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好奇心日报
作者｜曾梦龙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当 194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平装书革命使得图书成为一种廉价商品时，畅销书也随之成为社会心态和思潮的晴雨表。日本文艺评论家中岛梓就曾说：“畅销书的构造也是各时代状况的构造，同时还是各时代读者的知识状况的反映。”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图书业开始的市场化运作和整个大众阅读市场的兴起，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畅销书。它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缩影。从和五四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 1980 年代“文化热”到持续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新知引进、思潮起伏、社会心态转变，中国和中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热销取代了《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不再“丑陋”，而是在说“不”和“不高兴”。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这些书包括：
《丑陋的中国人》（1986）
《中国可以说不》（1996）
《富爸爸，穷爸爸》（2000）
《谁动了我的奶酪？》（2001）
《杰克·韦尔奇自传》（2001）
《中国不高兴》（2009）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988）
《悲剧的诞生》（1986）
《宽容》（1985）
《美的历程》（1981）等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诗人汪国真，来自：
sina
1991 年，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贺雄飞找到了诗人汪国真，说“我要给你搞个对白”。35 岁的汪国真“很激动”，答应了他。这时，贺雄飞 23 岁，由此出版了第一本书《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销量达三十几万册。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正兴起一股“汪国真热”。他们阅读和背诵着汪国真的诗歌，比如“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等句子传诵一时。
不过，对于贺雄飞来说，《年轻的潇洒》意义在于开启了他至今长达 26 年的出版生涯。到 1991 年大学毕业时，他总共出了 41 本书。但那时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贺雄飞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回了老家，成了内蒙古政府办公厅的一名秘书。
公务员的生活“循规蹈矩”、“枯燥乏味”，年轻的贺雄飞觉得“没意思”。当时，海南刚建省不久，兴起了“海南热”。每年差不多有 10 万人涌入海南，希望实现自己的淘金梦。贺雄飞也加入其中，来到了海南洋浦开发区淘金。海南三年，贺雄飞在马路上卖水饺、卖拉面；开饭馆；搞汽车配件城；和房东因为装修打起官司，最后总共赚了十几万块钱。1995 年，“挖到了第一桶金“的贺雄飞从海南回到了内蒙古。“当时年轻人怀着激情，总是想做点事。稀里糊涂地去，稀里糊涂地回来“，贺雄飞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1996 年 3 月 8 日，贺雄飞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创作工作室——草原部落工作室。“（第一个是）因为在此以前都不叫工作室，都是个人行为。工作室突出的就是一个团队合作”，贺雄飞说。而加上他，工作室一共有四个人。
在 1990 年代，中国出版业放宽了对民营书业的限制。虽然依然需要从出版社购买书号，但个体书商已经能够参与策划图书出版。作为二渠道的民营书店也开始成为主渠道新华书店的补充。
一开始，贺雄飞的“草原部落”做的都是些《儒商时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之类的畅销书。这些书很好地贴近了当时中国人对实用书籍的需求，每本发行量都突破了 8 万册。但在贺雄飞看来，这些书“没有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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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当时《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孙郁给贺雄飞推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通过余杰，贺雄飞又认识了摩罗和孔庆东，再加上他手里已经攒起来的张建伟、毛志成和谢泳等人的书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带有启蒙性质的，”贺雄飞说。“我看了就很激动，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有血性、有锋芒、有激情、有忧国忧民这种意识”。
培育于 1980 年代的文化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在这个时候重新兴起，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自由主义的认可——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宣扬启蒙精神也成为这个时代里重要的声音。
贺雄飞适时地推出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和“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三个系列，一共 34 本，轰动一时。包括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学勤、秦晖、徐友渔、钱理群和谢泳等一批作者成为名人。《火与冰》《耻辱者手记》《47楼207》《书斋里的革命》《问题与主义》《自由的言说》《拒绝遗忘》等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每本都有好几万册，其中余杰的《火与冰》和孔庆东的《47楼207》达到 50 万册以上。“他们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贺雄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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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在摩罗《耻辱者手记》的序言中，将摩罗称为鲁迅“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而摩罗这个笔名，正是源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时的鲁迅试图为 20 世纪的中国重建价值和理想，认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必须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而这需要“精神界之战士”的努力。
摩罗等人也正是希望延续这一传统，展开了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猛烈的批判和反思。这对当时的众多年轻人来说，备受震动，认为自己受到了“启蒙”。而摩罗他们也“成了那个微妙时代的双重受益者，一方面他们都以钱理群的学生自称，变成了承接自由主义传统的新一代人，另一方面他们则是正在兴起的市场机制的象征”，作家许知远在《朋友们》一文中写道。
贺雄飞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市场机制。比如他和余杰、摩罗和孔庆东在全国 60 所大学展开巡回演讲，在大学生中一下子“引爆”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策划的“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推火了《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黄河》《文艺争鸣》《书屋》等杂志，兴起自由讨论氛围；召开“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掀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想热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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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影响太大，也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草原部落的“繁荣”持续了三年就结束了。贺雄飞也不再出版有关“思想”的书籍，转向了文学。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他出版了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鲍尔吉·原野（《掌心化雪》）、阎连科、北村、尤凤伟和李锐等人的作品。
同时，贺雄飞一直在研究犹太文化，也出版过相关书籍。从 2010 年开始，他转向了教育。现在则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以（以色列）智慧结合的学校——无它创新智慧学校。贺雄飞觉得，犹太教的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其实本质上没差别”。“我们那些普世价值观，我们身上实现不了的，我相信孩子们会实现的。”贺雄飞说。
我们把贺雄飞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希望你能更直接地认识他。
口述 | 贺雄飞
摩罗他们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
说实在的，我是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的。因为回忆这段往事总是让人有些痛苦和伤感。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汪国真那书当时卖了 30 几万册。那是“汪国真热”的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叫《年轻的风》，第二本叫《年轻的潇洒》，第三本叫《年轻的思绪》。因为他的诗歌比较清新、淡雅，给人一种安慰，又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很畅销。
1991 年，我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总共出了 41 本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后来觉得没意思，觉得政府的工作枯燥，比较乏味，循规蹈矩。当时兴起“海南热”，然后 1992 年我就去海南下海，最后挣了十几万块钱，等于挖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1995 年，我从海南返回内蒙古。回来我在 1996 年的 3 月 8 日，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创作工作室，就叫“草原部落工作室”。因为我是内蒙人，“草原”是自由的象征。“部落”很遥远，象征着孤独的思想者，不凑热闹。当时人不多，给我打工的有三个人，一共四个人。
我们刚开头是出畅销书为主，出的《儒商时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等等这些社科类的，但是没有思想深度。后来呢，我出了一套“百角丛书”。因为 1980 年代，上海三联书店出过一套“五角丛书”。我这个“百角丛书”就是一百个角度看世界，一百个角度看人生。在这个出“百角丛书”的过程中，有《南方周末》的首席编辑、记者鄢烈山，当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杨东平，还有《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解玺璋等一系列名家的书籍。
贺雄飞，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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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呢，我越来越转向思想了。有一个《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叫孙郁。他是个鲁迅研究专家，给我推荐了一个年轻人的书，就是余杰的书。当时他是自费油印的，余杰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然后我看了就很激动，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有血性、有锋芒、有激情、有忧国忧民这种意识。
中间又通过余杰，认识了当时的才子摩罗。他写了本书叫《耻辱者手记》。后来又认识了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孔庆东，然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还有毛志成。这么几个人的书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带有启蒙性质的。
而且正好 1998 年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在兴起，包括我们后来说的像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和钱理群这些人，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所以我很激动，就连续出了三个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