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 王兆军《蚂蚱》：对一个村庄的“抢救式书写”

六根 · 公众号 · · 2023-12-09 07:00

正文

作家王兆军

文 | 韩浩月

作家王兆军先生数年前回到山东老家，写作村史、开办书院、传道授业，过上了一种被错认为“知识分子理想化的生活”。回归乡村，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但熟悉的生活场景，也激发着作家的写作动力，他用当下写作较为罕见的方式，花费九年，六易其稿，完成了主要以民国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蚂蚱》的写作，并于2023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说《蚂蚱》的写作方式较为罕见，是因为作为长篇小说，在村庄这个单一场景里，容纳了诸多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写作人物趋向少量、关系趋向单一的写作潮流下，《蚂蚱》颇显传统，它隐含了章回体的内在结构，使用了说书人的口吻，让这部作品在拥有民间叙事格调的同时，也显露着知识分子式的思考与批判。在长篇小说写作受到网络新文体、视频新内容的猛烈冲击的大环境下，《蚂蚱》读起来令人感到踏实。

《蚂蚱》王兆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

西酒店，粮食市场，两大望族——村西吴家、村东赵家，洗衣洗澡的南大汪，村中供奉各路神仙的蚂蚱庙……一个曾经熟悉的村庄轮廓，随着情节的进展，也逐渐在读者脑海中建图，随之建立的，还有村里即简单又复杂的权力关系：顶着“清朝秀才”帽子来到民国的赵建章，光绪年间任职为“大练长”的吴云迪（也是西酒店的老板），在村里相互合作也彼此制衡。还有代表着宗教力量掌管蚂蚱庙的徐和尚，白衣飘飘、未卜先知的文化人赵琪……另有两大望族几代人与数十位被提名道姓的男女老少，让蚂蚱庙这个村庄，宛若《清明上河图》的一个角落。

在这部37万余字的小说中，唯一一个贯穿前后的人物是三福。三福是村里的“约地”（类似于村调解主任的职务），当过一段时间的“抹斗手”（粮食市场经纪人），他一生当中，把在县里当差的赵建章传授的一句话——“凡事，怎么好，怎么做”——当作人生信条，辗转腾挪于各种人与各种事之间，成为村邻之间、民与官与匪之间、本土与外界之间沟通交往的润滑油，解决了很多棘手难题。尽管三福是具备一定智商和情商、深谙人情世故的“老油条”，作者王兆军却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人物，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作品里花费了最多的笔墨，把三福塑造得生动而真实。

三福是书中少见的一位安然活到晚年的蚂蚱庙村人，他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周旋于各种危险当中，非但有惊无险，而且常常能占到便宜。在描写同时代人物的文学作品中，三福是把生存哲学看得最透彻、应用得最彻底的人物之一。作为读者，就算对他喜欢不起来，但也绝对恨不起来，因为三福本质上也是个可怜人：他有一双超过常人的长手臂，一条口吐莲花的三寸不烂之舌，唯一的生存目的就是能够在缝隙间扣出点养家糊口的粮食，品尝到点心掉下的糖渣所带来的稀缺甜味。

蚂蚱庙街摄影：李刚

蚂蚱庙巷摄影：李刚

有关吃的问题，是《蚂蚱》的描写重点之一。小说对田地里的农作物种植、院子里的粮食加工、锅碗瓢盆中的口粮口感，有着详细的描写，蚂蚱庙村全村人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粮食的多寡体现出来。但在小说写到的那几十年间，极少有粮食满仓的情况。蚂蚱庙村人是吃杂粮长大的，由此或可理解，村里有蛮横的、鲁莽的、凶狠的人，或多或少都与吃不饱有关，而那些有关贪婪、享乐、占有的欲望，也和家里粮缸是否储存丰富有关。《蚂蚱》是部读了会令人产生饥饿感的小说，并且会让读者觉得，这份饥饿感的记忆，其实离自己并不遥远。

