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3日下午，“文研讲座”第34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列文森与‘对话史学’的可能性”。本次讲座由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历史系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董玥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文楠评议，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宋念申主持。
董玥老师首先回顾了自己和刘文楠老师与列文森相关的学术渊源和译介项目期间的工作，深感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之外为领域做一些学术传承工作之重要。董玥老师认为列文森的作品，即使在出版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为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思考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提供了新的视角。针对美国的中国学界在自我意识与自我批判方面的局限性，她提炼出了“对话史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尝试避免在理解其他文化时陷入帝国主义、本质主义或东方主义等陷阱。董玥老师希望这一尝试性的概念能为学术界开拓新的思路，并期待在讨论中获得更多反馈。她指出，本场讲座的分享主要围绕阅读列文森的体会展开，旨在纯粹分析并为后续的思考与运用打下基础，而非对其书中的具体观点进行评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愈发强调中国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性。然而，学者们在自我反省中面临分析工具不足的问题：如何避免单一文化价值观评价其他文化？如何处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董玥老师提出，“对话史学”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个思路。列文森希望通过将中国纳入全球话语体系，在尊重并维护各文化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在历史的书写中达到超越技术层面的世界统一。然而，董玥老师也指出，列文森的理想尚未实现，但正是这一理想使得列文森的思想和作品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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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
董玥老师首先简述了列文森著作得到的三点主要批评：一是将其视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派的分支；二是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中国史学者认为列文森研究中国时过于投入个人情感，缺乏客观性；三是列文森的犹太身份认同与他作为一个学者对中国的理解之间的关联：有人坚持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或有妨碍，有人则认为前者对后者有着根本性的、有益的影响。列文森的学生安格斯·麦克唐纳（Angus McDonald）认为，列文森的犹太身份使他在1960年代美国伯克利的进步政治环境中显得疏离；这种身份让他保持了独立性，但也使他对当时美国学术界的政治行动参与不够。与列文森有相似背景的好友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则认为列文森的犹太身份认同是其思想的重要源泉，而非障碍。舒衡哲（Vera Schwarcz）也认为，列文森的自我意识和犹太传统情怀，使他的跨文化史学方法成为必然。董玥老师认为，我们将这些看似矛盾的特点融合后，能构建起一个比较连贯的列文森形象。
董玥老师探讨了对列文森的遗文《犹太身份的选择》（“The Choice of Jewish Identity”）（收录在纪念文集《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学家》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Levenson）中的争议。该文展现了列文森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实践的深刻理解和反思。董玥老师通过解读列文森对犹太教及犹太人身份认同的看法，以及他为何持有这样的观点，阐释了列文森的立场。以往观点多认为列文森的作品呈现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国观，但是通过对列文森档案的检索和对他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三部曲《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展现的还有第三个维度——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经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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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一）危机与应对措施
列文森将他对犹太教和犹太民族历史的深刻理解融入到对中国的研究中，认为危机是由内部问题和外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回应”模式有根本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列文森对犹太教的看法是围绕着危机-反应的循环形成的。例如，列文森认为弥赛亚希望（Messianic hope）是犹太教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假弥赛亚沙巴泰・兹维（Shabbathai Zvi）失败后，“犹太教再也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和变革的动机都来自犹太教本身。费正清在研究现代中国时所采用的影响/反应模型强调历史变化的外部原因，而列文森的危机是内部问题和外部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生存作为戒律
列文森思想中的犹太教维度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生存作为戒律”。列文森认为，犹太人在二战后选择保持民族特征，并非仅是个人选择，而是面对纳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看似相反对文化特征的消弭的双重威胁。他强调，犹太教不仅是宗教，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存亡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列文森将生存问题看作宗教戒律，因此犹太人就不需要依赖其他事物来证明其生存的合理性。生存本身就是宗教命令，无需论证，不需争辩。董玥老师提出，列文森的观点可扩展至任何民族甚至个人。生存不应该是对危机的反应，而应该是先定的。比如，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存在不应该仅仅当它在危机中时才去证明其必要性。个体的生存理由也不应该由其作出多少“贡献”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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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1934年
董玥老师认为，列文森将他对犹太教的理解和感受转移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其观点的敏感性和经验性在重读列文森留下的文献时尤为明显。她指出，列文森强调生存是目的，也是最终结局，而特殊主体的存在是绝对且无条件的，这与费正清关注外力引起的变迁和在全球工业化趋势中的合流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董玥老师认为，列文森的理解方式与客观化、客体化的差异巨大，若不能看到这种差异，那么对列文森的评判便存在问题。
（一）可比性
