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芳菲》的平庸，不该刘亦菲背锅

文丨 耳朵

作为最为低调的双金棕榈得主，比利·奥古斯特一个丹麦人，拍摄了一部美国飞行员掉在中国的故事——其实，是非常令人好奇的。尤其《烽火芳菲》这个片名，多多少少和女主角刘亦菲的名字连接在了一起。

在现代电影产业来说，是很少能够见到主角的名字，直接作为电影名噱头的一部分。 49年前民国电影还是有一些，像是陈云裳的《云裳仙子》和欧阳飞莺的《莺飞人间》 。

《烽火芳菲》虽然在外部条件上，符合了现在市场流通的大部分烂片评鉴条件，例如中外合拍、争议小花主演等等。 但是平心而论，毕竟比利·奥古斯塔也是拿过两次金棕榈的人，就像线上大部分的三大电影节体系内导演，他们不能保证每部作品都是佳作、神作，水准的确是上下浮动很大，可是还能保持在一个基本的水平区间内。

《烽火芳菲》算不上多好，但也没有太差，最多就是平庸而已 。

看到《烽火芳菲》的中国村姑和美国飞行员设置，第一联想是李丽华主演的《飞虎娇娃》（1958） 。当然，两部电影的大背景比较一致，都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农村，人物设置也很相近，一个外国人飞行员和一个中国村姑的爱情。

但是，还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烽火芳菲》发生在浙江，《飞虎娇娃》发生在云南。一个是飞行员被迫掉了下来，另一个则是部队驻扎。

《飞虎娇娃》的英文名直接叫做“China Doll”，中国娃娃。不过，以当时李丽华的年纪来说，称为doll未免有一点不合适。《烽火芳菲》的英文名，则是“The Chinese widow”，中国寡妇。 从doll到widow到变化，其实很有趣。

《飞虎娇娃》

娃娃这样的词汇，加上了中国前缀，其实多有一种猎奇的语意。 包括当年李丽华也是远赴好莱坞，是去到那边，希望获得认同。而寡妇之前加上中国，是在表明这部电影很严肃，甚至有一点 悲壮、凄美 的意味在。

《烽火芳菲》是一个合拍片，是人家的资本，到中国来，和我们一起拍。

比利·奥古斯特并不是《飞虎娇娃》的导演弗兰克·鲍沙其那样的情节剧大师，甚至可能也没有弗兰克·鲍沙其懂女人。弗兰克·鲍沙其当年拍出了珍妮·盖诺获得奥斯卡影后的三部作品中的两部，《马路天使》和《七重天》。

他很擅长处理危险中的女性，尤其像是李丽华这样一个东方面孔， 到了西方的摄影棚里，她无疑是需要被拯救的，孤独而又无助的。

但是比利·奥古斯特的寡妇，可以说是一个民国新女性形象。 虽然处在农村，但她知道教育的重要，让自己的女儿一定要读书。包括她也有一门手艺，通过养蚕制蚕丝来获取物质。拒绝公婆的收留，始终独居。

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烽火芳菲》这部电影，你都会觉得，其实是一个维稳的发挥水平。包括刘亦菲的演技，也没有很瘫。 故事虽然简单，也是常见的欧洲艺术片式的小格局。

比较可以诟病的，一个是开头轰炸东京的特效，但这个忍忍也就过去了。整部电影，真正的致命伤，其实是编剧，可能也包括导演， 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语境并不够熟悉，所以在创作片中日军形象的时候，有所偏颇。

这部电影的剧作问题，最集中的一场戏，就是日军军官怀疑刘亦菲私藏了飞行员，所以要去她家看一看这段。在这之前，日军军官因为要找人，把所有的村民聚集起来，然后威胁，如果不说就杀死村长。他就真的杀死了村长，也是在刻画他的残暴性格。

之后在飞行员藏过的山洞，找到了刘亦菲的绣的包，去学堂问小孩子们，见过这个包吗？当时也是很明显的看出来，刘亦菲的女儿是认识这个包的。

相当于，是人赃俱获了，但是日本军官并没有行动，像是杀死村长那种直接过激的行为，而是做了什么呢？他在一个阳光并不明媚的午后，敲了敲刘亦菲的家门。

然后说：“下午好，我能进去吗？”在进门后，又有两句很奇怪的对白，一句是“你怎么会用这样的香水？”，另一句是“在中国女人里，你算是蛮美的”。在询问了她丈夫死在南京后，又说了一句“说不定是我在南京杀死他的”。

