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速变化的世界，欧洲的立场何在？
——致马克·伦纳德的公开信
迈克尔·冯·德·舒伦伯格 著 吴万伟 译
在变革的世界，欧洲应该站在何处? 欧洲面对根本性的地缘政治变化，这些变化的起因包括美国全球霸权衰落、中国和亚洲的崛起、俄罗斯重新变得咄咄逼人、多极区域性强国的出现、以及邻近地区很多国内武装冲突等。除此之外，还有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地区人口持续不断增加的影响、资源匮乏、全球气候变暖、疫情、大规模移民等问题。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欧洲的立场何在？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创始人和会长，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分析家之一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建议，欧洲必须在他认为的大国对抗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认为，西方必须再次团结起来反对步步紧逼的威权主义，他问“中国能成为正在走向分裂的跨越大西洋联盟的新聚合剂吗？”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冷战话语已成为当今很多西方政治分析家的主流。在此，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为危险的新全球军备竞赛提供辩护。但是，新武器系统并不能带来安全，它们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任何新东西，至少无法创建和平。
在下文附上的致伦纳德的信中，迈克尔·冯·德·舒伦伯格（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试图反驳他的部分主要论证，认为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应该用和平和基于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的国际合作来取代西方的大国对抗依恋。欧洲一定不能落入新的冷战陷阱中，相反要竭力帮助搭桥。
舒伦伯格的信是在美国国会骚乱和总统拜登就职演说之前写成的。但是，我们在发表时之所以保留信的原状部分是因为这些最近的事态发展只是更加证明了舒伦伯格主要观点的正确性，当今最严重的安全挑战不是大国对抗而是国家内部的冲突。
舒伦伯格非常欣赏马克·伦纳德，他的公开信旨在促成迫切需要的公共辩论，上台欧洲未来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致马克·伦纳德的公开信
亲爱的马克，
感谢你分享你的政策论文“新冠病毒疫情时代的地缘政治欧洲”。随着美国大选风波的基本结束，当选总统拜登即将就职，现在的确到了重新观察欧洲在变化的世界的立场之时。不过，虽然我觉得你的分析很有趣，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明显不同。
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自由民主，进一步促成欧洲融合以及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可能赞同。欧洲必须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做出自己对安全挑战的回应中有更多自主性，这一点我们或许也赞同。但是，你评估国际关系成为大国竞争的俘虏，我们将重新回到两极世界，其中追求公平的民主与狂暴恶劣的威权体制激烈对峙，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也不同意欧洲的选择被美国和中国的大国竞争游戏限定了。政治发展太过复杂，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已经变得相互依赖，我们不可能将欧洲的未来战略建立在这样一种视角的基础上，似乎不由得让人想起冷战思维。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只有北约军事开支的６％，它很难成为我们断言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挑战的确是真实的，但是，求助于意识形态的和军事支配途径的冷战工具箱却大错特错。我们可能陷入加深全球政治对立、窒息经济发展和进入军备决赛的风险之中，所有这些都不能保证能取得胜利。更糟糕的是，这样做可能吞噬解决世界迫在眉睫的真正问题所需要的资源和能量，而这些问题都将影响欧洲的安全。
欧洲一定不能走上对抗的道路。虽然大小国家之间存在现有争议，但是，当今世界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差异性要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微小得多。如果放弃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优越感，我们应该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公共法则上达成共识以确保２１世纪的全球和平。欧洲必须成为推动全球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开展更大合作的力量。宪章规定，无论大小和政治制度如何，联合国成员国都发誓拒绝使用武力，用合作代替对抗，且确保人权。
当今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挑战或许不是大国竞争而是国内冲突，就欧洲而言是欧盟内部的冲突。内部冲突往往是因为人口增加、经济不平等、自然资源稀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疫情、和国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造成的。
美国比从前更加分裂了，这种分裂不仅依据政治和社会划线而且依据民族、宗教和地理位置划线。人们对美国民主机构的信心在持续削弱，而暴力似乎从来没有走远。每年，美国死于枪支的人数是整整六年的乌克兰冲突中的死亡人数。这些令人担忧的发展是国际因素而不是大国竞争造成的。
欧盟也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其第二大经济体---英国刚刚以不怎么友好的条款脱离欧盟，而一直试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在追求一种差异很大的区域政策。反对欧盟的政党和欧盟怀疑主义仍然很强大。欧洲复兴计划的资金资助或实施可能在欧盟的富国和穷国之间造成潜在的冲突。而且，因为不遵循法则而惩罚成员国的想法则触及到欧盟融合中最敏感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前者越来越强大却民主资格有限，后者却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及其对待香港、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态度是出于如下动机：担忧内部分裂而非外部的军事攻击可能威胁到国家统一。同样，俄罗斯的政策或许是因为下面的刺激：担忧边界内外的发展可能威胁到这个多民族、多宗教、且地域辽阔的国家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世界其他地方的局势并没有太多不同，任何地方的国家都面临内部威胁而非充满敌意的邻居威胁。
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暴力冲突都是在国家的武装力量与出于政治动机或犯罪动机而武装起来的非国家行动者的冲突。我们进入了武装起来的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冲突而非大国竞争的时代。正是基地组织---武装起来的非国家行动者对美国发起了9-11袭击才吸引西方军事力量进入很多涉及武装起来的非国家行动者的国内冲突之中。虽然我们占有军事优势却无法取得胜利，到处留下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我们未来安全的主要挑战是武装起来的非国家行动者而不是任何大国。
