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国川 责编：贾宁
来源：笔记侠（ID：Notesman）
内容来源：马国川，中关村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财经》杂志原主笔2024下半年，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无论是消费、外贸出口还是基建投资，都处于缓慢修复中。而伴随着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这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爬坡过坎”，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会面临一段相当长的“经济低增期”。
在这个周期里，我们会比较难受，很多企业面临着无效内卷、收入与利润双双降低的局面，甚至一些企业持续亏损，陷入困境。
那么，我们如何度过这段注定不会短暂的经济低增期，活下来并实现可持续的利润增长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邻为鉴可以知进退。
让我们把目光看向东方，同样的经济周期，我们的邻国日本也经历过。
从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开始，日本社会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低速增长，这三十年里，日本经历了人口老龄化、家庭少子化、农村空心化、制造业外流 、社会阶层固化、居民消费意愿低迷、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等问题。
今天这篇文章，日本史资深研究者马国川老师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去看日本政府主导了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推出了哪些举措，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教训。为我们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编者按：本文写于2022年，近年来日本经济形势发展有很大变化，请参考阅读。
战后之初，为了推动经济复苏，日本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一个时期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创造了“日本奇迹”，但是也形成了“路径依赖”，从而成为未来发展的阻力。虽经多任首相努力改革，但是迄今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01
“日本公司”：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
“日本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左右将超过美国，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在2000年就可能赶上美国。”
现在看，这种预言荒唐走板，可是50年前却受到国际社会重视，还引起许多认真的讨论。
预言者是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一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物理学家，凭借涉及各种题材的作品而赢得国际声誉。
他在1970年出版《新兴的超级大国日本》一书，赞扬日本政府的英明官僚确定发展路线，敬重当权者的工人则辛勤劳作，这种成功组合创造了经济奇迹，到2000年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赫尔曼·卡恩预言，日本是美国的接班人，21世纪将属于这个东方岛国。
1973年，日本人均GDP 只有美国的55％，GDP 最多只有美国的27％，可是，日本的增长势头却非常迅猛。如果按1963 年到1973 年间的增长速度计算，1985 年日本的真实人均收入将超过美国，到1998 年日本的总产出就会超过美国。
因此包括赫尔曼·卡恩在内的许多国际观察家确信，日本正在迈向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然而就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受到冲击。对于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来说，打击尤为沉重，1974年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将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执行的“纵向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向 “横向的”、“功能性的”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日本官产学各界也开始反思战后的发展模式。战后日本的政治家将经济增长放在国家最优先的地位，保守主义政党领袖们个个鼓吹“高速增长”，并把国民生产总值解释成为衡量国家一般福利的代用词。
于是，日本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和经济远景，调动资源，以实现赶超，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面对石油危机，政府以管制石油分配和分销来应对，私营企业却奋力压缩成本和开展创新，既降低了石油消耗量，也提高了生产率。
日本很快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阴影里走出来，1975年就实现了正增长。
此后，日本经济从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5%左右的中速增长新阶段。饶是如此，日本在发达国家里仍然是一枝独秀，强劲增长势头让观察家们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信心。
因此，在197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又出现了新一波对日本的赞美声。曾担任驻日大使多年的外交家赖肖尔称赞说，日本是“所有重要国家中组织得最好又最有活力的”。
还有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他在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认为日本在许多方面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竞争者，挑战美国。在他看来，“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能够越来越成功地解决后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
在1980年前后，围绕“日本战后高速增长秘密”，发生了国际性大讨论。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等计划派学者认为，主要是当年伪“满洲国”搞统制经济的那批人回到日本国内，推动实行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日本才取得了高速增长。
现代经济学派则认为，因为日本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市场经济是普世的繁荣之道，谁引进市场机制都会实现经济增长，所以没有“日本奇迹”。
文化人类学者认为，日本高速增长应归功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主银行制等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独特制度。
国际关系学者则提出“搭便车说”，认为是日本搭了冷战时期美国的便车，“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节省国防开支，可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同时美国又对日本开放市场、提供技术转移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教授的观点。他在1982年出版《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一书，认为通产省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