董玥老师指出，当列文森解释他的方法论时，他一再强调建立可比性的重要性；当他将犹太教的历史经验应用于儒家传统时，他首先关注的也是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可比性。比如，列文森认为，在心理和感情层面上，中国经验和犹太经验是具有可比性的。两者均处于西方及欧洲传统主线之外，也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主义化的过程，而对于这两个文化，这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在其著作的许多篇章中都将来自多个国家的例证加以比较，这是他深思熟虑和展现出高度一致性的方法。他所比较的是不同的社会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或共同的感情经历，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关注问题本身，而非套用模式或理论。他强调使用比喻（metaphor）而非模式（model），以避免陷入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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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
【意】Raphael
Vatican Museums, Vatican
（二）博物馆化与活跃的传统
列文森的一个最常被引用的比喻是博物馆化。列文森最初是用“博物馆化”描述希腊传统的命运，而非中国。列文森曾提出，一部经典可以是属于所有仰慕者的，但是仰慕者却未必在意经典的创造者的生存。他认为，希腊传统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传统，现代的希腊人更像是博物馆的看门人。而犹太人则致力于让自己的传统作为活着的传统被继续传承。他将通过比较希腊文化与犹太教得出的传统的生与死的概念引入了对儒教中国的理解中。
（三）传统权威的流向
在董玥老师看来，列文森通过与犹太历史的比较，来理解中国传统权威的流向。他指出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法仅从古代权威推演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相反，廖仲恺是用社会主义论证儒家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此外，列文森还区分了传统与传统主义，前者真正在生活中延续，后者则政治化、商业化和表面化。董玥老师认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演变和表现。
（四）知行合一
列文森也以“知行合一”作为判断传统生命力的标准。他指出，犹太教在知行合一方面几乎展现了儒家般的情怀，这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引用《塔木德》表达的观点颇为相似，即智慧需与行动结合，否则如树无根。列文森批评廖平虽学识渊博，但缺乏政治行动力，未能有效回应社会政治危机，并不是在真正实践儒家的理想——社会和谐与历史秩序、知识与行动的互动。他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儒家学者；他的忙碌恰好证明了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消亡。列文森每周读经书，看似微小的举动，确是在保持犹太教的生活方式，而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犹太教的规范，是反映了这个信仰的本质。
前面董玥老师谈到了列文森如何从犹太人和欧洲的历史中汲取灵感，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列文森强调比较的目的是揭示不同文化和社会历史间的差异，而非简单类比。他通过对比中国、日本、德国和土耳其的封建制度的差异，深化了对各国家封建制度的理解。列文森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框架，采用如“博物馆化”这样的比喻来分析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区分了可比性与类比，前者基于有限特征的比较，后者涉及更广泛的相似性，但真正的比较目的是辨识相关性与差异性。
（一）包容与同情
有人把列文森对儒家中国在现代世界的命运的态度看作是“共情”（empathy），因为他对犹太教和儒家有着非常相似的关注。但是，列文森在理解中国历史时，并没有放弃他的犹太人身份认同，进入到中国的思想框架中。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他对消除犹太人身份认同的反抗的一种延伸。所以列文森的方法并非简单的“共情”（empathy），而是一种包容（inclusion），这与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有相似之处。列文森频繁引用怀特海（Whitehead）的观点，强调人的存在只蕴含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他通过观察中国，寻找将世界紧密联结的纽带，将中国视为世界这个广阔画布上创作的行动中的画家。董玥老师认为，列文森的著作孕育了对话史学的方式，通过对话深入理解历史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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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合订版
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
（二）对话性的关联
“包容”是对话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另一个关键概念则是“对话性的关联”。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借助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巴黎公社期间卢浮宫的担忧，阐释革命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议题，可在不同文化间建立对话的相关性。这是一个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找对话的共同基础的例子。这种基础可以是某种情感，如担忧，也可以是更广泛的主题。列文森指出，19世纪的中国被本国传统和西方挑战撕裂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犹太人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他并未坚持每个文化都必须遵循普遍模式，而是认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并无高低之分。
最后，董玥老师探讨了列文森对理想世界的看法及其对普适性真理的态度。关于普适性真理，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留白以避免霸权，另一种则认为留白是虚假的，因为这类真理总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董玥老师认为，普遍性应该是包容性本身，像大自然一样，既包容自然生长，也允许人类发展。它应该是一种支撑性的力量，使存在成为可能。
评议环节，刘文楠老师首先分享了她翻译《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感受，这一决定受到董玥老师关于对话史学文章的启发，并促进了她思考方式的转变。刘老师详细讨论了列文森的方法论，特别是他如何通过类比与比较来探索中国历史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列文森反对简单的类比，而是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相联系，强调在特殊性中寻找共性与差异，重视共情以获得更高层次的思考。
刘文楠老师指出，列文森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建立普遍模式，而是寻找不同文化间理解和沟通的起点。他试图比较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经验，这种比较不是随意的类比，而是将中国历史里一些现象作为普遍主题来探讨。刘老师认为，没有特殊性的普遍性是空泛的，而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则缺乏意义。她主张，在研究特殊性时，应考虑其对更广泛的人类经验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视角。
刘文楠老师强调，列文森的犹太背景并未妨碍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