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法学界，无论是台湾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
一致认为，“权利”一词非我国固有之语，而是假日本取自欧陆为我所用的产物。
就笔者目前阅读范围，
最早提出“权利一词源自日本”的应是梅仲协先生。
梅先生在其1943年出版的《民法要义》一书中称，我固有之法律思想，素以义务为本位，未闻有所谓权利其物者。稽考典籍，权与利二字连用，殊罕其例，唯于桓宽《盐铁论》杂论篇：“或尚仁义，或务权利”，荀悦论游行:“连党类，立虚鉴，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偶一见之，而其含义鄙陋，大率为士大夫所不取。按现代法律学上所谓权利一语，系欧陆学者所创设，日本从而逻译之。清季变法，权利二字，复自东瀛，输入中土，数十年来，习为口头禅。
郑玉波先生也认为，在我国权利二字并用，典籍记载中并不少见，然而将“权利”一词用于法律之上乃是取自日本。“权利”一词，在拉丁语为“jus，法语为“droit"，德语为“Recht"，英语为“right"，均含有正义直道之意。日本学者对其加以继受，初采道理主义译之为“权理”，后采利益主义改译为“权利”。
鉴于梅仲协先生和郑玉波先生在我国民法学界的地位，“权利一词取自日本”一说，一经提出，遂成定论，并广为我国大陆民法学者所接受，成为国内各权威教科书公认的一致结论。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对此，民法学界无人怀疑。而对此提出疑问却是一位法制史学者——北京大学的李贵连教授。1998年李贵连教授在其《话说“权利”》。一文中经过考察首先指出，虽然“权利”一词我国古已有之，但均与近代“权利”之意大异其趣，当时“权利”的意蕴在于“权势及财货”。即便如此，
近代意义上“权利”一词确为中国首创，并非来自日本！
证据之一：1864年由丁匙良等人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一书中，已经使用了“权利”一词。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题良(W.A.P.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刊行问世。该书是译自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在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为将这部近代法学著作译成中文，古代的“权利”被赋予了新意后，频频出现在这部译著中：“虎哥以国使之权利，皆出于公议”，“窃思步氏所言国使之权利，分为两种”，“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等等。这些权利虽然译者没有定义，但显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权利”。
《万国公法》中不仅有“权利”一词，与此相关的或派生的“权”、“自主之权”、“主权”、“私权”等，几乎涵盖了《万国公法》的所有卷和章。通观这些用词，今天我们即使不作认真的推敲，也不会将它理解为“权力和财货”。它是丁题良这个中国通，与协助他进行翻译工作的中国人一起，借用古代的“权”和“权利”所做的改造或创造。这是中国近代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近代“权利”。丁题良在《万国公法》中，虽然广泛使用不同于古典意义的“权利”。人们阅读该书也不会将这些“权”、“权利”等同于古代的“权”、“权利”。
自《万国公法》之后，凡丁题良主持的同文馆翻译的公法类译书，逢对应“right”者，无不使用“权利”一词，如《公法便览》中:“所谓平行相等者，乃指各国权利而言，凡自主之国，无论新旧、大小；民政、君政，其权利相等，如衡之平焉”，和《万国公法》一样，《公法便览》也通篇充斥“权”和“权利”。
通过以上考证，李贵连教授总结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近代意义的“权利”一词，不是“始见于清末立宪和民国‘立法”，而是始见于19世纪60年代的《万国公法》和稍后的《公法便览》。
《万国公法》中的“权利”，实为清末法律中“权利”的滥觞。是故，梅仲协先生所言之“清季变法，权利二字，复自东瀛，输人中土”，并不准确。
第二，近代“权利”一词，不可能由“日本传入”。
理由是:《万国公法》刊版之时，日本明治维新尚未开始。日本借用汉字创造新词以应对西方法律用语，系在明治维新以后。维新之前，日本根本没有新词传人中国以供《万国公法》的编译者们所借用。此外，《万国公法》特别是《公法便览》的“凡例”，十分清楚地说明，编译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古代汉字来表述外来的“权利”之意。两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日本。
证据之二:大槻文彦的((箕作麟祥君传)认为，“权利”从汉译《万国公法》中来。
中国人引进日本借用汉字径造的法律词语，大体始于黄遵宪。在此之前，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通过中译书籍了解西方世界，是日本主要的，也是通行的做法。《万国公法》刊版不久.即在日本流传。由于《万国公法》中俯拾皆为“权利”，故日本大椒文彦的《箕作麟样君传》认为.是日本借用《万国公法》中的“权利”。所以，权利一词不仅并非我国取自日本，相反，倒是日本取自我国。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专家。他在其所撰写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第七章“现代汉语与日本词汇的摄取”中，考察中日两国文字时指出，远在明治时代(1868-1911)以前，日本便已从中国学来汉字。日本除了通过中国学习西洋文化之外，还开始直接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输人新文化。当输人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日本人不使用原语，但借汉字径造新词汇。在作了这些考察后，实藤惠秀转引大槻文彦所作之《箕作麟祥君传》，描述箕作麟祥径造法律新词的苦心:
