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

来源：华尔街见闻

前言：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能选择的路径却是相对确定的

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站在经济长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定力”。实质上这既提出了对于中国经济进行认知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认知中国经济的方法论。即将对于长周期的定位和把握，与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对于长周期理论而言，其核心驱动因素在于技术的革命、漫化到衰竭，从而作用于全球经济大周期的波动。熊彼特的理念深入人心，事实上每一轮长周期也必然有一轮技术革命与之相对应。而对于经济所处的阶段而言，我们则要诉诸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体系。在将二者相融合后，对于经济发展的路径判断会更为清醒，对于战略的坚守也会更有定力。

在长周期由衰退向萧条的过渡期，生产力过剩导致了的边际产出递减，往往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技术层面“求新求变”的过程，这个时期是对于旧有技术进行变革和改造的过程，并试图为下一代技术革命做孕育和导入的准备。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在转型期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和需求迁移，生产和消费型服务业膨胀以及中游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塑造了中国的新主导产业群，并开始了对于以房地产产业链为代表的旧主导产业链逐步替代之旅。而以行政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去产能和央企大型化，推动了产业组织形态的大型化。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提上日程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已经名副其实地到了深水区。我们认为对于未来5-10年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准确的一个判断应该是走向成熟阶段的后期到大众消费阶段的前期。

当然，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是以当前全球长周期的特征以及中国经济的体量所带来的发展路径的挑战，未来的不确定性被显著放大，这也是资本市场在近两年来愈发追捧确定性的根源所在。虽然难有现成的经验直接复制，但我们的基本认知是从经典的工业化成功和挫败案例中抽象出典型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下的路径选择中，定会将教训进行极力避免，并尝试将成功经验不断融合。从工业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比较了日本在70年代之后关键的历史节点产业路径选择和工业化转型成败的关键；我们看到了核心制造业追赶国一旦陷入了泡沫化和产业路径，将可能在制造业中心转移的过程中陷入漫长的增长停滞；而即便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在出现“离制造化”之后，也在“再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波折；而“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在于对增长阶段理解错误且战略选择偏差后，将可能陷入产业水平降级和国家抗风险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

相比较之下，德日基于李斯特主义的思想而形成的战略性工业化的理念，从实业兴国和在关键时点践行有效的赶超战略的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国有着更加宝贵的借鉴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既对于发展阶段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着对生产力提升和产业升级有着强烈的诉求，同时又超越眼前利益，并实施差别化的产业政策，注重内部和外部战略的结合与产业升级的互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充当着重要的政策引导和主导的作用。结合当前中国所处世界长周期的定位，在工业化转型期的深水区，以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避免转型期的“陷阱”，把握需求扩张中的赶超机遇和制度试验，并将内部与外部战略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相结合。转型期充满挑战有其必然性，但这一新型战略性工业化践行的轮廓正在逐渐形成，路径的选择逐渐清晰。

按照我们思维逻辑的延展，如果发展路径选择相对明确的话，那么由此延展出的以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而衍生出的产业趋势也可以自然地串联起逻辑主线。我们认为五大产业趋势的轮廓日渐清晰，年初以来我们的推荐逻辑也终究是在这样的框架中进行选择，未来市场热点扩散之际，这种相对确定的趋势或将最先在市场逻辑中显现。

在发展科技创新战略与塑造升级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顺应主导产业构建的规律，选择产业链长，前向与后向效应显著的相关产业，注重在释放需求过程中实现技术的外溢，军民融合战略首当其冲；在实业兴国的理念下，注重用持续革新的信息和能源技术不断改善现有产业，并试图在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占得先机或与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差距的相关产业，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及工业互联网为代表；顺应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并利用新型城镇化的红利，注重扩展新的产业并试验新的制度，成长雄安的产业和制度意义非凡；走出去战略是对于强国工业化进程历史规律的尊重，在产能和高端装备合作下，“一带一路”可视为实现产业整合和升级、巩固产业链主导地位的必然选择；央企改革和地方国改是顺应工业化转型期产业组织形态变化以及制度变革的必然要求。

