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美正挣扎于每日暴增的病例数之时，韩国已经率先看到了曙光。
3月16日起，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跌至两位数，此后虽间或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大趋势仍未出现变化的迹象。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的数据，截至3月24日0时，韩国新增76例确诊病例，累计9037例；死亡120例，治愈3507例。
在大邱和庆北集中爆发的高峰时期，韩国的单日新增病例曾达900余例。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拉平增长曲线，公认的原因是：韩国真正做到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想要做到这简单的八个字却并不容易，起码五年前的韩国就没做到。2015年，MERS袭来，韩国被打得措手不及。困难的确诊流程、自由流动的患者以及缺乏隔离措施的医院，现在看来，韩国在当时几乎完美地选择了所有错误的答案。
五年前做错了考题的韩国却在今天成为防疫的榜样，MERS给韩国带来的，除了一次失败的过去，还有什么？
社交媒体上，韩国高效的“车内检查”（drive-thru）正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这种在美国用于购买汉堡薯条方式，如今正在大洋另一端为医务人员提供检测病毒的灵感。
在“车内检查”过程中，受试者不需要下车即可接受临床症状以及咽拭子检测。这种方式不仅将平均检测时间压缩至10分钟左右，还尽可能减少了受试者之间交叉感染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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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韩国首尔，车辆正在排队接受“车内检测” / 网络
但正如只有快速制作食材的快餐店才可以采取“车内购买”的方式，“车内检测”的高效率必须有足量的检测试剂来支撑。
很多处于早期爆发阶段的国家都面临着检测试剂不足的问题，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美国缺少试剂盒的原因并不是检测试剂数量不够，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审批太慢。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对BBC表示，很多私营实验室很早就研发出了自己的检测试剂，但从美国监管机构获取许可，是个非常繁琐的过程。
“美国至今一共检测了1.1万人，但韩国一天就可以检测1万人。”3月12日CNN的早间新闻上，主持人这样对比韩国和美国的检测速度。
检测试剂严重不足同样曾是韩国MERS疫情期间的一大问题，不少患者曾为检测辗转多家医院，引发了交叉感染。
为弥补这一漏洞，韩国出台了紧急使用许可制度规定，这正是韩国能够快速检测的重要原因。
该规定指出，在应对流行病期间，医疗器械和检测试剂等产品在经过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和大韩诊断检测医学会对其适用性的判定后，可获得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相当于美国的FDA）发放的紧急许可。
1月起，当新冠疫情集中爆发与中国时，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和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就开始为制定标准展开合作，2月4日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发放了首个紧急许可，单日检测量达到2000次，而当时韩国仅有16例确诊病例。
目前，韩国单日检测量已经达1.5万次，获得许可的检测试剂共有5种。
MERS给韩国带来的不仅是紧急许可制度，还有对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视。MERS期间，由于部分医院和患者隐瞒疫情，疾病管理本部在把握具体的感染途径上遇到困难，不仅未能阻止疫情的扩散，也因信息公开的不透明受到指责。
MERS疫情之后，韩国对《传染病法》进行了修改，授权有关部门收集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的个人信息，这才使疾病管理本部能够在这次疫情中通过监控摄像、刷卡记录、手机定位等手段来了解患者的具体移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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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名为“Corona100”的App可以让用户看到确诊病例的确诊时间、国籍、性别、年龄，甚至行踪 / 网络
上月26日，韩国国会紧急通过了对《传染病法》的又一次修改，将流行病学调查的权限下放至各市、区、郡的保健所。
