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布朗｜在边缘：政治理论的未来

温迪·布朗 著

秦震赟 译

当代批判理论教给我们：身份是由边界与对立造就的。外部构造出内部，随后将这构造的工夫掩藏在一个看似自我创生的实体之中。因此， 探询“什么是政治理论”，就是要了解其在构造上的外部，以及掩藏这一构造的种种手段。 政治理论将自身与什么相对立？它以何种话语手段制造出这种对立？它设想自身不是什么，又与什么相区别？何种认识论的、文体的、本体论的手法（conceits）标识出其重要的他者，其他异的场合（scenes of alterity）？

在政治理论在西方的数千年历史中，对这些问题的明确回答几经变易。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史诗诗人和智者勾勒出了政治理论的边缘；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是基督教道德家；霍布斯，经院哲学家；尼采，道德理论家；韦伯，政治意识形态贩子；阿伦特，社会与经济理论；谢尔顿·沃林，方法主义；以赛亚·伯林，科学。这一不完整的清单提醒我们， 被政治理论事业所排除在外的事物，恰恰也是那些与之相争竞、使之发生移位、或令之产生被殖民忧惧的东西。 对任一时代或思想家而言，定义政治理论的东西多少也同时被视作对政治理论本身构成解体威胁之物。当我们由认识论的考量转向本体论的，这一点就更明白了： 政治理论虽然参差多态，但无一不从政治性（the political）之有界性与自主性的默会前提出发来定位自身。 [1] 政治理论之为政治理论，颇依赖于将政治性界定为可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自然的、私人/家务/家庭的相区别（若非相迥异）。这一区分的努力也并未止步于内容，政治理论家还心照不宣地为政治生活划定了特有的气象或感性，从而使其有别于（尽管不一定隔绝于）情感的、灵魂的、情欲的、诗意的、文学的，以及有时，道德的。政治理论要确立自身的独异性，要对某一特定关切领域宣示掌控，就必须与这些其他的领域、实践和感性划清界限。但恰如政治理论在认识论上的他者一般，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如水波拍岸般冲击着政治性的边界，若不加以巡防，则每一个都对其构成颠覆或毁灭的威胁。

本文出处：Edgework: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Politics

如此种种皆是重弹旧调：如果政治理论的存在本身依赖于对非政治或非理论者的权变指派，那么政治理论便是营构出来的，由虚构的区别和一系列对手和设喻（conceits）构成，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变、都可以穿透，并且因时因地而异，遑论每个人对这一领域的投入与兴趣本就不同。尽管如此， 指明政治理论的营构性质，并不会削弱或贬抑这一事业；相反，这一指明使得我们能够考虑它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所面临的可能与挑战。 理解政治理论今天在和什么打擂台、理解它如何将自身区别于那些与其智识上相毗邻的事业、理解何种虎狼屯于其阶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政治理论对自身及自身目的的设想，还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它对自身的身份有哪些焦虑和吃不准的地方，把握它在危急存亡之际，为自身划下哪些界限以维护自身的连贯与旨趣。

晚期现代的批判理论能对我们提供的洞见不止有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和对知识类别虚构性质的认识。此外还有，比方说，有标记或无标记的能指。 今时今日…什么是政治理论？ 不加时态标记地探询这一问题不仅回避了身份生产的偶然性，更回避了其彻底的历史属性。不加时态标记地探询这一问题更是在这场关乎政治理论未来的斗争中选择了一种立场，一种以领导权为目标而拒绝承认其自身的依赖关系（dependencies）和无意识策略的立场。不明确时态标记，也是主张在考虑政治理论的性质与目的时，从一开始就使用一种否认自身历史建构与偶然性质的言辞，并由此试图重建一种被理论事业本身瓦解了的真理。那么， 今时今日，什么是政治理论…又在何处？ 在英美的智识世界？在西欧或其东方继亲？在现代性的都城/宗主国（metropoles）之外？在学院？在街巷？（何方街巷？）不明确这些问题，便是继续对政治理论漫长的精英历史视而不见；也是对晚近以来，决定了被承认的政治理论的身份与内容的欧洲殖民霸权与战后美国霸权的浸染视而不见；更是在问题的答案中，不加重构地维持这些过去的遗产。 即便我们将我们的问题规定为“在当今美国学界，政治理论是什么？”我们也要诘问这个不起眼的动词“是”起到的作用。 我们是在找寻既有实践的精魂，抑或是可能的一种？我们是在问我们当下在做什么，我们向他人（哪个他人？）宣示什么，还是我们或将成为什么？[2] 以及如果我们不打算直接将规范性的欲望掺进描述当中—如果我们尽全力描述我们的活动，而非我们自身的个殊投入—我们又在搞什么花头（sleights of hand）？