 一、走向成熟阶段的深水区——经济增长理论与长波框架下的转型期全景

（一）转型期的一般性——以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与国际经验的视角

1、经济增长理论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

对于经济增长阶段，我们通常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论来认知和把握。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他在1960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中，从经济史学家的视角出发，运用归纳的方法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其核心在于描述以工业化起飞为代表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从各阶段的形成条件、经济特征、增长动力、产业政策等角度探讨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方向与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去除意识形态色彩，从工业化进程去研究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确实能够得到普适性和指导性，尤其对于正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新兴工业国家，以及从工业化高速增长向消费服务型经济体进行跃迁的工业化转型经济体，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以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我们根据美国、日本以及四小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能够清晰地看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一致的“类线性模式”。但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经典理论常常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可能因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发展困境，这使得对于现代化发展的考察带有武断的和局限性。事实上，研究增长阶段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描述现代化顺序的一致性，同时更要体现和说明每个国家处境与经历的独特性（罗斯托，1960）。

在与经典的工业化过程的对比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与美欧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根本区别，也即伴随全球化浪潮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进，中国制造业对于国际市场的渗透使得我国的工业化更多表现出扎根于共生模式之上的对外依存模式。这就使得日、韩等成功跨越转型期并且同样身处国际贸易环境国家的工业化特征，对于我国存在更大的借鉴意义。基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南亮进（2008）等人在研究了近代日本发展历程后，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按照主导产业划分为从经济恢复期到后工业化时期的演进模式，其中1956-1965年对应为工业起飞阶段，随后转入了走向成熟的工业化转型期。结合日韩在转型期内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及大型化等的现实案例，我们能够看到罗斯托理论在实际经济问题中的适用性。

2、转型期中国——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的特征次第展现

09年后中国进入工业化转型期，随后便开始了罗斯托意义上的走向成熟阶段，在2012-2013开始进一步进入加速期，经典地衡量转型和变迁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和投资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等数据都较好地对应。

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阶段性特征来看，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充分的要素积累期后，我国工业经济自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起飞阶段。从以房地产和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崛起，到完备的工业体系的成形以及城市化的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起飞基本体现了各个工业化国家典型的共性特征。而在经历了2007-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工业化起飞阶段已基本结束。

以上文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为例，由固定投资拉动的主导产业高速增长的收敛、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倾斜以及城镇化的扩散效应等转变是一国工业经济走向成熟的重要特征。2009年之后，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和工业化转型期的到来，基本标志着中国工业发展步入了走向工业化成熟的新时期。从工业增长驱动、产业结构转换和城镇化等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走向成熟阶段以来所经历的变化。

首先，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呈阶梯式下滑。根据一般性规律，起飞阶段往往是一个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时期，而在投资遭遇到资源和劳动要素的制约后所催生的经济萧条则是工业起飞结束的基本特征。自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劳动生产率下滑、贸易与外需恶化以及产能过剩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呈阶梯式下滑。经济增长的L型亦是投资增速的L型。投资增速的逐步收敛是工业化后期增长趋缓、中枢下移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工业化转型道路的重要标志。

其次，“交叉点”后，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从工业化与服务业的关系来看，结构升级和服务崛起是工业化中后阶段的必经之路，经济体走向成熟期都会伴随第三产业的崛起并逐渐成为主导。自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开始，服务业在过去的近十年迎来了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三产占GDP的比重已经于2012年左右与二产形成交叉，并且近年来二三产业敞口逐渐扩大。而人口结构诸多维度的变迁也从需求和供给端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消费模式的转变和升级成为拉动技术扩散的有效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由老龄化催生的对于医疗、健康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也使得该类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升。

再者，城市化进程加速后的结构变化。作为一个与工业化相伴且协调发展的现象，城市化进程在工业起飞阶段会进入加速期。自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凭借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要素红利，房地产发展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随着工业化中后期向走向成熟阶段迈进，一方面城市化原动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城镇化由追求广度向追求深度的过渡。与此同时，在人口以及要素结构变迁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房地产对于经济传统的拉动模式趋于弱化，而大都市化进程以及城市群模式开启，区域的扩散效应也逐渐得以显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海峡西岸等跨省区城市群的建设，这些城市圈的形成为服务业的崛起以及随后的大众消费时代奠定了基础。