因为在这个部门聚集了具备高级管理才能的公务员队伍，他们制定的产业政策专业而细致，以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引领日本走向成功。这本书影响极大，从此通产省成为一种举世瞩目的神话，产业政策则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神器”。
通产省的管辖范围很广，除了产业政策，还有贸易政策、通商外汇、工业技术、商业流通、中小企业振兴、工业标准、计量、工业设计和情报服务，等等。
它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一般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前者通过价格干预、产量干预和准入制管理等办法直接限制企业的某些决策权限，后者则通过财政、税收、信贷、情报等手段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为了及时与掌握大权的官僚沟通，大公司纷纷把总部设立在通产省附近，通常步行就能够达到。
许多通商产业省的官员通常在50岁刚出头时就早早选择从政府机构退休，接受日本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职位，这种独特的“高官下凡”也便于落实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于是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的、被国际社会称为“日本公司”的独特体制。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里，政府官员在市场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位政府官员不无得意地说，这种体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赶超模式”。
加拿大的一位日裔学者说，日本的官僚“在制定重大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所达到的高服务水准”，使日本得以实现“异乎寻常的成功”。
02
“东亚奇迹”：
另辟蹊径谋发展
进入1980年，日本经济的表现依然令世界瞩目，因为这一年日本的汽车年产量首次超过美国，高居世界第一。
1982年日本机床年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1983年日本机械工业出口(包括汽车、半导体、计算机、原动机等等)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世人惊叹，日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日本媒体写道：“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在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美国完全输给了日本。”
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的影响下，国际上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结果。
但是1984年，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主编的《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出版，对日本战后初期产业政策进行了严厉而扎实的批判。
该书收录了20多位日本资深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大量事实指出，日本政府制定的这类产业政策，或者被议会否决，或者被企业抵制，或者被法院判为违法，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即使得到执行，得到的结果往往也是负面大于正面。
而多数在日本取得高速发展的产业，都是在没有得到政府保护扶持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其中许多企业几乎是从零或者极小的规模起步，在没有得到产业政策优待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因此一位作者指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市场机制，即使市场机制出现或多或少的缺陷，也应该重视市场机制，“要以民间的活力为主，同时政府也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政策性补充。”
可是，这些反思和批判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相反，随着产品出口越来越多，“日本制造”风靡全球，世界各国都为日本的经济表现所震惊。
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升值，日本资本大量涌入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日本人出手阔绰地购买各种商品，从普通商品到奢侈品，从工厂到酒店，从影像公司到世界名画，纷纷落入日本人囊中。
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闹市区一半以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的国外投资来自日本。到了1980年代末，在世界十大银行中，有8个是日本的银行。美国全国的不动产的10%都成为日本人所购买。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也被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收购。
因此有人惊呼，日本正在“买下整个美国”。与此同时，政府利用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将内需刺激起来。
举国狂热之际，中曽根康弘不失为清醒者。这位从1982年起蝉联三届首相的政治家认识到，市场自由化是时代潮流。
1985年至1987年间，他大刀阔斧地对日本国有铁道（铁路）、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电信）、日本专卖公社（烟草专卖等）等三家国营公益性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
特别是国铁，通过改革不但解决了积累的37.5万亿日元的债务问题，而且挣脱了官僚束缚，服务质量与财务效益均获得提升，成为世界铁路行业发展的典范。通过私有化改革，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各自的财务状况都得到了改善。
只是这些改革经验并没有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关注和警醒。战后，这些拥有相似的屈辱历史的国家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振兴富强的力量，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繁荣和国家自豪感。
虽然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主力，并不是政府管制或支持的产业，而是那些自由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家们的活力与才能。但是这些国家却认为，日本之所以取得远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秘密就在于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竞相学习这种发展模式，以“雁行方式”相继跟进。它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对石油化工、汽车产业和电子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建立巨型工厂，以制造业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处于经济起步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政府和政治体制可以调动资源取得经济增长，从而突破贫困的陷阱。