继续考虑当代批判理论能给“什么是政治理论？”这一问题带来什么启发，我们由身份批判（identity critique）学会问： 是什么使得这种标明和区分一种集体实践或集体生活方式的特殊尝试独具生机与力量？这一被规定的身份被设想能够解决哪些忧虑，或提供哪些希望？ 如果身份总是意味着那柏拉图所谓生成（becoming）的中止，如果它总是一种巩固存在以取代生成的尝试，如果它总是一种以本体论排除欲望，以命名排除渴求（以一种我在其中幻想自身免遭欲望破坏的“我是”，排除一种我在其中时刻遭受欲望解构的“我欲”），以一张固定下来的属性清单排除不确定性的努力——简而言之，如果身份始终既是一场陷落（fall）也是一串排除（foreclosures），那么或许关注那些在特定时刻使得身份之决意势在必行的焦虑或苦难，将会使我们受教。哪些暴露在混乱、芜杂或未知之中的要害看似行将失守而亟需解救？又是哪些迫使政治理论割让自身边界或逾越自身限度的压力，在理论事业与在此战壕中工作的人看来势焰可畏？

在短短一篇文章的篇幅之内考量这些问题的全部蕴意殊为不易，但我们仍然可以在考察更有限的一组问题时感觉到它们颠覆性的存在。这么做的一种办法是通过 边界政治（border politics） 的框架来考虑政治理论身份在当代面临的种种挑战。现代西方学术政治理论的哪些构成性的边界正在渐趋衰弱或瓦解？哪些渊源造成这些趋势？这些趋势又对这项事业造成哪些后果？这些侵蚀在何处对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自我理解、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联造成成果丰赡的改变？这些变化又在何处成为了应变性的身份形成的契机——不论是表现为重新固定迅速液化（liquifying）的分析对象的焦灼努力，还是表现为对千疮百孔的学科边界上越开越大的缺口的坚定巡守？我们复又能在何处看见改变与应变同时发生？

在下文，我不会把笔墨花在考察（政治理论）这一业已百花齐放的领域的每一条边界或每一支脉络。例如，我不会专门着墨于构造着道德政治思想之疆域与关切的哲学与政治理论之间的变化界限，或是配置着（configuring）对理论经典的历史解读的新历史主义与政治理论之间的流动畛域。我也不会在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学科之间的分野，或是政治理论与如今名为形式理论之物之间的特异区别上多费思量。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研究。但我希望从更广阔的视角切入，由一系列 晚期现代进展 入手，这些进展对致力于讨论当代政治生活及其可能性的一系政治理论，其保守的、诊断的、或是规范的各个脉络，都构成深远的挑战。这些进展有其历史-物质泉源，这些泉源逐个在各种学术思想当中，尤其在政治理论界中，引起了特定的智识回应。我将暂时稍嫌拙率地将政治理论遭遇的这些晚期现代挑战标记为 “世界历史的”、“智识的”以及“专业的” ，并逐一略加描绘。

世界历史，这一拗口的术语通常用于指示 特定力量的出现和特定存在秩序的转型，它们超出了任何在地方或国家肇始的事件的范围，从而对政治的有界性与自主性构成了一系列挑战。 而今事态是这样：民族国家的主权衰退， 经济 力量与跨国机构登上全球舞台，并扮演重要角色； 文化 显而易见地塑造着政治认同，并驱动政治冲突和归属； 自然 浮现为一种极具能动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化的领域，既无法免于人为建构，其自身也独有一种政治； 身体的、族群的、性的 已然涌现为地方、国家、国际冲突密集发生的地点； 家务的 （the domestic）的内容与范围萎缩至无立锥之地，一面被层出不穷的商品化去自然化，一面涌现成为渗透着诸种不平等、宰制与剥削的权力空间； 社会的 或是 市民的 ，而非国家，日渐被看作民主的地盘——大众政治动员被冠以 社会运动 之名，公民社会则是政治联合、参与和美德（其缺席被表述为民主的“危机”）的指定领域；最后，有具体历史由来的（historically specific） 全球性 权力被认为具有不同的 地方性 效果，故而不论是对这些权力的理论反思，还是对它们的民主抵抗，都在时间上偶然、空间上地方的层面展开。

