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到延安，仿佛地狱到了天堂” | 西方观察家眼里的抗战中国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篇章，这场战争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均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命运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由于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我们至今难以准确地描述和分析这场战争在20世纪中国复杂进程中占据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抗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观察、报道、分析，无疑成为了记载抗战的一种特殊文本，对史学界全面评估中国抗战、认识抗战期间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体系，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20世纪的命运和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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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的观察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抗战初期，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二是抗战中期，即从1941年底美国参战到1944年10月的史迪威事件；三是抗战晚期，1944年底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整个抗战期间，西方人士纷至沓来。他们从南京辗转到武汉，最后到达陪都重庆。他们的身份，大致包括外交使节、使团成员、盟军顾问、情报人员、观察家、学者、记者和其他的专业人士。他们对大后方的观察大多见之于外交文件、报刊杂志和专著。

位于重庆的外国记者俱乐部旧址

一般而言，在抗战初期，西方人士对中国的报道是非常正面的，对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对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能够存在下去，而且能够对最终的抗战胜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938年第1期的《时代》周刊，以蒋中正夫妇作为封面人物，就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关注。

同样出版于1938年的《日本侵华》的作者毕森是一个较为左倾的记者，他痛恨日本的侵华行径，对中国人民抱有强烈的同情。他也曾访问延安，与红军进行了交谈。他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战争，中国政府能够坚持的时间越长，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左：毕森在延安演讲

右：毕森在延安的“不雅”照——找虱子

著名的美国妇女社会活动家、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是所有的西方观察家中最亲共、对国名政府批评最激烈的人之一，著有《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和《中国反击：一个跟随八路军的美国妇女》（1938）。除此之外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也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埃德加·斯诺在1941年发表了作品《亚洲之战》，分析了当时亚洲的政治形势和战争情况，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则早在1939年就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红色中国见闻录》。

邓鹏教授讲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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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都重庆，尽管西方观察家们小心翼翼，依然会受到来自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没有哪一个记者会喜欢新闻检查，而在重庆，新闻检查的主要施行者是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的董显光。报喜不报忧的限制，难免让人郁闷，观察家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地下”方式，将部分报道偷偷送出重庆。

另一方面，董显光在答记者问时常常环顾左右而言他，而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乔冠华等人则表现出较高的外交艺术，周恩来的魅力和乔冠华的热情使得西方人士更加倾向共产党，他们更愿意相信共产党方面提供的材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共产党统战的成功之处。

报人董显光（1887-1971）

除了直接从办事处获得材料外，西方观察家还有另外的消息来源——陪都重庆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从上海、南京等地辗转来到重庆的文化精英。这些知识分子常常对政府发表一些负面评价，他们抱怨物价飞涨、政府官员腐败、民生凋敝等等。他们的言论也影响了西方观察家的观点。

当然，西方人士也会与政府中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进行结交，如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这些人在西方观察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说的话与董显光、蒋介石不同，这些不同也被反映在了西方人士的记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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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的赞美和尊敬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批评和否定。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由于战争初期的消耗，以及日本的全面封锁，中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士兵也疲惫不堪，军队损员，弹药缺乏。而史迪威将军和罗斯福总统则在此时反复要求中国军队进行大反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预期的落差，便成了中美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除此之外，皖南事件的发生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影响。对于那些衷心期望中国的统一战线保持稳定状态的西方人士而言，皖南事件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跳过这场事件的起因、不去追求谁是谁非，在西方人士看来，国民政府作为“大党”，拥有军队，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这样的心理因素很难量化分析，但是无疑也影响了西方人士对国民政府的信任。

