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传统的印记：“普夏之争”的思维模式论

关键词：哲学传统  夏志清  普实克  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作者简介：邱晨，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Title: The Mark of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The Study on Thinking Patterns of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C.T.Hsia and Jaroslav Prusek

Abstract: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C.T.Hsia and Jaroslav Prusek have made a topic which has got wide attention across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ircl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wide gaps between the two scholars on philosophical ideology, literary school theory and individual comprehension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or specific literary phenomena. As a matter of fact, most of the gaps were secretly based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empiricism and the rationalism in centuries, which had shown a mark of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it has become the thinking root of the two literature scholars' academic disputes. Therefore, enumerat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kind of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thinking patterns, which were behind the gaps of their academic disputes, is beneficial to show their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and to reappear the sectional truth in those years.

Key word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C. T. Hsia  Jaroslav Prusek  Empiricism  Rationalism

Author: Qiu Chen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Wuh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注不够，夏先生所期待的有分量的批评一直尚未出现。1962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以下简称“普实克”）在荷兰著名的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夏志清的小说史存在着“教条式的偏狭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1]，从而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普实克的批评，夏志清很快撰文予以回击，在同一刊物发表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这便形成了西方汉学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的“普夏之争”。

一般看来，人们对“普夏之争”有着意识形态的理解，有的人则剥离意识形态看到了他们在文学史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分歧。然而，这些对于“普夏之争”的理解都来自于共时性层面，作为该争端最核心源头的关于历时性层面的理解不应该是缺席的。为了进一步探究“普夏之争”的渊源与意义，文章追溯到西方认识论哲学的两大传统思维模式——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争锋，以哲学传统来重新解构二人哲学意识形态、流派意识、个人治学观和对文学现象的理解等层面的差异，试图借助西方哲学史上亘古不变的矛盾运动来历时性地解读“普夏之争”的渊源和意义。

一、哲学意识形态：理性内核与经验基底的自由观

众所周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比较重要的认识论思潮，它们的交锋风行于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经验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人们认识外界最基本的途径，他们强调自然科学式的对经验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认识有着真理性和崇高的价值，它是被先天赋予的，他们强调数学公理式的在自明基础上的推理演绎。

然而它们的矛盾又不仅仅限于这两、三百年的时间，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两种思潮特征就展现出来了，这些因素一直潜伏在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各个领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2]而在这一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皮浪等人虽然意识到了两种思潮的局限性，但他们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个中间摇摆的路径，而皮浪干脆悬搁对外界事物的判断，最终发展为以“不动心”为基础的怀疑主义。“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3]

到了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培根、休谟影响，强调经验实证的孔德等人实现了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的转向，再过渡到后来承认数理分析作用的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而另外一些经验主义者继承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等传统或走向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或走向体验论（狄尔泰、梅洛·庞蒂等）。无论该派哲学思潮如何走向，经验主义者们自始至终坚持经验至上的理念。同时在经验派哲学思潮内部，20世纪中叶C·P·斯诺所提出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文化的对立在100年前就有所呈现，部分经验主义者固守人文主义文化审美传统经验而反对科学实证，这对20世纪新批评派等文学批评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另一边，理性主义哲学自笛卡尔的本体理性开始，经过康德认识理性的修正，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康德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马克思哲学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等等，理性演绎都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尽管他们也强调感性认知和实践的作用，但“理性”在这些哲学体系里是出于基础性内核地位的。

一般意义上来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逃不掉的两个基本模式，它们从古至今贯穿始终。“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法德的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说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两种模式”[4]，这两种思维传统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在政治上，理性主义者偏爱出自人的设计的组织的秩序，经验主义者则认为人类不具有‘无所不知’的理智能力，社会秩序是自发形成的，自发秩序又被称为自由秩序。”[5]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自由观虽然最初都是为反对专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存在的，但是两种自由观所代表的两种政治倾向分歧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的20世纪却越来越明显。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所谓组织的秩序是指按照预定计划安排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秩序，建立组织的秩序所依赖的一般性原则并不能从经验中得到证明，也不能从传统那里得到支持。”[6]但是理性主义者们允许这种自由观存在，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演绎得出的理论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受理性结论所指导的实践也是正确的。根据这种逻辑，受大陆理性传统的影响，通过理性思辨而得出“共产主义社会”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来的苏东地区得到响应和实践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该种设想也在欧洲大陆的其他部分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区产生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因此，普实克等当时受左翼思潮影响的汉学家并不仅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最根本上，他们还受一个横贯古今的西方思维传统的制约。