这些进展——不论将其视作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后果，还是更广泛地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产物——对政治理论都十分重要，甚至几乎（虽不全然）可说是性命交关。因应这一系列进展，那些在西方政治思想中被政治性所排除在外的事物——经济、文化、自然、身体的、家务的、社会的、市民的、地方的——卷土重来。 经此回归，它们稀释了政治理论的独特性，其被假定的纯洁性（hypostasized purity），恰如过去的半个世纪殖民地居民移居宗主国使得（纯粹）（欧洲）人的自命清高一去不复返。 这里要找到最恰如其分的后殖民隐喻不太容易：这些现象是揭示了政治性内在的混杂或不纯，还是扩散进而释放了政治性？抑或两者兼有？或许不同的进展起到不同的作用，一些制造出混合物，比如特定的文化与政治现象的融合，或是政治化经济（politicized economy）的扩张，而另一些则扩散了政治性，例如从儿童保育到家庭暴力、再到婚姻定义等家庭事务的诸方面都被理解为政治和法律问题。如此万端变化的共性在于，这些进展都造成了政治理论潜在的身份危机。例如，如果民主政治生活日益被视作是从时间上权变、空间上地方的层面上协商而来，那么政治理论普遍的、超历史的特点将何去何从？如果政治于文化中发生，而文化又深具政治属性，那么政治理论与人类学或别种文化理论，包括艺术、音乐、电影理论，之间的界限如何分明？如果公共/私人的区分部分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且掩盖着权力与习俗对私人领域的渗透，那么政治理论和致力于从理论上阐明这一渗透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诚然，除了对于失去身份与位置的焦虑之外，还有什么驱动着我们在政治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理论、社会或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划下界线？除开一种明显的、焦虑的将别种研究贬抑至亚属地位的霸道行径（power move），政治理论这一 体裁 还剩下什么？除开保存下一个被历史所取消的领域之外，这一行径还能达成些什么？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902年John Sibree英译本扉页

形塑着政治理论的边界的智识迁移部分缘起于上述世界历史进展，但也有其自身的偶然缘由。近来，诸如艺术史、人类学、修辞学、地理学与文学等，彼此之间相去甚远、与政治科学也大相径庭的学科，也开始承担起对政治事务作理论思考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这是 前述政治性的晚期现代弥散 所带来的后果；当政治似乎渗透了文化，政治理论家便将文化作为分析的对象，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也势必要成为政治理论家。除此之外， 过去半个世纪对权力的重要反思 也是政治理论弥散至哲学和政治科学的边界之外的缘由之一。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凭借其在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中对权力的发现挑战了政治理论的界限。这一论点对政治和社会理论之间界线造成的冲击，唯有通过拒斥马克思对经济之物的首要地位的坚持方能抵挡。这正是阿伦特的举动；在另一条脉络里也是福柯的；当然也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然而，在过去四十年间，政治理论学科面临的挑战来自另一个方向，政治理论更不容易拒斥它，因为这一挑战不仅关乎场地（venue），更关乎对被韦伯唤作“政治的命脉”（the lifeblood of politics）的权力的构想。 晚近欧陆思想—不仅哲学，也包括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和历史学—彻底重新构想了权力的的运作、机理、流转、逻辑、场地、和媒介。 一方面，人们在图像的并置、语词的关联、科学真理的话语、身体及姿态的微观组织、疼痛和欢愉以及疾病、恐惧、健康、苦难的社会编排中识别出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些重新构想也摧毁了传统的权力表述—那些表述将权力描绘为仅仅是否定的或是压制的，描绘为可商品化也可转让的，描绘为内在与暴力或法律相关联的。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批判种族理论、酷儿理论也改变和丰富了对权力的理解：如今性别、性存在（sexuality）、种族、族群的分层（stratification）已不再可能被化约为符号学或生物学本质，或简单视作法律、政策、或社会偏见的产物。相反，作为权力的产物，这些形成物（formations）在图像与话语再现（representation）中、在心灵的屈从中、在空间的组织中、在身体与知识的规训中，凸显出了权力的表现（manifestation）与流布。德里达式与福柯式的洞见由此在权力规范性的行动与效果中得以具现。这也使得回到权力与主权、统治或财富的简单等同堪比刻舟求剑。