为什么我从剧作的角度，觉得这一段对白很奇怪呢？ 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日本军官的形象，和我们以往的认知，好像不太一样。 甚至和他之前，直接杀死村长的行为，都不大一致。

在电影中的日军形象，我们基本可以分为四种视野下， 尤其考虑到真实历史背景，例如是否和日军正面交锋过，以及各种历史牵扯。

首先第一种，当然是我们 中国本土 的视野，但这也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创作路线。在49年前，也就是真实的抗战背景下拍摄的电影，就有不同的对日视角，主要以满映、附逆影人和左翼电影人作为分割。

但是总体来说，大陆的抗日电影创作脉络，是把侵华日军作为穷凶极恶的歹徒来刻画，石川老师曾经做过一个“鬼子”形象研究，很系统地讲述了侵华日军的银幕形象演变过程。

丁善玺版《八百壮士》

在台湾电影语境下的抗日电影，像是《八百壮士》，是站在一个国民党抗日角度下来拍摄的。

香港比较不同，是带有传奇色彩，来进行一种抗日描绘，像是张彻的《八道楼子》。但总而言之，在华语电影视角，侵华日军的形象，是邪魅和凶暴的。

第二种视野，自然是 日本人本身的角度 。当然，在日本国内对于二战时期的日军也有左右翼之分。很多的日本电影人，拍摄的二战题材电影，关注的是日本本土国民在当时的生活状态，包括原子弹的影响，以及投降的影响。像是经典的《日本最长的一天》，同样充分的彰显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盲目性。

《日本最长的一天》

第三种视野，当然是 美国视角 。毕竟人家偷袭过珍珠港，美国反击过来轰炸东京，也就引发出了《烽火芳菲》的故事。美国视角下的日本还是比较常见，像是卖拷贝的《珍珠港》，很单纯的把日军当作敌对势力。

比较有趣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摄的《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来信》，根据同一场战役，拍摄了美国和日本视角下的两部电影。不过在日本视角的《硫磺岛来信》，更为关切是卷入战争的普通人，而不是军国主义的奉行者。

《硫磺岛来信》

第四种视野，则是 欧洲视角 。其实除了苏联，欧洲离东方战场好像有一点点远，主要是它们自己对付希特勒，就很麻烦了。但又有《桂河大桥》、《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铁路劳工》这些电影，在说欧洲和日军的关系。

这几个故事里，日军往往在一个奴役者的位置，在支配欧洲战俘，自然也不会是多美好的形象。就算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里的坂本龙一，也有一种喜怒无常的感觉。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我们回到《烽火芳菲》，他的编剧格雷格·拉特是一个南非人，他的创作履历里，有《再见巴法纳》和《黑蝶漫舞》这类，直接和南非政治运动相关的电影。简而言之，他一贯关注的电影，基本和二战没有关系，更不用说遥远的东方战场了。

所以，在塑造《烽火芳菲》里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时候，他也许并没有足够周全的调查过、考虑过，侵华日军的形象究竟应该怎样？

尤其，在片中还设置了一点，是刘亦菲的丈夫在南京牺牲，而这个军官也在南京作战过。当然，故事背景时间1941年，离南京大屠杀1937年有一定距离，但无一定就全无关系。

所以，这个日本军官，有着潜在的残暴行径历史，以及故事里明确的残暴行为——杀死村长，那么，在一个午后拜访寡妇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整体行为和台词，变得格外优雅？

因为，作为一个白人编剧，他其实有一种潜在定势思维，就是把这个日本军官，作为一个德国军官来描写。如果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欧洲战争，由一个德国军官，敲响了一个法国寡妇的门，那他的行为和台词，是不是更为符合？

《烽火芳菲》的剧本，暴露的部分问题， 其实也就是编剧在写这个抗日故事的时候，更多带入的是欧洲战场的思维。

而且，编剧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故事合理的安插在中国背景下，所以军官会直截了当的杀死村长，会在高潮戏份想起来第一次拜访寡妇时就应该强的奸。可是，这个电影，也已经注定就会呈现出一种不中不西的整体质感。

弗兰克·鲍沙其拍《飞虎娇娃》的时候，懂中国吗？懂抗日吗？可能也没有多懂，但他依靠的是情节剧的套路，以及本身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价值观。

所以《飞虎娇娃》虽然也有诡异的地方，例如卢燕的那一身《蒂凡尼早餐》造型，但它整体是流畅且统一的。

而《烽火芳菲》像是在自我博弈，它努力地想长出一副中国人的样子，但是主创对于原本惯有思维执念太深，既没有坚守住自己的风格，也没有融入到这个东方的语境中来，最终留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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