而在经验主义社会学的观念中，“人类由那种封闭的小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开放的大社会，是‘经过反复试验而累计产生的结果’。文明的进化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即不断地剔除不太合适的行为和通过选择模仿新的具有优势的适应方式的过程”[7]。由此看来，英美选择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有其经验主义的哲学思维传统，经验主义者们推崇非强制性国家政策和文明的自发性成长、进步，强调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因此，除开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外，接受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高等教育的夏志清很容易受到英美经验主义思维传统的影响并认同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夏普两人的意识形态自由观差异在根本上代表了以理性为内核的大陆理性主义思维传统和以经验为基础的英美经验主义思维传统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也体现在两人的流派意识、个人治学观和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差异性理解等层面上。

二、流派理念：经验式的新批评与理性化的结构主义

夏志清作为“一位中国留洋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大本营耶鲁大学英文系，以欧西文学为基准回顾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8]，其研究思路受第三代新批评理论家影响颇为明显，而新批评理论又与经验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界的发展相关联。

新批评的本质无疑是形式主义的，但它的形态又带有较强的经验主义色彩，“新批评避免了成为一种十足的形式主义。它用一种经验主义吃力地对形式主义进行调和——相信诗通过某种方法把现实包括进其自身”[9]。受新实在主义、批判实在主义、美国实用主义等经验主义思潮支脉影响，“新批评派认为诗根源于外在经验，诗本身也是一种经验。但他们认为诗的经验是感觉、情感和理性的经验，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外在经验了，所以并不是对外在经验的直接反映。”[10]美国新批评领袖T•S•艾略特表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11]，而以诗歌批评为主导的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他们对诗歌的全新的、独特的阅读经验之上的。新批评派认为“认为文学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并且是优越于科学认识的一种独特的‘本体’认识，即最能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而科学认识却并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12]。受到利维斯、艾略特等英美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新批评派又带有一种追寻文学文化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反科学色彩。

总结来说，新批评派在一定程度上既站在英美经验主义的立场反对大陆理性主义，而在经验主义内部，新批评派又站在人文主义传统的立场反对科学实证主义。不过吊诡的是，新批评派在反对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反对对象的一些经验，这里以实证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批评派诞生于当时英美文化界对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文学批评方式的不满，对于同属经验主义阵营的实证主义批评来说，新批评派批判实证主义的外部研究，认为文学批评应当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同时新批评派坚持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反对把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相提并论，反对科学实证式的研究方式，认为科学与文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对科学性的要求却被新批评吸纳过来了。新批评派学者们试图让文学批评像科学一样走进课堂，并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具有规范性和可重复性。“实证主义对新批评的一般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对形而上学和对科学性的追求上”[13]。首先，在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新批评派继承了英美经验主义对大陆理性主义的排斥，强调直观的审美经验；而在追求科学性上面，则体现了新批评派内部的“经验主义式纠结”，即“在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功能论上具有反科学的思想；而在文学批评论上，在文学批评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它不但不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在力求使文学批评科学化，追求文学批评的科学性。”[14]

无论是艾略特、利维斯等人所推崇的人文主义文学传统还是这种“经验主义式纠结”，它们正好都是脱胎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批评和反抽象化、程式化的文学主张所赋予的，因此可以说，新批评的发展离不开经验主义的思维内核。