除却上述对权力的重新构想，另有一桩关乎权力的事体对政治理论至关重要：即， 资本主义在我们思考中的位置。 出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不太出现在政治理论如今的议程当中。首要的原因是，它似乎无法撼动。其次，要为其他选择做辩护并不容易—要么是因为它们难以实现，要么则是因为实现它们的可能后果。其三，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资本主义以各种方式在第一世界的大多数人口眼中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除了在第三世界，劳苦大众为了勉强糊口而为少数人的财富打工的场面已然不见。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日益以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满足为导向，中产阶级本身也日益驰骛于自身享乐。因而吉奥乔·阿甘本如此写道：“衰落中的国家在各地任其空壳作为主权和统治的纯粹结构而苟延下去，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却不可避免地被给予了一个消费社会的形态，也就是说，被塑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唯一的生产目标只不过就是舒适的生活方式。”[3] 资本主义以其持续不断的对我们需求的改装，和其满足我们单纯享乐的产出，诱惑而非疏离（alienate）了我们，我们也非常适应了它所带来的冗余率的算术增长与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其四，不论多么浮于表面或假仁假义（cynical），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多少长出了一张道德面孔：它回收、节约、贴标签；它抛弃掉转基因食品和反式脂肪，迎合纯净的（kosher）、素食主义的、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习惯；它不再开展动物试验，转而开发确保海豚安全的吞拿鱼网；它将部分利润捐赠给癌症研究和植树造林事业，赞助特奥会、同性恋骄傲运动、夏季巴赫音乐节、以及弱势群体的教育补给。除却偶被披露的令人发指的血汗工厂做法、或对原始自然的严重破坏，它曾经无情的剥削者和污染者的狼藉声名已然不再。在它所掌控的媒体的帮助下，它已卓有成效地将此恶名转移到第三世界的那些暴厉恣睢、任意妄为、无知无畏或原教旨主义的现场—塔利班、卡斯特罗、巴西雨林的橡胶种植者。第五，近来左翼对作为不自由与不平等之渊薮的资本主义避而不谈的智识倾向，也补完了上述资本主义自身的变化。当资本主义表面的持久性、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的缺位、对消费者享乐的投资、以及它表面上有所好转的良知，与对别种不义秩序—那些多元文化主义者或身份政治所强调的秩序—日益增长的理论关注相结合时，资本主义就会由批判或政治关切的对象滑向其背景。第六，政治理论中专业主义的兴起（详见下文），以及许多理论和理论交流的非政治性，意味着即使是那些以文化左翼自居者，也并未质疑资本主义隐入背景的这一变动。最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偏安于他们自己的杂志和会议（专业主义的又一症状），许多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将自己的怒火与分析关切彻底由资本主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之上，此二者皆意味着致力于阐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庶几已然隐没于政治理论的地平。

卡尔·马克思

然而，即便资本主义已然不再是政治理论的主题和对象（除了对“全球化”蜻蜓点水式的例行提及），它却仍是且将是我们的生活形式。当资本不仅被视作一种生产、分配或交换的模式，而被视作一股无可比拟的缔造历史的力量，那么它仍然将是组织人类集体存在的主导力量，这股力量制约着社会、政治、文化、智识、情感和亲属生活的所有方面。 事实上，对马克思来说，较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贬抑，及其所经营的贫富悬隔来得更深入的，构成资本批判之根底的物事，在于资本是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力量都更庞大、更有创造力、更近乎全面的权力形式，但这股权力却从根本上摆脱了人的控制。 在马克思看来，是这种无可比拟的权力，而不仅仅是资本对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使其成为了一股如此极端地反民主的历史力量： 只要这股力量仍在组织和生产我们的世界，就没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可以制作或掌控的；关乎人类需求、满足、或提升的一切，甚少能够通过民主协商来安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教育模式、我们爱的方式、乃至我们痛苦的内容，无一例外。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是当代世界唯一重要的社会权力。尼采、弗洛伊德、韦伯、杜波依斯、波伏娃、法农、福柯以及他们的当代传人教会我们事情并非如此。但尽管他们的教诲提供了重要的补充，马克思对资本形塑人类历史与能动可能（agentic possibility）的可怖力量的洞见并未被削弱。

没人能够想见，从马克思的时代到现在，他所洞见的事态是如何变本加厉。然而较之这一变本加厉本身，我们如今面临更严重的问题是， 当马克思所指望的历史科学和革命冲动皆已瓦解，当批判的有效性依然成立，我们却好像无能为力时，我们该怎么办？ 对马克思来说，批判的深度恰与救赎承诺的深度与范围相当。而今日这一承诺却行将熄灭。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非民主力量似乎将持续存在—这就是今天左翼和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困境，这一困境困扰着我们有关自由、平等、正义及其余种种的理论与政治实践。

未能在我们的工作中处理资本主义的力量的后果不止于此。我们在此处的顾左右而言他，也使我们无法把握那些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小标题下讨论过的 政治性的配置（configuration）的巨大变化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后果， 而不仅仅是世俗化、祛魅或偶然的人类发明的产物。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级的边界粉碎者—没有什么是它不能穿破、渗透、重整、杂交、商品化、发明、消解的。在晚期现代性中，资本的运动很大程度上要为那些历史上在空间、风格、组织或功能等方面多少有所差别的活动和领域之间边界的模糊消退负责，包括大学和公司、性和技术、以及政治性和文化性。因此，在对承认的政治、事物的性秩序（sexual order of things）、公民身份的性质、或隐私的重构作理论考察时，不去斟酌权衡 资本主义对这些事物在历史上的具体生产， 就是根本不了解自己分析对象的构成条件，就是不能把握在现时代组织着生活的力量，从而有可能将这种组织本体化（ontologizing），并具体化（reifying）其效果。最后，只要我们在构想任何可能改变时，不对 限定了可能性的诸权力 加以考量，我们就是把政治理论变成了过家家。