尤其是在1980年代，它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接近10%，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相近，因此和中国香港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就连作为第三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有一飞冲天之势。
从历史上看，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达尔在1968年撰写《亚洲的戏剧》的时候，人们还把东亚视为落入贫困陷阱的地区。在20世纪50-60年代，非洲的人均收入要高于东亚。可是，在1980年代东亚却远远超过非洲，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高地，因此学界纷纷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东亚成功的秘密在于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它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目标，能够快速而大规模的运用各种资源，获得快速增长，远胜于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在1980年代中期，正值中国争论改革目标模式之际。当时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模式”，而官员们则钟爱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
各方争论的结果，中国最终选择了“东亚模式”。从此，脱胎于计划经济模式的中国开始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就在19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
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达到最高38957.44点，3年前只有13000点。
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忧心忡忡地对中国学者魏加宁说，他担心日本经济会出问题。可是这种声音非常微弱，而相反的声音却甚嚣尘上。一本名为《日本可以说“不”》的书受到了许多日本人的追捧，也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日本的顶点，也是下落的起点。
03
迷茫：“失去的三十年”
实际上，日本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1980年代就暴露了其潜在问题。
当时，一家名叫“里库路特”的房地产公司向官员们赠送未上市股票，受赠者在上市后获得暴利。媒体揭露出众多官员涉案，其中包括前任和现任首相三人，因此引发政坛地震。
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里，官员的腐败是难以避免的，何况日本形成了议员、官僚、企业家组成的所谓“铁三角”，利益输送方便。不过由于当时日本经济表现良好，很少有人反思经济体制问题。
进入1990年后，随着股价、地价相继暴跌，泡沫经济走向崩溃，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也难见效，同时政府官员的腐败不减反增。
1995年大藏省4名高级官员被捕，112名下属受到行政处罚，因此大藏省被媒体批评“已成为腐败温床”。这时人们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公司”是否完蛋？人们为此争论不休。
在这一时期，由于私人投资乏力，公共工程支撑着经济，尤其是地方经济，因此政府并没有及时从那些本应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领域退出，反而强化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但是有识之士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调整，减少国家干预才能恢复经济的竞争力。要求限制政府权力、放松国家对经济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也呼唤有伊藤博文、吉田茂之风的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家。
1995年，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他认为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减少国家干预成为政治日程的中心内容，但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也很大。
由于自民党一党执政数十年，形成了大批既得利益。包括那些曾经被认为集中了日本最好、最聪明的人才的通产省等国家机关，现在不但缺乏想象力而又傲慢自大，而且思想僵化，只知道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
几乎同时，国际社会爆发了一场关于“东亚模式”的争论。
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几个国家和地区誉为“东亚模式”的奇迹，这也是“东亚奇迹”首次正式出现在了政府的官方文件之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于此论颇不以为然，第二年底他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指出日本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典型，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体制并不相同。这些东亚国家虽然增速惊人，其实是“一群纸老虎”，因为它们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而非创新或质量的推动。
东亚并没有独创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途径，东亚奇迹只是暂时的现象，它们最终必将像苏联一样而崩塌。
这个观点遭到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人的愤怒批判。这些东亚的强人政治家认为，东亚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亚洲价值观比美国理念更有优越性。
他们不认同自由市场和公民自由权利，而是自信地宣称他们自己的制度更为优越，他们国家的人民承认强大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愿意限制个人自由。这种新模式最终能超越西方那些越来越混乱的社会。
当时，似乎有越来越多西方知识分子同意这种观点，例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亚洲大趋势》里就宣称，“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
就是在这种不利于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桥本龙太郎先后启动行政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等6大改革。
例如，他“对臃肿的官僚机构实施皮下脂肪切除术”，将22个省厅改编为1府12省厅，中央银行独立出去，取消了企划厅，这样就把过去以省厅为中心转变为以内阁为中心，绕开陈旧而因循的官僚体系，强化了内阁职能。
1997年初，桥本龙太郎在第二次组阁后的施政演说中说：“身处世界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人、物、资金、信息均可自由流通的时代当中，很明显，现在的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障碍，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创造出引领世界潮流的新经济社会体系。”
他认为经济规制原则是自由，仿效撒切尔夫人大规模撤销英国证券业管制的做法，宣布全面改革日本金融制度，并将这次改革称为“日本式大爆炸”。
遗憾的是，就在桥本龙太郎推进结构性改革时，保罗·克鲁格曼的预言成真，“亚洲神话”破灭。
1997年7月开始，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亚洲四小龙”首当其冲，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日本等国家也都被波及。
