激动做错了。那一年英语还不计算总分，我按照别人经验在四个选择中一律选C，这样多少有了几分。我毕竟是从部队回来的，政治课即便不拿满分也应拿八九十分，可惜的是，我尽管答题文字写得很多，但并没有答到要点上，可怜巴巴，我最自负的政治课仅仅得了五十九分。我的总分主要集中在语文、历史、地理三门。据稍后获得的消息，这三门分数，可能是淮北市，或濉溪县单科第一或前几名。
文教干事周叔叔没有预料到我会考得这样好。知道这个结果，他一方面替我高兴，另一方面感到为难，毕竟我正在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按照政策，我确实不能再去读大学。周叔叔的意思很明白，我在煤炭技术学校的事情，他帮不了忙，必须我自己去解决。假如煤炭技术学校不让我上，他也毫无办法。
我和家里商量后也别无办法，最后还是要我自己去找学校。我找了校长等领导，但个个都无权做主放我走。一位校领导建议我去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政治部去找找，如果他们同意，学校肯定不阻拦。
根据朋友提示，我找到了政治部主任。主任很威严，毫不通融，眼见到手的大学就要泡汤，我那时心急火燎，什么样的心思都有。我也不记得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这位主任的家，主任还没有下班，他太太接待了我，听了我的诉说，既高兴，又同情。过一会儿，主任回家。他太太当我面为我求情，这位主任答应向煤炭部请示。如果煤炭部不反对，我就可以去。
过几天我去听消息，据主任说，当年煤炭系统参加高考的人并不少，但真正考上的并不多，而在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似乎只有我一人，因而煤炭部、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将我的事情做了特别处理，同意我离开煤炭技术学校，回原籍参加高考录取。我的命运就此改变，今日追述，不能不感谢所遇到的每一个帮忙的人。
在报志愿的环节，有我大弟弟的教训，我从一开始就往低处报，而且那一年教育部压缩招生，更使我不敢奢望报省外高校，我就在省内几个学校中挑选，也就是安徽大学等几所学校，能报的专业，也就是文史哲最传统学科，即便经济、法律当年最冷门的专业，我都担心自己无法被录取。我的保守做法据说很有效，316分能够被安徽大学历史系录取，是那一届同学中最后一名，据说也是全校最后几名。
安徽大学现在往前追溯自己的历史已经很远了，但在我入学时，安徽大学的历史只能追溯至1958年。我们那时并没有因为学校历史短自惭形秽，依然为是省内第一综合性大学而高兴、自豪。
我所进入的历史系，更是当年新组建的。据老师说，他们一部分来自安大政教系分家，哲学、历史，都是这时独立出来的。历史系的老师从渊源上说，有不少都属于原来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这个系的历史也可以追至1958年。
历史系的历史短，老师也很少大学教书经验，而且合肥那时交通实在不太方便，几乎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蚌埠至合肥的那段铁路是唯一出路，但没有办法将这条铁路与其他线路联通，所以那时的合肥相当闭塞，安徽大学与京津沪等地高校比，其闭塞显而易见。四年大学，印象中只有唐德刚、李华兴、魏宏运、彭明、茅家琦等很少外地学者来讲学。我们的眼界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
闭塞也有闭塞的好处，就是有足够时间读书，不分心。记得入学后我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后来有机会我自己买了一套，这套书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路。几年前我为一家媒体推荐书目时曾专门讲过这个故事。
很显然，我的兴趣是接续几年前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毕竟那时在部队读书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之所以执着报考历史系，其实就有寻找答案的潜意识。现在终于有机会去弄清先前的困惑了，所以大学几年，总体而言，我的学习相当主动，有规划，有意识，我从一年级开始，下力气从头学外语，尽管一直到后来不会说，听不懂，但毕竟三年半功夫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关。外语之外，我的全部精力就是读中国古代史料，经史子集，四部并重，一本一本往下看。对于比较难理解的作品，比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说文解字》以及从《史记》至《清史稿》中的思想家传记、《经籍志》、《释老志》、《艺文志》等，我都曾手抄过一份，主要是借此加深理解，加深记忆。
大学四年，我的兴趣就在中国思想史，为此我系统听过哲学系中西哲学史课程，周继旨、钱耕深、孙以楷、乐寿明几位教授的中国哲学史我从头听到尾，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问题，都因他们的讲述而获得清晰认识，比自己在那儿苦读，冥思苦想收获更多更快。