政治理论这个行当如今的专业化程度可谓前所未有，这一现象当然是由外部力量所造就的，但政治理论这一行当的成员，即便是其中最年轻时髦的那些，也乐见其成。 我所说的专业化，部分是指对一种实践的组织，这种实践以自身作为参照物（referent），自己充当自己的听众和裁判，其存在的记录与证明是会议、期刊、奖项、聘任和其他依据既定等级制度与规范授予的认可标志。我用专业化一词指的也是这些标志对从业者的驱策与对研究议程的设定。

《牛津英语词典》对专业化的贬义内涵作了更全面的解释。从广义上讲，专业（profession）是指“一个人惯常赖以谋生的任何事业或工作（calling or occupation）”，但专业一词似乎是从profess这个词的如下含义衍生而来：“人在进入一种宗教秩序时的所做的声明、承诺或誓言；由此，入教的行动。”。此外，正如韦伯在其关于政治和科学作为天职的文章中所强调的，专业人员不仅因其专业水平区别于业余人员，同时也是，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话来说，“将任何活动、技艺、运动作为一种职业或生意的人，这些事情外行人有时候也做，不过是作为消遣。”因此，词典里提到，职业一词“也被用来贬低那些将任何适于从更高尚动机出发去从事的事情变成一门生意的人，例如一名职业政治家。”入教的这一重意思，伴随着其所须的各式各样的宣誓（oaths）、誓约（vows）、等级、规范和把关，再加上将具有内在价值的事业转化为个人或经济利益的工具的这一重意思，多少表明了政治理论渐趋专业化的风险与代价。

在这些代价中，最严重的是 政治理论对政治生活和学科之外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的兴趣不断减弱。 专业内的辩论通常由内部争论所框定—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哈贝马斯对福柯—而不是由政治世界的问题或事件来决定，我们对这些辩论的贡献的价值也经由专业内的认可程度的中介，既有的等级秩序和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这一中介的结果。因此，我们也不能幸免于那些针对我们最醉心方法的政治科学同行的指控：对政治世界的解释力或规范力甚少成为我们工作的参照物或其价值的指标。

哈贝马斯与福柯

专业化的力量也可以解释 政治理论的日渐巴尔干化，以及政治理论家们对这一进程的相对乐观。 [4] 如果在政治理论的一个子领域（subcaste）中，某类工作的专业认可度很低或干脆没有，那么（学者们）轻易就能宣布建立一个新的领域或新的领域并置（juxtaposition of fields），选编这个领域的一批理论家，创办一个新的期刊或专业协会，或成立一个新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板块。讽刺的是，如此分茅裂土之举本身作为专业主义的后果，却往往被其从事者误认作反专业化的政治项目，其后果便是那些在专业中挖出一个新的制度与智识萝卜坑的工作，被打扮成一种在真实世界政治前线的斗争。诚然，知识总是政治性的，政治也总是涉及到知识主张的争斗，但这些狭隘的专业争斗的利害得失（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雇用、晋升，以及最要紧的，在一个狭小读者群中的标识和认可）显然并非政治理论与政治生活衔接的全部可能。

政治理论目前的专业化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它部分由当代的诸种压力所配置，这些压力将所有志业，乃至所有消遣都专业化、商品化，不论它们有多反文化（想想“职业”滑板手、说唱歌手或人体穿孔艺术家），它也是由公共与私人事业，包括大学，全方位的企业化所导致的。但是，如果这就是职业化的全部由来，那么至少一些政治理论家—那些自认为反对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公司化的人—会更有可能抵抗这一进程，而非为其推波助澜。而此种抵抗之鲜见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专业化是否建起了这样一座营垒，它一面可以抵御世俗无能之感，一面又能够防范政治理论家的身份销蚀，和其脚下安全领土的丧失—简言之，就是将政治理论事业与上述世界历史和智识地形变化所带来的边界侵蚀和身份消解的力量隔离开来？

我们今天的政治世界充斥着权力、力量（forces）和事件，集体行动却寥若晨星。当然也有例外—天鹅绒革命，甚至是世界贸易组织抗议活动—但正如上文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中所提出的，庞大的力量和机构编织着当今政治世界的经纬，这些力量和机构不受任何人控制，而且极难挑战。我们成日里多多少少会遭遇这一悖论： 世界被彻底祛魅，与此同时，组织它的元力量、推动它的元动力，却并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而且（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它们几乎不可能受人类个人或集体的控制。 这不一定会使政治批判和诊断的工作变得更复杂，但却会使批判政治理论指向“怎么办？”的部分举步维艰。对于那些看重诊断和行动之间紧密乃至严丝合缝联系的人、那些要求行动能够疗救理论所界定的弊病的人，情况就变得特别棘手：一个无望通过人类行动获得大幅改进的政治世界，势必会使批判政治理论家们感到挫败而沮丧。于是我们遁逃：遁入道德理论，其运作通常抽离于组织政治生活的具体权力；遁入伦理学和美学，在其中，对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的构想通常不过多涉及当代的权力秩序；遁入其对象延伸至世界的反讽性的命运之爱（amor fati）；或遁入纯粹批判。或者，我们干脆退回到专业领域，在其中慷慨激昂的争论和站队无需与当代政治景观相呼应。