有关信仰，《蚂蚱》点到为止。村里人集资盖了蚂蚱庙，把形状丑陋的蚂蚱塑造成神，顺道把各路神仙塑像也请进庙里，还找了和尚照管庙宇，归根结底是生存无着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在驱动。蚂蚱庙村的人并无信仰，村里人的信仰总是临时的、被逼迫的、功利化的，他们甚至会在信仰的掩护下，做出与许诺截然不同的事情。哪怕当饥饿、流离、死亡等厄运降临时，他们的恐惧也只是短暂地、小小地挣扎一下，继而接受命运的安排。如果在别的长篇小说里，看到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信仰是“活着”，那么《蚂蚱》中那个时代小人物的信仰则是“信命”——命若蝼蚁，人如草芥，抵抗是没用的。

书中还有两个人物，虽然所占篇幅不长，但却能代表蚂蚱庙村人的生存关系，一个是徐和尚的儿子瘸造，一个是被不负责的养父强行送到庙里的如贵，两个少年在一个庙檐下，既是一起爬树掏鸟窝的玩伴，又是庙檐下地位悬殊的施暴者与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像《追风筝的人》所描写的权力关系严重不对等的那两名少年，最终拥抱在一起，而是走上了两败俱伤的决绝之路。这两个人物之所以令人叹息，恰恰是因为让读者看到了过去村庄所存在的内耗现象，缺乏向前看、向外看的主动眼光，迷恋于内部倾轧，进而大大延长了村庄的悲剧史。

《蚂蚱》也有一些可以穿透时代暗墙，至今看起来仍有光辉外形的人物，比如赵琪和他写的那些可以从精神困境当中拯救人们的书信，比如走在乡间道路上因为外貌与气质俱佳而被称为“何仙姑”的女子，在王兆军古意十足、含义丰富、价值倾向鲜明的书写下，他们得以脱离村庄这个泥潭，一个成为可以预见未来的“先知”，一个成为可以轻易超越桎梏与束缚的新女性。他与她是两代人，但却都是灰暗村庄内部发出的耀眼光亮，寓意着文化与见识的力量，最终可以带人冲出牢笼。

蚂蚱庙村的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村庄

蚂蚱庙村的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村庄，就算见多识广、腿脚灵便的三福，一生的活动轨迹也没越出鲁南地界，因为描写到赎人质、剿匪、保人等情节，《蚂蚱》对鲁南一带当时的民俗风情也有简略的书写，因此，可以说《蚂蚱》写的既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也把一个地区曾经的文化剪影，捧到读者面前。

河南作家的幽默语言已经成为特色，而王兆军作为山东作家，则把将要全面消失于书面的地方语言，尽最大可能地写到了书里，比如“甩子”（二流子，混子），“洌泻”（口水），“恶而脏”（坏种、浑不吝、做事不磊落），“怪打腰”（举足轻重的人物），大量可能连当地人都不知道如何用文字表达的方言词汇，给《蚂蚱》烙上了鲜明的地方印迹。此外，还有许多诸如“人没好儿，鸡没饱儿”，“叶子下面藏着杏——不太像磊落行径”，“一只眼的婆婆也是娘”等极具表达力的俚语，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看点。

吴兴邦带村民贩盐被劫道，愤恨之下忘却生死发表的那番“演讲”，可以视为《蚂蚱》最具冲突感的情节：

“人说我命中注定的贱，看来真真如此，我贱得不值这半车子盐了啊我！我吴兴邦大半辈子都像个老鳖趴在泥里！我活得不如一条狗，不如一条曲儿船（蚯蚓），不如人家一头猪啊我！”“他疯了——他脱下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棉袄，露出赤裸的上身，瘦骨嶙峋，看上去近乎一副骷髅。在寒风中，他浑身哆嗦着，眼里酸酸的，自怨自艾地说：‘俺这一辈子，连个内衣都没混上啊俺……’”。

韩浩月 | 王兆军《蚂蚱》：对一个村庄的“抢救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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