你论证说大国竞争已经从苏美对抗到中美对抗的地缘政治转移将削弱欧洲的地位, 因为欧洲不再成为大国关注的焦点。这听起来好像，如果欧洲处于两大超级大国的火线之上的话，其安全将会变得更好一样。
欧洲的关切必须是避免被中国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亚洲挤得靠边站，亚洲正在变成世界新经济的火车头。按照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美国的两倍，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亚洲其他人口大国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越南也都在奋力追赶。在全球经济排名中，美国将降落至第三名，德国将落到第10名，欧洲其他国家都进不了经济体前十名。我们或许质疑这样的计算方法，但是，若说它们反映了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这就很难有争议。
最近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包括中国、十个东盟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新加坡等，它创造了统一世界经济三分之一的贸易区，包括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欧洲应该欢迎这个协定，因为它创造了政治稳定和经济机会的庞大区域。欧洲加入中国的丝绸之路工程或许不是个坏主意。至少我们能够影响亚洲的崛起，并从中受益。
你反思了在美中对抗中欧洲应该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其实，欧洲的真正战略挑战更加接近本土。我们的近邻是中亚、非洲和伊斯兰世界而不是中国。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来承受我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巴尔干、乌克兰、格鲁吉亚和萨赫勒（Sahel，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长超过3,800千米的地带－－－译注）帮助制造的不稳定后果的苦果。欧洲必须应对这些外部安全挑战，同时还必须克服内部分裂，它承受不起与中国和俄罗斯敌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严重后果。
你声称，从欧洲更喜欢的以法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向美国推动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的转变将令军事上更弱小的欧洲暴露在威胁之下。我不以为然。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就建立在保护其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基础之上。在冷战结束后的３０年里，西方进行了七次重大军事干预行动，还有在全世界进行的若干次更小的军事行动以及武装反对派和民兵组织并提供资金支持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是美国领导下的，但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参与其中。
如果有什么的话，我们是在逐渐偏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以权力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促成美国决定从军事干预中撤出的决定的因素是干预的代价太大和我们没有能赢得这些武装冲突的胜利而不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任何压力。除了跟从美国，欧洲似乎没有多少选择。
你哀叹以法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衰落。但是，你说的法则是什么呢？在后冷战年代，这些法则全都是我们制订的。我们单边决定什么时候进行军事干预，我们重新引入了先发制人打击的概念，我们轰炸城市和平民目标，我们进行瞄准目标的杀戮，我们支持政权更迭的活动，我们将贪婪的民兵组织武装起来，我们破坏人权，我们拒绝给予囚犯任何法律权利，我们实施给当地民众带来危害的制裁。我们怎么能指责其他国家做了自己也在做的事，而且规模更大？
就算我们相信自己的政治体制更加优越，难道我们不应该遵循同样的法则行事吗？在此背景下，你从来没有提及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或国际人权宣言。虽然遭到削弱，但是这些仍然是193个国家签署同意的国际秩序的支柱啊。
你把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描述成为两种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其中，威权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我们的威胁。这是冷战话语，并不能反映当今的地缘政治现实。其实，我们生活在多极化的世界，之所以出现众多不同的政治体制是因为它们根源于各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或许不喜欢其中有些制度，但是将其集体污名化为威权主义体制或反西方体制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如果有什么的话，相似性存在于导致我们进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处境。当时，欧洲先辈也认为就像现在一样，它们处在大国竞争的陷阱中。这导致了媒体疯狂刊登敌对国家的邪恶本质及其领袖如何恶毒等报道，比如在德国，法国被认为是世仇死敌，俄罗斯被比作蒙古野兽部落，他们杀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如果对这些指控提出质疑，那你简直就等同于犯下了叛国罪。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好斗逞强的国家，包括很多左派人士在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都加入这些充满敌意的话语中。我们是否在今天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呢？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大国竞争的讨论伴随着庞大的军力准备和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当今的军事开支已经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了，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我们处于新军备竞赛的边缘。1914年，欧洲国家那种好斗逞强姿态要实现什么目标呢？我们现在要渴望达到什么目标？1914年，他们不知道，我猜想，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1914年夏天，当原始手枪的两声偶然性枪响打死了遥远城市萨拉热窝的奥地利大公后，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战争就在欧洲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深陷自己的宣传陷阱，受到军事逻辑的推动，如果借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隐喻，欧洲各国梦游般地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还要梦游般地进入一场军事冲突吗？更可怕的是，今天若爆发战争，结果将更加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