历史系老师值得记忆的更多，那时的系主任吴寿祺先生是合肥师范学院时的老领导，从政教系出来筹建历史系。历史系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教室检查我们这一届的晚自习。有时还会与同学聊一会儿。古代史的老师吴孝铣、赵华富、傅玉璋，近现代史老师沈寂、高洪志、陈善学等，都为我们讲过课，多少也有一些私人接触，受益匪浅。
对我后来人生道路构成转折意义的是汤奇学老师。汤老师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蔡尚思先生的门生，那时蔡先生年事已高，汤老师和他的几位师兄弟主要接受朱维铮老师、姜义华老师、李华兴老师的指导。汤老师在我快毕业时分到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很快请来李华兴老师做了一个为时不算短的系列讲学。李老师讲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毕竟来自复旦名校，他那时赢得了我们几届同学的拥戴。记得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我们班只有三十人，报名的不过十来人，而报考李老师的就有好几位。
看着那么多同学报考李老师，我当然没有勇气参与竞争。汤老师这时给我们班提供了更多信息，所以我和几位同学就避开了自相竞争。这是我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老师的直接原因。朱老师的名气那时还不是很大，他与姜老师、李老师正在合作，他们合作的论文不时见诸学术刊物，但对我们边缘化的内地大学，我那时并不清楚这几位老师的分量。
汤老师的建议使我获益无穷。初试合格后需要去复旦面试，那时我们都很胆小，在进入面试教室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去看看朱老师。面试的内容早已忘记了，记忆中，因为我的面试，一位来自复旦历史系的考生被淘汰了。
进入复旦，是我进入学术的开始。朱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三年时间，我们追随朱老师读经典、读理论，我也曾给朱老师当过两个学期的助教，随堂听课，协助处理一些事务。
朱老师的讨论班最有内容，我获益最大。他规定我们每周读一本经典，从古典开始，从《论语》往下读，顺流而下。由于我在本科读书时在古典方面略下过一点功夫，因而在朱老师讨论课上，我多少还敢讲点看法，尽管很幼稚，有时也受到朱老师的批评，甚至嘲弄，但确实通过这门课获益巨大，对后来的专业研究非常有意义。
复旦三年，我并没有想着往下读。朱老师那时不时向我们灌输着传统老先生的看法，三代之下无真学问，学问只在古典、在古史，所以我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近代，印象中，除了跟汤刚老师读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宋以后的历史并没有下过功夫。朱老师那时让我们注意地下发掘，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读考古报告，读文物，注意一切来自地下的新史料，所以我在后来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没有一个在秦汉以后。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很快结束了，复旦的校园生活让我开了眼界。我们那时的价值观，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没有谁想着进官场，去从政，尽管那时也有读书人在官场如鱼得水的先例。朱老师那时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不主张学生从政，他替我做出的选择，就是进社科院从事研究。记得当时朱老师因会议或其他事来北京，就与历史所的朋友为我安排了出路，我毕业时的派遣证就是到历史所报到，具体工作单位为侯外庐先生创建的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卢钟峰、步近智等先生，都与朱老师有交情。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就在我将要报到的时候，朱老师在近代史所工作的老同学刘志琴老师，正好在上海，一个偶然机会，她劝我不要去历史所报到，改派近代史所。刘老师的理由很简单，也最具说服力，因为近代史所刚刚交付使用新办公楼，很快还会有一幢宿舍楼，近代史所分房子肯定比历史所快。在1986年，没有人想到房产私有化、市场化，我们那时唯一的机会就是等待单位分房子。所以对刘老师的建议，朱老师也很认同，而且朱老师与近代史所丁守和、杨天石、王学庄等，也是多年好友，且同为那时文化热的弄潮者。于是，1986年8月，我就拿着去历史所的派遣证到近代史所报到了。
