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礼貌?为何谦恭有礼就代表距离感或虚伪?为何比起正式、按规矩来的关系,人们更渴望一种“非正式”的关系?
西方人的无礼乃是出于某种“人格”的神话模式。他们是出了名的双面性格:由社会、做作、虚情假意的“外表”及个人真实的“内心”所构成。而后者才是神圣的沟通地带。根据这番描述,人类的“人格”就是充满自然本貌的场所,它或神圣,或罪恶,却被一副不受尊重的社会外壳束缚、封闭起来。那种礼貌的姿态,就是表示尊重的符号,藉由世俗的限制,将这些丰富的性格面貌转化成另一种丰足。
然而,一旦将这种人格的内心世界视为可敬,那么逻辑上就要否定掉所有因世俗外壳而产生的利益,才能更加认可这个人,也就是所谓坦白、粗鲁、赤裸的关系。切断所有描述特征的方法,毫不在乎一切媒介符码,这样最能尊重别人的个人价值:粗鲁无礼就是真心对人,这是西方道德观的逻辑说法。如果真的有一种人类的“人格”,它紧密、充实、集中、神圣,那我们在问候时(用头部、嘴唇、身体)首先致敬的对象就是这个人格。但是我们自己的人格不免与他人的自足起冲突。惟有丢开所有虚伪、做作的媒介,肯定“内心”的完整性,才有办法认可我自己的人格。
第二步,我将减少我的礼数,让它假装看起来很自然,发自真心,摆脱、涤净一切符码意涵。我将变得不太亲切,或是虽然亲切,却明显是根据幻想所编造出来的假和气。不是靠一种产生距离感的呆板行为,而是靠那刻意表现出来的“简朴”姿态:你看我这人多么朴素、多么亲切优雅、多么坦率、多么单纯地就是某一个人!这就是西方式不拘礼节所呈现的样子。
另外一种礼貌行为,则通过符码仪式的繁文缛节、清晰明确的姿态形象来体现。或许对我们来说,这种敬礼动作过度夸张,看起来甚至有些“丢脸”,因为我们习惯依照某种人性的形而上观点来解读。而这样的礼仪其实是某种空无的实践:两个身体面对面深深一鞠躬,双手、膝盖、头部总在同一位置,遵照制定好的微妙符码意义,决定弯下去的程度。
还有呢,为了送礼给对方,我得要弯着身体趴下去,贴在地上不起来。为了回礼,对方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一样弯得很低,贴到地面。一个动作把赠礼者、受礼者和这项礼节的赌注品(礼物)结合起来。在那作为礼物的盒子中可能什么都没有,或只有一丁点小东西。在互赠礼品的过程中,出现一种图画般的形象,刻画在房屋的空间之中,通过这个形象消除了一切贪婪之心,而礼物悬置在形象成形前和消逝后的时空之中。
此刻,这种礼貌的敬意表现,终于摆脱了一切耻辱和虚荣。因为严格来说,这样的动作没有受礼对象,它并不是两个自足个体或两个人格帝国之间的沟通符号(费心观察、高傲垂怜、谨慎提防),而只是礼仪网络的一个特征,其中没有任何阻断、纠结、深刻的东西。
“到底是谁在向谁敬礼呢?”惟有这样提问,才能证明这个礼节的合理。把它导向鞠躬屈膝之礼,不是战胜意义,而是形成意义的刻写过程。在我们看来,那种姿态动作太累赘,但又如此克制,使所有的符码和意涵消失了,令人难以想象。佛法一再强调的那句话,“色即是空”,就是通过礼仪的实践所传递的信息。在那种互相致敬的礼仪中,两个人弯下去,相互刻写,却不是真的卑躬拜倒。
我们惯常的说话方式有很多语病。如果我说,在日本那个国度里,礼貌是一门宗教,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在说这里面有某种神圣之物。这句话得拐个弯来说。应该说:在那里,宗教不过是种礼仪。也许这样说更清楚:礼貌取代了宗教。
本文节选自罗兰·巴特《符号帝国》(1970)第16章“鞠躬”(译文有少量改动)江灏译,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14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