以我居住的首尔市为例，各区一旦出现新确诊病例，居民就会收到紧急灾难短信，提示我们可在区政府网站和博客上查询确诊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虽然出于对个人私生活暴露的担忧，韩国社会对移动路径应公布到何种范围仍存在不小的争议，不过总体上这一措施仍得到了认可。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信息的公开透明提振了韩国人对疾控部门的信任。首尔大学本月发布的新冠疫情第二轮国民认知调查结果显示，81.8%的韩国人表示信任疾病管理本部，较第一轮上升6.5个百分点。分析指出，包括疾病管理本部部长郑银敬在内的防疫专家在每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亲自发布最新情况并回答媒体的提问，持续的沟通和为应对疫情作出的努力收获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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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理本部部长郑银敬1月20日和2月25日的对比照片 / 网络
这种对专业部门的信任可以转化为在防疫工作中个人层面的配合，比如由大韩预防医学会等专家团体提议、疾控提倡的“保持社交距离”和改变“生病也不休息”的文化，都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话题和反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调查中表示信任青瓦台的韩国人仅占到49.5%，较第一轮下滑8.1个百分点。这部分是因为韩国政府在构建患者收治体系的过程中表现滞后。疫情暴发初期，确诊患者集中在大邱和庆北，
为降低对医疗资源的挤兑，韩国采取了轻症在家隔离、指定医生每天两次电话问诊的措施。然而由于居家隔离的患者过多，医生无法做到及时监测，发生了患者症状恶化致死的情况，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但政府总算最后做到亡羊补牢，避免了医疗体系崩溃导致的病死率大幅上升。目前韩国以市、道为单位组建患者管理医疗团队，将患者分为轻症、中等症状、重症和最重症四类，后三类患者进入国家指定的传染病专门医院和医疗机构，轻症患者则安排进入类似升级版方舱医院的生活治疗中心。
生活治疗中心的设施使用公共机构和大企业等民间提供的场地，一人一室，配备对口管理医院和药房并提供心理辅助治疗。但大邱的首个生活治疗中心于3月2日投入使用，收治能力仅为160人，对当时的情况来说不啻于杯水车薪。此后政府加快扩大生活治疗中心的数量，但是在确保场地、安装隔离治疗设备、安排常驻医疗人员等方面仍耗费了一定时间。综合韩国媒体的报道，至少有5名患者在等待进入医疗机构期间死亡。
面对人类仍不完全了解的新型流行病，现有措施会出现漏洞，新措施又需要摸索合适的界线。新冠肺炎的无症状感染和较强的传播性带来的问题都成为了韩国舆论的关注焦点。
保障非新冠肺炎患者的安全治疗是疫情应对的一个重要环节。韩国政府在MERS期间曾建立起一项名为“国民安心医院”的制度，这项制度旨在保证非传染病患者能够在无需担心感染的情况下接受治疗，规定医院内的呼吸道疾病和非呼吸道疾病诊疗区域必须分离，医院入口处设置筛查点，对患者进行分流。
但面对传染性远高于MERS的新冠病毒，以及大量无症状感染者，部分国民安心医院的分流制度已经失败。非呼吸道病区接连出现确诊病例，这个MERS的遗产仍否有效被画上了问号。
最严重的一起感染事件出现在位于首都圈的京畿道城南市盆唐济生医院。这家医院上月27日被指定为国民安心医院，本月初却在一天内出现8名确诊患者，成为京畿道首起群聚感染案例。截止到本月21日，与该医院有关的确诊病例已达到42例。从目前披露的流行病学调查来看，无症状感染者进入非感染区问诊是最可能的原因。
此外，近几日大邱的几家国民安心医院也因同样的问题出现了确诊病例，由于大邱是韩国疫情的中心，查明感染途径十分困难，存在不小的扩散风险。
韩国专家普遍认为，医院的结构上原本就很难做到彻底分离，与其指定国民安心医院，建立传染病专门医院是更值得考虑的方案。
这一方案在MERS后就曾有呼声，但当时政府在用地、预算等方面遇到困难，最终不了了之。而几天前韩国政府再次宣布将推进建立3家中央传染病专门医院，预算也已在国会通过，接下来政府能否顺利确保用地将成为关键。
另外，新冠肺炎较强的传播性使得减少集体活动、出行成为了必要，关于如何平衡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争论一直贯穿在韩国的疫情之中。
处于风口浪尖的宗教活动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新天地教会引爆韩国疫情后，韩国政府和宗教界均出面呼吁暂停大型礼拜活动，不过仍有一些教会坚持礼拜，造成了数起小规模群聚感染事件。例如京畿道城南市的“恩惠之江”教会不仅要求有发热症状的信徒出席礼拜，更采用向信徒口腔和手部喷洒盐水的所谓“消毒法”，截至本月23日与该教会有关的确诊病例已达到72例。
教会的类似做法引发了公共利益与宗教自由孰重孰轻的争论。在多轮拉锯之后，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于上周针对道内仍在进行聚众礼拜的教会发布了首个禁止集会的行政命令，随后首尔市也表示若教会因礼拜而发生感染，将要求教会赔偿所有用于确诊和治疗的费用。此外，娱乐性场所也受到关注。首尔江南等地区的夜店依然人满为患，大部分人甚至不戴口罩，经媒体曝光后同样在韩国社会引发争议。
不过这类争论随着韩国政府宣布的一项措施暂时画上了休止符。21日韩国政府宣布，为了使防疫能够转换为“日常生活防疫”，强烈劝告宗教、户内体育、娱乐性场所从3月22日起至4月5日暂停营业，若无视政府劝告将发布禁止营业的行政命令。
韩国政府发布这一举措，主要是出于对疫情将长期化的判断。
韩国疫情的爆发式增长虽已告一段落，但是客服呼叫中心、疗养院等场所的小规模群聚感染仍持续发生，再加上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境外输入病例大增，导致新增确诊病例在两位数和三位数之间起起伏伏。
韩国政府也表示，这次举措是希望通过短时间内拉大社交距离，将确诊患者数量遏制在韩国医疗体系能够承受的水平上。
这对减少死亡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虽然韩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减少，但病死率却在缓慢上升，本月1日不足0.5%的病死率在23日上升到了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