这一改变不仅让我较其他同学稍早一点得到了一间平房栖身，更重要的是，这个改变深刻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我在安大四年、复旦三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从事近代史研究，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像胡适、冯友兰说过的那样，在古史上下功夫，争取发现一个古字，一件古史的新意义。现在来到了近代史所，我必须从头开始，阅读近代史资料。
近代史所也有一个通史研究室，而且创所所长范文澜先生的兴趣就是古史。近代史所有着良好的学术风气，只要是真诚做学问，不论哪一段，只要有心得，有见解，并没有什么范围限制。我所在的文化史研究室，那时的主任为丁守和先生，副主任是刘志琴老师。丁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大家，古今中外，均有涉猎，年轻时做过马恩列斯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后来将精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历代奏折研究。刘老师是明史大家，我在读书时就对她的晚明城市研究非常佩服。刘老师也没有刻意下来做近代史。所以我那时如果不下来阅读近代史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历史机遇让我来到了近代史所，我不应该辜负这个机遇，不能对研究所主流学术一问三不知。这是我毕业后没有在原来题目上接着做的一个因素。
有了这个想法，我从进所报到开始，就拿出全部精力补近代史课，系统阅读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那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巨著。我没有任何既定的，或者一定想做的题目，我的兴趣就是读书，就是补课，读了这套书，我又按图索骥，在所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漫无边际阅读。现在回想起来，从1986年至1991年几年，是我读书最多，也最无功利的几年，自认为这几年阅读让我后来几十年受益无穷。
那时的学术界风气、管理，也与现在很不一样。不论是老师、老先生，还是研究所、研究室领导，没有人催促你去写文章，去写书，老一辈敦促我们的是“好好读书”，“不要随便写东西，以免将来后悔”。所以那几年，也没有后来市场化、商品化影响，也没有人想到去干点什么学术之外的事情，每天的事情，就是借书、读书、还书，三点一线，从家里到办公室，到图书馆。
没有压力，没有目的，没有功利的读书，才是真读书，我非常感谢那几年。那时也没有现在频繁的考评，没有什么量化，研究所有老先生评职称并不是像今天看著作量，更不会荒唐地看发表刊物的级别。研究所衡量人才的尺度是学问，而衡量学问的方式，就是老先生们的感觉。有没有学问，不是写出来，甚至也不是说出来。有学问就是有学问，没有学问就是没有学问，一切都在老先生感觉中。印象中，当年流传老所长夸某位老师最有学问，但从著作量上说，这位老师述而不作，甚至连述都懒得做。他的学术理想就是弄清问题，问题弄清了，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
假如不是一个偶然机会，我也将像这位老师这样述而不作，以读书为人生快事，以弄清问题为学术目的，而不是以著述为学问唯一诉求。我在1991年之前几年，其实就是这样度过的，单位也没有说什么，自己感觉也良好，尽管没有什么成果，到时该给的中级职称也没有耽搁。
我那时确实以为写出来太俗了，但在单位或学术会议上，我又是一个话痨，后来反省，有几次会议，我自己都觉得说得太多了，甚至说了很不应该说的话。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过着，读书，借书，买书，有时与朋友喝喝酒。无功利，很惬意。然而就在一次喝酒时，张德信先生一句有意无意的嘲讽深刻刺激了我，使我恍然有悟。
张德信几年前去世了，我一直称呼他张老师。他也确实当得起老师的名份，因为他确实在人生问题上给年轻人以热情指导。我自认是获益最多的几个年轻人之一。通过他，我不仅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而且获得很多人生教谊。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机会比较多，但他始终没有对我只读不写、夸夸而谈说过任何意见，或给予什么提示。但是1991年的一天，我在与张老师，可能还有其他人一起喝酒时，不知说到了什么事，张老师突然轻轻说了一句：“你这么牛逼，怎么一直不见你写的东西？”
这句话让我浑身出汗，一下子陷入尴尬。痛定思痛，我并不觉得张老师说的有什么不妥当，我后来甚至非常感谢张老师这个及时、不留情面的提醒。如果不是这个提醒，我继续浑浑噩噩读书，喝酒，继续乐呵呵，那么几年后评职称，我肯定会遇到挫折。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出汗固然尴尬，但洗心革面，从头开始，让我及时避免了更大失误。我后来一直感谢张老师这个提醒，我对他说过，但他说确实不记得了。
（篇幅原因，刊发时内容有删节。）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聂绀弩｜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