第二种削弱了对专业化的抵抗的现象，与上文讨论的智识生活中的边界销蚀有关。政治理论的边界在今天显得尤为千疮百孔、言人人殊，而这不仅关乎该领域的身份，也关乎各个政治理论家的身份。如果一个英国文学学者写霍布斯的《利维坦》梦笔生花，如果文化人类学家是当下最切中肯綮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如果研究性别与种族的学者谈社会契约理论别开生面，如果地理学家对后福特资本主义造成的时空转型的政治后果洞若观火，那么我是谁？我的拥趸与读者又是谁？ 诚然，如果学科边界真的瓦解，那么在那个比一小撮同行—这些同行进入职业秩序的通行证是对约莫二十几本名著的一定掌握和对几个口号的流利使用：正义、自由、权力、义务、宪法、平等、公民身份、行动、政府、统治、政体—广阔得多的天地里，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晦暗难明？除了诉诸更公开的、有组织的、受管制的（policed）对我们是谁又是什么的承认（recognition）与鉴定（certification），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将我们自身从这一迫在眉睫的身份危机与潜在的晦暗中解救？

霍布斯《利维坦》卷首插图

现在我想考虑一下政治理论的边界协商展开的三个领域—世界的领域、智识生活的领域和专业的领域—考虑它们如何蕴含着施加在政治理论领域之上，也出现在政治理论领域之中的三股不同力量。前文所概述的世界历史进展对我们的主题主要起到 扩散性（dispersive） 的作用；此类进展破坏了人类存在诸区域间的边界—这些边界在历史上曾造就了政治性的本体论自主性—从而扩散了政治性本身；智识的进展，尤其是通过打破传统的权力表述和质疑权力的传统发生地点，一方面 传播（disseminate） 了该领域的货币，一方面与世界历史进展一道 驱散（dispelling） 了历史上构成该领域认识论自主性的边界。专业化的进展，虽然与前述一些效果有着互动，但主要还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 约束并收拢（constricting and narrowing） 了该领域的势力范围及其合格的参与者。此外，专业化往往意味着从政治世界抽身而退，甚至是将其自身成员之外的潜在知识受众拒之门外。简而言之，我们一方面有扩散的、传播的和驱散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有约束的和遏制的力量。

政治理论的蓬勃发展，部分取决于发展出 对位性（contrapuntal） 的策略，以应对这三组勾划并搅动其边界的力量。为什么是对位？因为大多数同时并举两组或更多真理的模型，在晚期现代性中都显得捉襟见肘。 辩证法 的诸种屈折变幻皆依赖于对立之物奇妙的形而上学相遇，或更确切地说，依赖于将两组相关的表述构造为对立，同时也常常依赖一种进步的元叙事。 悖论 因其对所涉真理（经由复多性）的互相抵消（undoing）而倾向于反政治， 矛盾 ，通过真理的相互取消（cancellation），则干脆瘫痪行动。 有意识 和 无意识 真理相互对立的心灵模型，预言爆发性的发泄或治疗性的调整（或听之任之），而非政治的生成性（political generativity）。 多元主义 向相对主义屈膝，颂扬复多真理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却不给我们提供如何在其间权衡进退的任何线索。 融合 总是伴随着同化的高昂代价；一方对另一方施以规范性的统治与收编，而另一方则必须割让自身的一部分，如此无一例外。 反讽 则通过倍增或瓦解真理主张的地基或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对真理的沦丧投以喜剧性或悲剧性的讪笑。

除了在认识论的可行性或政治的生成性两方面有所缺憾，这些模型中的每一个都牵扯到将让一个真理臣服于另一个。没有任何一种模型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在其中，几个真理即便是在相互抵消的同时也得到充实……或更好些，在该框架中，几个真理之间的关联甚至对话充实了每一个真理，它们通过相互抵消来相互衬托、相互刺激。此外，没有一个模型允许真理本身是动态的，允许真理的增殖本身也成为其动态的一部分。因此， 我想从艺术，尤其是音乐中借用一种调谐之法：即对位，一种既超越了简单对立、也不沾染辩证法或矛盾的神话学或方法论意蕴的，审慎的复多性实践（deliberate practice of multiplicity）。 对位法既是开放的，也是战术性的，它产生于一种反霸权感性，同时回过头来促进这种感性，它要求一种恰如其分的对复多性的拥抱，在其中，同时在场的相异元素不只是简单地开战、协调、混合或竞争，而是共奏出一种独奏单声部或齐奏主旋律（monolithic or single melody）无法企及的复杂性。此种复杂性并不加总成一个整体，而是通过提供一个别处来衬托出一个主题；事实上，这种复杂性甚至可以通过其并置的工作来凸显从而质疑支配（dominance）。