但在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伴生出局部泡沫以及过度大城市化等现象，房地产和土地要素价格的高企对于产业发展的制约也是当前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以日本城镇化的经验来看，在依靠高速工业增长实现早期的城镇化后，其依靠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实现了不同城镇间独特优势的协同发挥，最终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形成高质量国家城镇化的国家。而构建能够充分发挥了大、中、小城市的特色及优势的城市群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路径将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战略的重点。

以上三大特征是进入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中国的基本特征，而对于走向成熟阶段的另外两大特征，即新主导产业的变迁以及企业组织形态的大型化等特征则需要更深一步剖析：对于前者而言，不同国家受到不同长周期下不同技术革命的塑造，因此是把握长周期特征和经济增长阶段的重要连接点；对于后者而言，则更受到一个国家独特制度和企业形态的影响，是前面经济发展阶段“类线性模式”中忽略的非经济因素。因此，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走向成熟阶段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二）转型期的复杂性——以主导产业更替与企业组织形态变更的视角

1、技术升级与改革创新对于中国工业化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塑造

（1）世界经济技术长周期视角下的工业化转型

对于长周期的认识和定位。关于长周期最初的认识是基于统计现象的研究，其表象认知可以看作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和下降，并且是内生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结果。从目前来看，支持长周期假设的有利证据主要来自于价格序列、长期利率以及世界能源和创新的演进，部分证据可以在劳动生产率、就业和投资中发现。

而熊彼特对于创新在长周期中的作用，是对于长波推动力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从长周期视角来看，历史上每一轮长周期都对应着技术创新的浪潮。而从技术的角度理解长周期需要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从世界经济增长中主导国与追赶国的关系入手，即一轮长周期中技术如何从驱动主导国的增长，再到向追赶国的扩散，对于理解国别有重要意义；第二个角度则是技术和世界经济周期增长和通胀的关系，对于长周期的定位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五轮技术长周期而言，80-90年代持续的大缓和时代于2000年初的终结可以视为长波繁荣期向衰退（滞胀）转换的标志。在衰退期拐点的2-3年后，全球经济经历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长周期衰退的第一次冲击，随后表现为债务危机、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世界经济结构问题逐一显化，全球的增长和贸易开始收缩。在全球增长和价格的大幅波动中，可以看到长周期从衰退向萧条期进行过渡的特征。

在这种全球周期运行的背景下，再去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于2009年以后步入工业化转型期的道路：一方面，从上文中我们对于工业化进程的梳理可知，从工业化转型期的共性来看，要素结构的变化导致增长中枢下移是必然，而长周期的位置也决定了增长面临着较大的外部约束；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在经济周期的衰退与萧条期，经济体中所固有的占据主导的资本存量因为生产力过剩产生的边际产出递减，使得“求新求变”的内生性动力得以孕育。在这个阶段，全球都会竞争性地推动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科技产业的变革和改造，并试图在下一代技术革命浪潮中占领先机。按照规律，这会成为塑造转型期中国主导产业群的契机。

从主导国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产业提振政策，到“工业4.0”上升为德国的民族战略，再到中国自上而下地推动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都有“求新求变”的内在诉求。在各国政府所推行的产业战略中，我们能够归纳出技术进步和选择的共同方向，包括信息和智能科技对于制造业的推动（美国“再制造”战略、德国工业4.0）、对战略性材料和产业的重视（美国力争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以及依靠能源革命达到独善其身（页岩油、新能源）。可以抽象为“三大革命”——信息革命、材料革命、能源革命。因此，虽然从长周期的定位而言，当前仍然不是真的革命浪潮阶段，而是原有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改造，或者说是新技术革命的孕育和导入期，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升级仍然会塑造在走向成熟阶段新主导产业群的结构。

“信息革命”助推产业迈向更高端阶级。在过去计算机投入到信息革命爆发的过程中，信息实时传递的实现动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以追求交通便利和降低交易成本为驱动的工业聚集模式，也使得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廉价且高素质劳动力大军，以外包式发展的形式参与到了全球的工业化，从而也间接带来了世界产业链的大规模转移和调整。随着经济进一步的“信息化”和“知识化”，信息的生产、处理、储存和传递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向中心位置转移，同时信息化的改造与融合功能得以显现，并助推产业迈向更高端阶级。信息产业的持续发展对于上游材料和能源产业的变革也就提出了诉求。材料与能源的革命助力了产业链向着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方向转变。