危机使幻想破灭，人们认识到，在市场发育不足的情况下，运用政府的力量协调经济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必须及时撤出，“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否则，就会形成不利于国家发展的“裙带资本主义”。
虽然马哈蒂尔仍然嘴硬，但是李光耀悄然改变了态度，承认在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挥企业家精神。一些东亚国家从此开始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有过渡平稳的，也有挫折重重的。
亚洲金融危机给日本重大打击，因为日本金融业本来就存在着各种种种潜在危机。随着股价下跌、出口衰退、不良债务激增，多家金融机构破产。
有人形容说，“日本人第一次看到了‘妖怪’”，因为此前都认为不可能倒闭的日本大型银行相继破产。
199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负1.1%，桥本龙太郎黯然辞职，结构性改革停滞。随着经济持续恶化，人们对政府指导市场的能力的信任逐渐消失，不再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对未来感到迷茫。
04
改革：前路漫漫夜未明
2001年1月6日，通商产业省改组为经济产业省。通产省的神话虽然早就破灭，但是这次改名仍然具有“告别过去”的象征意义。
3个月后，日本政坛出现了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他就是小泉纯一郎。这位高举改革旗号上台的政治家，以特异独行的执政方式获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一度出现“小泉旋风”。
小泉曾担任多个内阁担任大臣，深知日本的问题所在。在他看来，“不进行结构改革，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景气复苏，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因此主张“资源的流动基本上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要清除市场的障碍或抑制增长的因素”，“要创造付出智慧和努力就能够得到回报的社会，通过这些举措让经济资源迅速流入增长领域”。
小泉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以市场为经济主导，政府调控为辅，建立“小政府”，放松对企业的管制，“改革无禁区”。他喊出“自由的市场是根本”、“民间能做的就交给民间，地方能做的就交给地方”等鲜明口号，不断推进改革。
小泉首相在任的五年时间里，积极推行民营化、市场化。
例如，他主动推行邮政改革，把银行、保险分离出来，让公共性很强的邮政业务和市场性很强的业务各自独立。
他打破了曾经被称为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经营模式，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逐渐退出日本的经济舞台，企业通过精简人员增加了收益。
随着外部经济形势的好转，引起新一轮投资热潮。从2002年1月日本经济进入景气期，直到2008年2月，长达73个月，超过了战后的所有景气时期。
改革就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因此，在允许各种利益都充分表达意见的民主国家里，改革有时会遭遇比威权国家更大的阻力。
新世纪以来日本一些舆论批评贫富差距在扩大，“日本变成了差距分化社会”，指责根源就是“小泉政权推进的自由市场性改革”。
这些争议席卷整个日本，就连原本一直支持小泉改革的自民党政治家麻生太郎也说，小泉改革“虽然也有成功的部分，但是由于过度的自由市场主义而使日本产生了贫富差距。对地方和中小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应该予以修正”。
2009年8月，民主党的政治家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冷战’后，日本人被称为‘全球化’的美国自由市场主义之风击垮，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这次的经济危机（雷曼冲击）是由以下这种思想导致的——唯有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才具有普遍性，各国都应该按照这个全球化标准来修改传统和国内相关规定”。这几乎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盘否定。
民主党获得政权之后，开始“与近年来过度的自由市场主义彻底诀别”。结果并没有解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问题，黯然下台，2012年底日本迎来了战后执政时期最长的安倍晋三政权。
安倍射出 “三支箭”，第一支箭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二支箭是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财政政策，第三支箭就是结构性改革。
在小泉时代，本来已经大大减少公共工程，可是这时要求回到以前那种通过公共事业支援地方经济的状态的呼声很高。安倍的前两支箭就是为了给金融市场注入活力，让企业和消费者振作起来，而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他还干涉日本央行的人事变动，让央行逐步失去政策的独立性，因此被批评为“改革的倒退”。
不过，安倍晋三的第三支箭是将结构性改革作为施政重点，制定了包括各种战略协定、放松管制和促进创新等在内的一揽子增长战略，希望依托结构性改革实现日本经济的整体性复苏与发展质量的提升。
他推动电力自由化，实行竞争上网，而以前的电力价格全部受到总体管制。
考虑到政治经济结构的僵化体系、传统利益集团的阻力，他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作为监管制度改革的工具。这些特区可以自己选择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受某些法律条文的约束，从而将竞争从传统的工业领域，引入农业、医疗、教育、劳资关系等领域。
安倍改革的目就是通过这些举措，打破既得利益壁垒，让市场竞争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广，发挥日本经济的潜在能力，重新焕发农业和大城市应有的活力。
安倍晋三的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日本宏观经济在2011年探底后，几乎连续8年持续恢复（从2012年12月开始到2019年1月，持续长达74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扩大时期。日经指数不断攀升，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企业收益大幅改善。
但是，像这样创纪录的长期景气扩大，却被许多人抱怨 “没有实感”，因为个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
战后之初，为了推动经济复苏，日本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一个时期里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创造了“日本奇迹”，但是也形成了“路径依赖”，从而成为未来发展的阻力。
虽经多任首相努力改革，但是迄今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曾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怎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彻底摆脱旧模式，这是日本不能不正视和思考的。
2019年4月，明仁天皇退位，德仁皇太子即位成为新天皇，改年号为“令和”。按照官方解释，“令和”出自《梅花之歌》，意味着寒冷的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希望每个人都像盛开的梅花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
令和时代的日本是否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美丽和谐”（Beautiful Harmony）？
未来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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