对位法一例：巴赫的升g小调前奏曲

出自《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二卷

无论是在音乐、绘画还是言语交锋中，对位法首先通过加入截然不同的主题或力量来使原本单一或主导的主题变得复杂；它通过元素的复多化消解原本单一庞大的元素。其次，对位法通过对比或并置来衬托或阐明一个主题；它通过一种反向的他者化来突出支配。 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更新政治理论的政治关切、翻新其身份、并发展其参与重构智识生活的能力。这两种办法一道，构成了一种晚期现代战略，这一战略能够揭露和抵抗那些本将塑造我们实践的力量。以下是一些对位战略可能起效的方式。

政治理论家务必要学着在晚近的世界历史与智识版图变迁所开辟出的更为广阔，但边界、纲纪与领土都更不分明的思想与存在畛域中活动和工作。然而，如果政治理论关心的是人类对诸权力、统治和集体生活之价值的商榷，那么分辨和培养使此种商榷成为可能的独特空间与用语便依然是我们的任务。 我想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晚近的世界历史进展和智识版图变化对政治性的弥散和传播加以斟酌，而非一味向其屈膝，或天真地送上赞美，抑或推波助澜。的确，这意味着为独具政治性的生活作出（非绝对的）区分，并且是在冲击着这些区分的历史潮流中逆流而上。通过此种与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的当代条件的和解，也通过在这些条件之下自觉建立能动性与身份的努力，我们一面得以干预政治和智识世界，一面也得以实现我们作为政治理论家的身份的潜在更新。

让我试着把话说得更清楚些。 政治性的一种重要标识是任何由权力组织的人类关系的在场（尤其当我们意图将某个特定的统治秩序去神秘化或去自然化） ， 如是观之，那么而今政治性势必随处可见，我们能在文化、家庭、经济和性心理等诸种关系中窥见其踪迹。然而， 政治性的另一种重要标识是协商那些持续存在的集体的权力与价值的独特问题意识（尤其当我们意图考量晚期现代中民主的前景）， 如此看来，政治就不能简单地用权力的在场来标示。[5]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智识倾向偏重前一种看法，而传统的政治理论则固守后一种。前一种视角使得万事万物都是政治性的（并使一切理论都成为政治理论）。后一种视角则彻底限制了政治性的范围，并且倾向于忽视其自身前提—诸如知识、语言、亲属关系、自然、性别、调节性规范等等—的政治属性。我们能不能试着在这两种视角之间沟通往来，一面保留对集体性的强调，一面拓展我们对蕴含于集体之中、并能成为理解集体之锁钥的权力之范围和运作的感觉——包括对复杂的主体和主体性的感觉，以及对构成它们的丰富话语和实践的感觉？

我们也可以通过 政治化（politicization） 的现象与晚期现代性中权力问题的传播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说将某样东西政治化通常有这两种意思：一是指 用利害得失腐化某一过程或活动领域， 例如“招聘的政治化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不可能聘请最好的候选人。”二是指 揭露某些通常不被认为具有权力色彩的事物当中所存在的权力关系， 例如“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将性别政治化，表明它是权力的产物，而非自然现象。”这两种看似迥异的用法的共同点在于，政治化将权力引入了先前被认为没有权力存在的地方。但在二十世纪晚期思想，尤其是福柯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现在知道权力在人类宇宙中无处不在，这就确实意味着与人类存在有关的一切都可以被政治化。那这是否使得与人类存在有关的一切都成为政治理论的主题？（柏拉图终究是胜利了吗？）这恰恰是我试图谏阻的，相反，我建议我们 在诸如科学、经典形成、性等特定关系与事业的政治化，与此种政治化对政治性（在关于维系集体存在的那些价值与权力的问题意识的那一层意思上）的影响之间，刻出一个区别。 这不是说政治化与政治性无关—绝非如此。正如马克思将私有财产政治化，正如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运动家将婚姻政治化一样，一种对去政治化的宰制或管控形式所造成的排斥与伤害的理解（这些排斥与伤害原本被自然话语或中立话语所掩盖），对于政治理论家而言是重要的素材。但是 在理论上对任何活动或关系的政治化，终究与对政治性作理论思考不同，故而权力之在场，恰恰因为其无处不在，不应与我们实际如何、又应当如何安排我们的集体生活的问题混为一谈。