而普实克的“基本训练是欧陆的学理传统，对中国文化始于好奇的想象，再转化成同情投合”[15]。他在布拉格学派的重要基地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治学、任教，并随布拉格学派一同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型。同时，他曾一度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出的哲学价值观，可以说，他的治学观受到形式——结构主义诗学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方面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性传统在上文已经有所论及，但在形式——结构主义这一层面，布拉格学派所背靠的俄国形式主义是起源于经验主义传统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美的界定不涉及理性，甚至不涉及情感、想像等活动，而是纯粹从感觉经验出发，并仅由感觉经验决定”[16]。同时，“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对比的现象及显出的差异都局限于感觉经验，并且主要是生理感觉经验，而不是心理感觉经验。他们不但反对思辨理性，而且还竭力排除主观心理”[17]。忽略形而上学，试图通过追求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来建立“独立的文学研究科学”，这就同新批评派一样，给俄国形式主义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痕迹。而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科学性”的追求比后来的新批评派更为明确，一定程度也引导了英美新批评派的“科学性”追求。但他们仅仅专注于可以明确感知的文本内部的艺术形式，而排除文学的外部研究的主张又使得他们的“科学实证”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实证”。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的忽视文本历时性变化、忽视文本外部系统性联系等弊病暴露，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开始反思，并引领了俄国形式主义的一次内部转型，蒂尼亚诺夫建立起了一套“文学——社会系统”来应对早期的问题，然而他的理论尚未完善，就被十月革命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淹没，由逐渐偏向理性推演的经验论内核直接过渡到以理性为基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而布拉格学派在随后的30年代也经历了一次转型，只是这次转型更为彻底，从原来的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直接过渡成了结构主义。在布拉格学派的先驱穆卡洛夫斯基看来，“文学实践受到内、外两种力量的干涉，它既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18]。同时，为了说明单一文学结构的变化问题，他还引入了“前景化/背景”一组概念，即“随着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学结构的不同成分会被前景化。这也就暗示了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前景和背景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背景可能会被前景化，前景也可能会被还原至背景”[19]。从这里可以看出，穆卡洛夫斯基加入了理论推演的部分，并用理性推演作为重心取代了原来的经验式分析。因此原来俄国形式主义讲究经验感受而排斥形而上学的观念在这里被完全颠覆了，原来的经验论基础已经逐渐转化成理性内核。俄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巴赫金为了把自己与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者区分开来，就称他们为幼稚却不自知的实证主义信奉者，“因为他们认为只就近观察而不带任何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他们在文学批评中的功劳”[20]。而这种位于社会中的，被不同关系、力量交互影响并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文学结构系统的观点被普实克所接纳，并对他后来的治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合来说，普实克所接受的两种最重要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都与大陆理性主义思潮直接相关，而夏志清的新批评派教育研究背景和他对利维斯“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观的信奉有着深刻的英美经验主义情节。因此，在流派意识方面，两人的观念差异也正好是西方两大哲学认识论思维方式间较量的结果。

三、个人文学观：个人经验与系统推演的差异化理解

在分别由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主导的哲学意识形态和流派意识的影响之下，两人的个人治学观的差异也带有理性论和经验论相对抗的色彩。

对于夏志清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新批评派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艾略特和号召坚守文学历史传统经验的利维斯对他文学史观的影响。尤其是利维斯的文学史观主张，即采用“‘最谨严的鉴别’，排除了许多知名作家，选立了非常有限的几位，当然是在打造‘正典’，建构一个可供体认的文学传统，重新书写文学史”[21]，而“这个文学传统的结构方式，不在于被选定作家本身的谱系血缘，而在于利维斯根据自己的‘细察’，判定个别小说家之伟大，而将之集结成一个‘系统’。除了艺术的考虑，利维斯最重要的基准是‘一种充满生机地感应经验的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虔敬虚怀，一种明显的道德热诚’”[22]。利维斯的文学史观走的是以个人体悟为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式路径，他高度评价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化、文学教育的推动作用。夏志清高度赞扬这种研究思路，认为“一部严正的文学史不仅是为当代人写的，也给后代读者作了最谨严的鉴别”[23]，强调了文学史对当时时代的影响和对发掘有价值的作家给后世读者的引荐意义，而后来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哈罗德•布鲁姆所写的《西方正典》也延续了这一文学史研究思路。夏志清刻意地把文学史研究与传统的历史研究区分开来，他甚至认为文学史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24]。因此，以作家作品论为主要构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文学史工作的重心放在文学作品的辨析和解读上面了”[25]。所以，与其说夏志清是一个文学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固守经验主义传统的文学批评家。