新材料的发明与应用是重大技术突破和新产品研制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制造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石。新材料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包括具有独特的声光电热磁等性能的金属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新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智能材料，这些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是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不断发生变化的。

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减缓能源消费的增长和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体系变革的两大方向，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进而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在新一轮能源体系革命中，我国顺应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打造了先进能源技术的竞争力和低碳发展优势。从产量数据来看，近年新能源如风电、产量同比增速相较于传统能源如原煤有所提升，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则体现了能源与材料的革命对产业结构的重塑。

（2）走向成熟期技术升级和扩散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塑造

以信息产业以及关联产业的膨胀为特征的主导产业更替。工业化走向成熟的转型期是一个新旧主导产业更替的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在重化工业时期形成的传统地产产业链开始逐渐地收缩，而另一方面，建立在“三大革命”基础之上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相关产业开始出现了膨胀，从而形成了相互之间存在内部关联的新主导产业群，并且影响力和导向力量已经得到显著提升。在信息革命带动整体产业链向高端、科技升级的同时，能源与材料的革命更多地带动产业结构向更合理化转型，新的技术对传统产业上中下游进行重塑，从而使产业链向着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趋势转变。

总的来看，转型期的以下三大内生性的变迁诉求，使得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得以对于产业结构进行塑造：

1）人口结构变迁与需求变迁。转型期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推动来自于中国在人口结构的不同层次上的变化。作为供给与需求的主体，这些转变包括“80、90后”新消费群体崛起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从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的转变，以及城镇化人口大幅提升等。这种变迁导致了下游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和升级，信息产业不断地改造耐用消费品并推动耐用消费品更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传统服务业的模式，如商贸、娱乐、金融、健康以及教育等。信息产业根据人口结构变迁与需求变迁对于产业的塑造，是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根本。

2）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与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根据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经验，产业的高级化表现为生产型服务业进一步向专业化、产业化方向迈进，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上移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现象。如果说旧的中游产业主要以传统的地产产业链为主，那么新中游则主要包括生产型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两个层面。对于中游生产型服务业而言，随着下游不断受到信息产业的塑造，势必同样塑造出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中游制造业而言，中国在转型期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进行全面建设的过程中，轨道交通、通信和计算机设备、电机电气等中国的中游装备制造业也维持超越整体投资平均水平的增速。

3）公共产品服务伴随产业结构的升级迅速崛起。伴随着第三产业、城镇化率以及居民收入的提升，在个体消费迎来膨胀升级的同时，公共产品服务需求也出现迅速扩张。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转型期走向成熟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内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随着转型期城镇化的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向从此前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转为市内轨道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地下管网的改造。另一方面，随着居民对于社会服务业需求的快速提升，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服务提供的压力也逐渐增加，从而逐渐向社会资本进行开放。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产业也会重新定义公共品的供给，智慧城市相关产业逐渐崛起。

对于转型期新中游产业的变化而言，从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也可以看到对应。虽然目前中国竞争优势较为明显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原材料类行业，但结合TC指数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来看，我们在轨道交通、船舶、武器弹药和电机电气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中期竞争优势。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战略的推进，出口升级以及“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同期贸易总额比值已超25%。国内经济贸易格局愈发向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互补的方向演绎，在这种背景下以轨道交通装备、卫星产业等为代表的重点高端装备领域也开始展露锋芒。总体而言，走向成熟阶段产业技术的升级和扩散是推动装备制造业高端化的根本力量，而出口产品的升级以及“走出去”战略更是助力了产业和工业设备的升级。

综上，我们以罗斯托主导产业理论中的产业扩散效应来审视正在形成的新主导产业群的特征：前向效应指主导产业可以诱发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经济部门，以信息产业对于下游消费形式的诸多颠覆和重构，改变了消费模式，创造了很多消费场景，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了大数据等新生部门；后向效应是指主导产业发展对向其提供投入品的产业部门的带动作用。下游产业持续地被信息化改造也拉动通信和计算机设备持续的投入，是中游制造业膨胀的基础，并带动了上游新材料产业的不断发展；而旁侧效应是指对于地区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建设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产业的持续膨胀对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放以及对于构建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从产业扩散效应的角度而言，转型期新主导产业群确实在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经济的结构，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转型期，信息化的塑造和融合扮演着重要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实质上是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技术革命对于产业发展的重大影响。