1912年纽约，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游行

政治理论对政治性自觉的、战略性的版图重构或许能够通过将世界历史与智识进展对政治性的传播本身化为政治理论的主题从而将其抵消，但专业主义对政治理论造成的保守、窄化与约束效果则需要一种不同的对位。在此我们需要的是 小心谨慎的僭越，承担风险，以及跨学科的冒险 —这些策略将增长我们对现时代的诸种组织性特征的见识，并使我们对它们的政治理论处理变得更接地气，而不至失于狭隘。这些策略也能够让我们在 语言与修辞的特征、阅读与思考的技艺等 事情上学到更多，在我们的学科领域之外，对这些与我们自身工作息息相关的事情的研究成果丰硕。正是在此处，在我们对研究材料、共事者和受众的选择之中，蕴藏着巧妙应对我们时代的世界历史与智识构造的弥散效果所引发的政治理论的身份瓦解的契机。也正是在此处，我们能够最有效地与那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与那些来自其他领域、关注其他问题的人，交互往来，经由这一邂逅，我们一面能够扩充自身，一面也能够恢复一种对政治理论事业的感觉。

我所建议的是， 旨在批判性地理解我们的当代境况的政治理论，需要与政治、权力和理论的当代扩散仔细周旋而不屈服。 那些在历史上起到构成性作用的—关于权力、行动、政治制度、自由、稳定、变革、成员身份、平等、义务、统治和正义的—术语和问题，必将继续组织我们的工作和身份，即便时有新术语加入。但是，当我们接受世界历史变化与智识进展对这些术语和问题的重构，这些重构使它们的意义变得与一个世纪前、甚或二十五个世纪前大相径庭，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找回那 构成我们事业之根底的，对人类集体在当代世界—一个将何种集体正在或即将调动（order）与容纳人类这一问题作为最紧要也最开放的问题提出的世界—如何被构想、被调动的关切， 重新伸张政治理论的独特价值。因此，对 统治、主权、合法性 这些依旧重要的问题的思考，将要一面应对稳定主权实体—国家或主体—的没落，一面回应在调动集体方面堪与主权相匹敌的别种权力秩序的发现。对 正义 这一根本而持久的问题的思考，不再能假定有一个不因时而变的、超验的、未经分殊的人的概念；不再能假定自由主义（或任何其他）价值观的文化中立性；不再能回避影响正义之所是的经济、家庭、性、性别或种族的权力秩序。对 政治性本质 的思考，不再能够预设其与文化的、经济的、以及最重要的，技术的之间泾渭分明。对 公共和私人关系 的思考，必须斟酌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女性主义理论在私人领域发现的“政治”，斟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公共和私人的复杂混合，当然，还要斟酌当代数字技术引起的，对公共和私人的意义和经验的奇妙重构。对 成员身份和公民身份 的思考，需要斟酌当代集体在国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易变、复合、动态和经常不连贯的性质；同时必须努力应对国家-公民之间联系的松弛，以及其他（特别是跨国的）对成员身份的主张和种种服属（subjection）、效忠（fealty）或义务的力量的尴尬、复多、并且时常桀骜不驯的性质。对公民身份的构想，是否能够超脱于对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的世代归属，从而不必依赖国家主权、法律、宪章、或族群-宗教同质性？这一构想要求何种国家-公民相互构成关系中的谱系学断裂？

正如我所表明的， 政治理论（或就这个问题而言，政治科学）既不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之配置的晚期现代事变作了最博学、细致、或巧妙探索的领域，也不是对语言、解读和论证取得了最丰富理解的领域。 [6] 尽管一些当代政治理论在其对“文化”、“群体权利”、“差异”和“语言”作理论思索时，承认了传统公民身份的地基业已化为焦土，但许多当代关于公民身份的理论思考，依然一面与国家、社会、个人的社会契约式说法相挂钩，一面又试图将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推向抽象的世界主义或“平行城邦”（parallel polis）。当然，政治理论家不必对全球化所造成的重构作一手的探究，但为了对这一重构的诸后果作理论思索，我们应当参考那些对它们作了挖掘与考察的 人类学、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地理学、媒体研究 著作。身为政治理论家，我们无需发展原创的修辞学、符号学或解释学理论；但为了成为文本—事件、经典著作、或历史进展—的有效读者，也为了在构建我们自己的论证时尽可能严谨自省，我们需要向确实在做这些研究的领域取经，尤其是 文学、修辞学和视觉理论。 如果我们不做这些越界，那我们真就是在放任自流，任凭自己对这个世界与那些能够精辟地领会和批评它的知识懵然无知。当然，这一要求也使我们当下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因其要求我们的学问在深刻的同时也是渊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