当时，法学仍然未开，麟祥君仍未通晓这门学问;没有参考书，没有字典，又缺乏指导老师;遇到疑难的词句，麟祥君惟有独自苦心钻研;……他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专家请教，亦毫无用处……麟祥君所创立的新词中，似乎只有“权利”和“义务”两译语((right及obligation)是从汉译《万国公法》一书取来。其他法律用语……都是麟祥君辛苦推敞出来的。
由此可见，“权利”并非中国取自日本，即使在东洋也早有定论。
李贵连教授最后颇为感慨地说，从1864年《万国公法》问世到现在，“权利”在初用之时，虽然默默无闻，备受冷遇，但是，30多年后毕竟被思想界暴炒了一阵。然而，经历130多年，跨越两个世纪以后，海峡两岸学术界不仅仍须辨正“权利”，甚至连“权利”来自何方也成为疑问。这实在是使笔者感到悲哀。这是历史的遗忘，还是学术的断裂?该是学术界认真检讨、反省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反思“回归词”，既然“权利”一词为我国所先发明，为什么会让大家都误以为这是我们学日本的东西呢？
这其中存在此消彼长的两个原因:
一方面，“权利”一词虽为我国学者发明，但“权利”一词以及权利观念并未在当时普及。“权利”一词虽在1864年即为丁题良等人翻译的《万国公法》所使用，并在其后由丁题良主持翻译的《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书籍中继续使用。然而，其后30余年中，“权利”一词并未被其他翻译机构统一使用，也未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使得“权利”一词未能迅速普及。
另一方面，在日本“权利”一词虽从中国逻译而来，却广为利用。1900年留学日本的章宗祥曾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权利竞争论》(即今译之《为权利而斗争》))的前两章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译书汇编》第1期和第4期，后来章宗祥又与张肇桐将全文译出，成书出版。《权利竞争论》的原文以感情饱满、语言优美及思想深刻而著名，几经转译，震撼力不减，一旦译成中文，顿时广为传诵。受其影响，1903年清廷颁布的《公司律》，则已明确将“权利”二字纂人法律。自此之后，在中国“权利”一说遂成燎原之势。如果不是《权利竟争论》的译介，权利学说及其学说之功用不可能为国人所掌握，“权利”及其价值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理解。所以，“权利”一词虽并非肇自日本，但日本法学对权利勃兴于中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概念，即“回归词”。香港《镜报》月刊2003年9月号曾发表一篇《“词”归来兮》的文章，作者文中指出“回归词”乃是一种特殊的外来语，“外来语”英文称“loans”或者“borrowed words",“回归词”则称为“return loans"。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洲语言学系主任陈平教授的研究，与1840年以前的汉语相比，现代汉语常用词汇一半多是“外来语”。在这些外来语中“回归词”占有很大比重，而这些“回归词”中有很多是我国原有的词语，被日本人巧用后，又出口转内销式地回归到我国，以致很多人忘却这些词原本就是产于中国。
日本早于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日本人从古代汉语中，寻找与西方文化相近的汉语词汇加以改造，来表述西方的政治理念、科学技术、社会伦理等概念。中国人又把这些日本人开始使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古汉语词汇，用在现代汉语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中国人。据澳大利亚陈平教授的研究，1900年以前西方出版物多是从欧洲文字翻译成中文的。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另眼看待东流小国日本。西方文化开始经由日本大量涌人中国。1900年后，西方出版物从日文转译的占了大多数。历史上汉字单向流动的方向开始逆转，日语中用来表示西方语汇汉字大量“回归”。回归词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古代汉语中使用过，日本人为了反映西方文化将其赋予了新的内容，例如日语中“经济”.取自古汉语中的“经世济民”一词。另一类是利用汉字原来的含义组成的新词。如“独裁”、“哲学”等。
虽然在我国古代“权利”一词，其含义概指“权势及财货”，不为人所重。但自丁胜良翻译《万国公法》之后，“权利”一词已经被赋予新意，具有了近代意蕴，并随着《万国公法》流入日本，在日本被发扬光大之后，又回归到中国。
通过以上“权利”一词复杂的演变和回归过程，我们又能从中读出些什么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