哈里森.福尔曼《发自红色中国的报道》

发生于1942年至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是典型的天灾人祸的实例，叠加上战争的因素，政府不力的领导和救助导致了大批民众的死亡。目睹一切的西方人士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感到震惊，对中国政府的毫无作为感到愤怒。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其著作《来自中国的惊雷》当中讲述了自己在离开郑州之前、政府官员为他饯行的宴会。宴席上山珍海味，白面、豆腐、莲藕、鲜鱼，无所不包。他说：“那次盛宴是我有生以来最感到恶心的一次盛宴。”这也成为他写《来自中国的惊雷》的动因之一——他希望美国公众能够了解发生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一些真实状况。

白修德与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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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发生的史迪威事件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令人遗憾的分水岭，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原统帅史迪威被罗斯福召回美国。

这一事件的原因十分复杂，包括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分歧、以及两国领导的性格冲突——蒋介石因为受到儒家影响而内敛，而史迪威作为典型的美国军人则具有极强的进攻性。一方面，中国军队经过多年抗战已经疲惫不堪，亟待休整和补充；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参战，日本战败指日可待，中国军队难免略有松懈。

《史迪威与中美关系》

这在我们看来十分自然，但在美国人眼中则转变为消极应战的不良态度。这些一点一滴的不快逐渐积累，最终形成了严重的质变。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中国人）他们已经太疲惫了，装备不足，他们无力再进行更大的努力，尤其在这种努力显得不那么必要的时候，他们现在想要稍事休整，节省用以对抗日本的资源，以集中精力为战后的政治和经济恢复做准备。”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官方对中国军队的不满，而史迪威事件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在此之后，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之间的互信几乎不复存在，西方媒体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急转直下。

《被遗忘的盟邦：中国抗战史，1937-1945》

史迪威的失败不仅仅是美国外交史上的挫折，而且深深损害了中美两国的盟友关系。在史迪威事件后，滞留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强烈要求陪读政府准许他们访问延安。共产党方面热情地接待了这些记者，让这些人感到他们在延安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可以通宵达旦地交谈，也可以进行突然地访问。共产党所变现出的坦率对西方代表团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开放和睿智眼光与重庆政府的压抑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甚至说：“从重庆到延安，仿佛从地狱到了天堂。”

这样的观点也延伸到了对军事实力的怀疑，他们说：“国民党统治区的失利是国民党军队长期士气低落的结果，而军队士气的跌落则是政治腐败的结果。国民党的颓势已不可避免。”言下之意便是建议美国抛弃国民党，重新考虑站位。其中史迪威甚至建议美国直接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物资援助。

阿丽达及其著作《中国故事》

其中评价较为公允的是弗里达·阿特丽，由于目睹了斯大林在苏联的残酷行为，她始终对共产主义抱有怀疑。她认为今天表现优异的共产党，明天不一定优异；他们也可能在掌握政权后变得腐败，不应当被过度美化。

葛兰姆·佩克是美国驻中国的情报官员，他在1940至1941年间走访了四川、河南、陕西等地，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两种时间——1940至1941年中国内地见闻录》一书。他的文笔诙谐幽默，描述准确。除此之外，他还擅长画漫画，用自己的画笔展现了他所见到的中国社会。

佩克著：《两种时间——1940至1941年中国内地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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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西方人士抗战期间的报道分析相对客观，自始至终秉承了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对于了解战时中国政情、社情、军情有重要参考价值。

由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文化背景，西方人士的战时中国报道对国民党中国经历了从赞扬到批评直至唾弃的认识过程。

同一时期，中共不仅成功地壮大发展，而且对西方观察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并将其视为西方抗击日本的盟友，进而寄望于中共当时表现出的民主倾向。

西方观察家对国民党中国的态度的转变见证了日本侵略对中华民国的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害。战争不仅暴露国民党中国的致命弱点，而且迅速加深了国民党政府的危机。中华民国丧失了改革和统一中国的机会。

西方观察家对国民党中国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西方盟国在二战中的战略和利益考量。在忠实反映中国局势的同时，西方观察家也表现出眼界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在战争结束前后体现为他们对战后中国局势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担忧和惶惑。

陆远老师向邓鹏教授颁发群学书院荣誉导师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