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活动源于人类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需求。1650年，世界上第一份日报《新到新闻》在莱比锡出版，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德国是欧洲的商业和贸易中心，成为连接欧洲和世界的重要信息集散中心。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为什么？因为办刊人对中国文化、社会有兴趣（其笔名就是“爱汉者”），又希望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基督教教义。这些最早的新闻活动都源于满足人类认知需求的信息传播活动，这成为新闻活动的动力，也成为新闻活动的准则。
时至今日，在德国的新闻业中，如同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所言，“‘公共性’成为公共广播电视台对新闻质量的基本要求”，按照相关规定，“节目内容应该为教育受众、提供信息、生活资讯服务，特别是必须为文化的发展做贡献。”（吴璟薇《德国新闻传播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版第3页）
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新闻活动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尤其是在社会复杂度越来越高、媒介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新闻信息成为公众认知世界的首要窗口。看新闻，就是看世界；看世界，就要看新闻。公众对新闻活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新闻活动在维系公共利益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新闻活动的公共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连接，另一是引导。前者让个体与社会融合，后者让认识与实践同步。
作为公共领域的新闻活动，承载着通过理性讨论、公开传播推动社会进步的任务，但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现实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政府权力和商业权力双重入侵，公共领域不再“公共”。事实上，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中的行政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恰恰揭示了新闻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及其背后的强大控制力。
新闻活动如果被非公共性的政治权力控制，就会出现基于虚假信息基础上的政治动员、战争动员，比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正是基于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新闻活动如果被非公共性的商业权力控制，就会出现基于煽情信息基础上的商业促销、感官刺激，比如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这一新概念的出现，乃至“娱乐至死”倾向的滥觞。
在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对新闻活动的控制下，当代社会出现了第三种控制力：技术权力。“新闻+社交”成为当代公众获取新闻与传播新闻的主要行为，FACEBOOK、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携数以亿计的用户进军新闻业，媒体平台正在成为平台媒体，这直接导致社交媒体取代传统新闻媒体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平台，机器算法取代公共新闻价值成为新闻筛选的主要依据。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的学者进行反思，认为社交媒体应该为大选期间传播的虚假新闻负责，而FACEBOOK回应称自己只是技术公司。事实上，尽管今天的公众身处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获取真相的难度是加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面对强大的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和技术权力，新闻活动如何回到新闻发生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即服务公共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呢？最重要的，依然是从新闻观念上下功夫。人的行为听命于人的观念，新闻观念决定新闻行为，新闻观念是新闻活动的灵魂。
从工具尺度上看新闻活动，追求的是传播效果最大化；从价值尺度上看新闻活动，要把公共性作为新闻活动的核心观念。要让新闻信息从产品、商品回到作品、公共品，这对于新闻活动的存在更具本质意义。
新闻是社会与公众的中介，连接着公众对社会的认知，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成为新闻与公众的中介，连接着公众对新闻的接触。因此，这种公共性新闻观念的要求，不仅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专业准则，更应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交媒体的新闻伦理。
本文刊发于《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7期刊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