而普实克的文学史观则与夏志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他的文学史观受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强调文学的社会性、现实性、动态结构性和外在系统性，他认为文学史是社会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走向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普实克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多元动态结构的历史呈现”[26]，他把文学、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多种维度看作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而这些因素又被置于一个大系统之中，文学系统内部又有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各系统、各部分的共同运作最终形成了诸多文学作品，这种观点与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系统关系的理论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了对文学史整体观的掌控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才能揭示、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与脉络，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所带给他的启发。在普实克看来，撰写文学史就应该“揭示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并描绘出决定中国现代文学之特征的历史背景”[27]，而无论是结构主义系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这些思路的运行都离不开归纳和推演的理论性主导。因此，普实克依然本着一种做历史科学研究的研究者心态，而他对历史的宏观演绎和理论概括依然背靠着大陆理性主义思维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在争论之中，两种文学史观都号称注重科学性和客观性。只是夏志清的科学客观是忠实于个人阅读经验和传统价值，以经验论为核心；而普实克则要求合于现实、合于历史，既需要借助于经验主义的科学实证，又要面对宏观概括而形而上学，但究其本质而言，他的文学结构论是以理性推演为基础的。

对比而言，“夏志清对于文学史的理解偏向于文学批评，偏向于作家作品的批评和经典作品的发现，而普实克对于文学史的理解更侧重于探寻文学发展规律的史学属性”[28]。前者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意味，而后者本着理性主义精神，这依然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

在方法论层面，前文提到的两人所背靠的流派意识则起着决定性作用，普实克运用以理性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而普实克所遵循的“伟大的传统”和新批评派的思考方式都离不开经验主义思维基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两人的对立依然是两大思维模式的对立。

另外，受制于哲学意识形态、流派理念、文学史观和方法论差异的影响，两人对中国现代具体文学现象的理解也带着各自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偏见”。

由于关注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普实克专注于在不同作家、作品、国别、时代等维度之间寻找动态的文学与时代背景等非文学因素之间关系与结构，最终“在中国文学系统内部梳理了古典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源流，又在中国文学系统之外建立起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联系，从事实上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意义，拓展了中国现代诗学空间”[29]。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了与社会时代密切相关的左翼文学家和革命根据地作家，除了鲁迅之外，普实克把笔墨“放在茅盾、老舍（主要是抗战前的茅盾和老舍）、叶绍钧、丁玲、赵树理等数人身上，连张天翼、沈从文、巴金等著名作家也没有提到”[30]。而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征是建立在描摹社会、文学关系形态的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大陆理性主义的理性思辨精神是无法缺位的。

而夏志清则致力于发现那些有艺术和道德价值的作品，在他看来，“‘道德’、‘人性’这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概念的对立或综合竟然能体现出审美价值”[31]，因为“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学作品都和‘人生’切切有关，揭露了人生的真相，至少也表露一个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看法”[32]。因此，他忽视了鲁迅等左翼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价值，剥离一切“非文学”因素后发掘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师陀等具有人文主义光辉、艺术价值高超的，却又被中国主流文学史所遗忘、遮蔽的作家。“道德”和“人性”的对立与组合的鉴赏要求文学批评者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大量的文学阅读经验，从本质上依然无法脱离经验主义的窠臼。

总结来说，夏普在意识形态、学理等多方面的分歧归根结底都是源起自贯穿于传统与现在之间的哲学认识论冲突，这两种思维模式主导了上世纪蒙蔽在意识形态对立之下的那场争论，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维度。而在“普夏之争”的语境下对这两种思维模式的梳理，有利于还原历史的原貌，并最终让更多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者展现其被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学价值。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页。

[2]马云泽：《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6页。

[3]马云泽：《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6页。

[4]崔希福：《应然与实然之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载《学术交流》2002年03期，第4页。

[5]郭长军：《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自由观之比较研究》，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5页。

[6]郭长军：《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自由观之比较研究》，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5页。

[7]郭长军：《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自由观之比较研究》，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86页。

[8]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