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已有27年。期间，职业教育的开展政府不可谓不重视，培训机构不可谓不推广，企业不可谓不落实。
但现实情况却不可谓不楸心、挑战不可谓不严峻。近期中美贸易冲突中，我国在芯片制造等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是这一情况的鲜明写照。归根到底是人才培养出现了问题。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已连续三年用应届高校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来形容大学生就业困难。据《201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已确定单位”的比例为38.8%，“升学”与“出国/出境”的比例合计为26.3%，换而言之也就是34.9%的应届大学生在毕业时还找不到工作。而《调查》中与此相对称的数据是高职专科生的就业落实率88.9%为最高。《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里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率持续走强，服务社会经济贡献突出，但同时存在感减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加快打造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高素质、高技能的队伍必不可少。然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直到今天仍然不被广大学生和家长认可，其根本原因是技能型人才被社会的认可度低。
综上所述，建议：
1．切实落实国家既有的工匠政策，调节生产与管理的分配结构，注意两者的统筹，保障工匠的生存环境
中国历来就不缺工匠，缺的是工匠精神。
国家先后制定过相应的政策文件，规定了生产和管理岗位人员相应标准，但在实际中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主要原因是在企业尤其是国企中制定政策的是通过学历教育走向管理岗位的管理者，再加上职代会代表的选举、换届还不够规范，选出的也往往是管理岗位的代表，权力行使流于形式。将企业的薪酬分配制度倾向于管理方。结果只能是重管理、轻技术。将本该由企业完成的生产技术工作委外，调低生产岗位技术人员薪酬工资结构并设置封顶，来提升管理岗位人员薪酬分配标准。如果再由这种重管理轻生产技术模式发展下去，发扬工匠精神恐怕只是宣传口号，中国制造2025也会变为奢谈。因此，除了大力宣传工匠精神外，还需在薪酬分配制度上注意管理和生产两者的统筹，消除或平衡倾斜于管理单方向的政策。
加大职业教育力度，保障工匠和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无忧，才可能更好的精益求精、提高质量、打造精品、树立品牌。
也才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职业教育，安心从事工匠事业，使工匠队伍后继有人，从源头上改变现在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从而真正的起到引领带动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2．调整目前职业教育的次序与结构，尝试开展学历后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在大学毕业生中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兼备型人才，并制定相配套的人才培养使用制度
应用技术的理论最后都需要生产制造的环节转变为能用于实践的产品，形成创新，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就需要不断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高学历、高技能的双高型人才。目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途径是从普通的技术工人中自然产生，要想达到技能的最高等级高级技师，通常需要二十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和积累。
在《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中（上海市人民政府2017年第58号令）高级技师的分数指标达140分，已完全等同于高级工程师，远高于学历教育博士研究生的110分，按政策可直接落户上海，而不受持证及参保年限的限制。
现实中，高级技师引进上海后往往由于住房、工资收入等原因，无法在上海安居乐业。因此，
能真正引进上海的高层次技能人才并不多。
而且，企业最低层管理者管理最高层技能者的现象还很普遍。因此，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这种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发生。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尝试采取学历后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在大学毕业生中培养高技能人才，形成技术上的高素质、高技能兼备的优势。并提高相关待遇保障与今后有任职企业主要领导的资格。只有如此，才能保障政府精心组织计划推动的中国品牌建设不会成为空中楼阁一纸空文，企业可以实现技术与技能的统一，突破高科技、高制造发展的瓶颈，达到和谐、快速而有效的发展。让自主研发制造形成气候，使中兴芯片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