2、企业组织形态变化与制度变革的融合——中国特色的大型化

对于经济体走向成熟阶段，用罗斯托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既富有希望又极其危险的过渡时期。在我们看来，这主要指工业化转型期的经济制度需要在高速增长期的制度上做出调整，以适应转型期经济趋势和社会趋势的诉求。如果说围绕着技术因素在长周期的变化定位了一个国家转型期的时代特征，那么不同国家在转型期如果推动经济制度的变化，更彰显了国别化特色。这一点在中国转型期企业组织的大型化上和产业集中度提升上最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并购重组的市场化引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供给侧改革”，并在这基础上推动的央企的大型化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并购和改革推动企业大型化和产业集中化。在美日工业化转型期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都能看到并购浪潮对其国内企业在当时国际上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化转型走向成熟阶段，旧主导产业将逐渐表现为产能过剩，相关产业的重心将转移至生产能力的规模化及设备的大型化方面，这也是资本的必然要求。从我国情况来看， 2013年《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发布后，企业并购浪潮受到加快催化，并购数目加速增长直到15年进入高潮。不过市场化的手段的有效性更多地针对私有资本占主导的相关企业，而国企体制等因素则要求政府主导推动的变化。16年供给侧改革施行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行政化去产能与市场化去产能相结合所推动的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落后产能行业的集中化进一步显现，旧主导产业的大型化水到渠成。

央企“做大做强”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肩推进。对于产能去化的推进是企业组织大型化的第一步，真正完成有效率的整合，则需要借助于央企的进一步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得央企的制度与其未来承接的产业使命相匹配。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针制定以来，在央企重组“做大做强，做优做强”政策推动下，实现了一系列大型央企整合案例，达到了央企“瘦身健体”、企业间协同发展形成“化学反应”、提升央企经营效率的良性互动目标，也标志着央企大型化全面进入“发展快车道”。同时，从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角度看，混改自推出便一直肩负着“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助力国有资本功能放大、提高国企竞争力与国有资本核心价值”的历史重任。

在探讨完“技术革命”对于新主导产业变迁的构造，以及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大型化的推进之后，事实上对于走向成熟阶段推进在制度层面的变化而言，其真正的挑战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的贫富差距是追求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又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浪潮下被强化。但是正如前文分析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内生性诉求时所说，人口结构和需求的迁移是这个转型期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化势必对于社会福利有着更高的诉求。从精准扶贫到棚改的推进，转型期当前阶段缩小贫富差距的调试仅是刚起步，未来财税制度的改革将是转型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恰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业化转型走向成熟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深水区。

小结：展望未来——工业化转型期的深水区

前文我们已从工业化走向成熟期的诸多特征感知了09年以来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在过去一轮中周期中的深刻变化。而对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进一步认识和定义而言，我们仍然从城镇化率、人均收入以及产业结构等“硬指标”来认知。截至目前而言，我国2016年城镇化率为57.3%，尚未达到后工业化时期的标准。以人均GDP水平来衡量，当前我国发展阶段基本与70年代中期的日本、德国以及90年代后半段的韩国、台湾较为接近。

通过对比日韩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以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占比的提升最具代表性。日本和韩国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占比分别在1990年和2000年达到72%和63%，随后开始进入小幅缓降，截至目前两国的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占比基本稳定在60%左右。相对而言中国在工业化起飞过程中，贸易结构的升级并未达到日本和韩国的历史高度，说明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升级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综上，未来5-10年定义为走向成熟阶段的深水区到大众消费阶段的中前期的定位较为准确。

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挑战也将从内外两个维度进一步显现。第一，对于内部而言，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深水区，势必会经历国企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变革层面进一步推进，其难度将进一步加大；第二，长周期的定位决定全球的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矛盾可能充满挑战，而这也决定了日韩走向成熟到大众消费阶段后期的经验的可直接参考意义下降。接下来如何探索未来的中国模式？首先我们可以从理论出发追溯历史，抽象出道路选择的逻辑，再以现实找到相对确定的发展模式。

注：内容节选自策略专题报告《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产业趋势与市场选择》，详细内容请阅读报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