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嘉宾（上图从左至右）：
沈祎：电影制作人、编剧。曾多年从事电影评论，担任华语传媒大奖、法国国家电影节复审评委；
黄璞虑：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兼职讲师；
宋钻豪：上海师范大学电影心理学讲师、威廉.阿兰森.怀特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与心理学学院精神分析师候选人；
文字整理编辑|庄深沉
沈：首先，今天很高兴来到上海电影博物馆主持简书主办的“《嘉年华》•简书放映”活动，今天也是很荣幸地邀请到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黄璞虑老师，还有上海师范大学的电影心理学讲师宋钻豪老师和我一起作为交流嘉宾，从各自的专业层面解读一下我们眼中的《嘉年华》。
Q1：
黄老师对影片中（史可饰演的）郝律师的做法其实是有一些质疑的，下面请黄律师给我们谈一谈吧。
黄：在影片中，郝律师找到小米，要小米告诉她当时（刘会长带小文开房）的具体情况，小米要郝律师给她钱才愿意说，讨价还价后，郝律师把50块钱给了小米，这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们知道：
《刑法》第307条规定：贿买证人作伪证，这构成“妨害作证罪”，第306条专门为律师设计，它叫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罪名特别长，因为是专门为我们（律师）设计的，所以我还背下来了，就怕自己犯这个罪。
但她（郝律师）不怕，还引诱证人！
这两条都有一个关键——不仅要引诱或者贿买，而且要证人作伪证，本案中好在证人说的都是实话，她（小米）做的是实证，不是伪证，这样一来，郝律师看上去就没事了。
但是其实也不然，证人说的到底是实话还是假话，律师是不可以控制的，郝律师怎么知道证人（小米）后面一定会说实话？如果郝律师给了钱之后证人说的是假话，她不就犯罪了吗？郝律师只能控制自己给不给钱，不能控制别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们再看这个案件中，其实社会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这件事就变得更可怕——证人即使说的是真话，作为律师还是有可能构成犯罪。为什么？因为证人会翻供，今天小米收了这50块钱说了真话，明天刘会长给她两万块钱，或者就给她要的1万块钱，刘会长说你（小米）给我翻供，证人又会去翻供。这个时候，法院就问小米：你第一次作证的时候为什么说了刘会长进了房间之类的（话）？
小米会说：因为律师给了我50块钱——好，检察院马上起诉律师。因为有第306条，郝律师因为代理人妨害作证罪，可能就被关进去了。
所以这样做的话，郝律师的职业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郝律师还有另外一个行为：警察正在询问小文，她到卫生间里发现小文躲在卫生间旁的杂物间，知道小文心理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不适，郝律师也不认同警官的询问行为——你注意到郝律师说了一句话：“你今天做尿检肯定是检不出来结果的，为什么要诈一个小孩子？”她并不认同警察的行为，并且基于这种不认同以及想保护小文的心理，她把小文私自带走了，这又是个什么行为？这是妨碍公务的行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她去妨碍，而且她还不告诉监护人，事先没有通报，当然还好她事后跟监护人说了，否则脱离监护特别长时间，还可能构成一个侵犯监护权的民事侵权行为，这就很吓人了！
当然因为后来刘队长出事了，所以郝律师这一次没事。如果刘队长没有出事，我估计刘队长就得找她了。只要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只要有1%，她十几年都在办这样的案子，就早晚得出事。
为什么她至今办了十几年还没有出事？我在想象这个案件背后还有一些别的背景：比如说律师背后还有一个团体支撑，或者她跟N G O组织有合作，或郝律师有些特殊家庭背景之类的……
因为我办了这么多年案的一个直觉是，如果在案件中双方强弱对比悬殊，比如像本片中这么悬殊，同时要每个人的行为都合法，比如像郝律师的行为也都要合法，是很难得出最后本片中的那个结果的。
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结果，要么是她开始挑战她的律师执业纪律边界，要么是我们得赋予她强大的力量。
不然怎么办呢？我觉得最好方法是：动员媒体，给律师加一个强大的后盾，加一个强大的力量，让刑侦队长也好，让刘会长也好，她们的行为都曝光在媒体之下，媒体一旦宣传，会自动有N G O组织找上门，会自动有各种各样带着社会资源的人来关注这件事，律师也许能在合法取证的情况下，也能得出本案最后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也说不定。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这种强弱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指望一个律师来发挥擎天之柱的效果，这个可能是远远不够的，郝律师本身也需要保护，并且还要给她加一个力量支撑。
Q2：
我们看到小文的衣橱里有很多特别Fancy的公主裙，我想这一定是前期拍摄的时候特意设置的，为什么这个女孩如此喜欢穿公主裙？这反映了她怎么的内心世界？她母亲把这些裙子毁掉撕坏又意味着什么？小文对她母亲的这种反抗又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在心理学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解释。
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这些裙子是哪来的？她为什么会买这些裙子或者她为什么会有这些裙子，大家看到她妈妈就知道，她妈妈穿很漂亮或者说很性感，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认同”的问题，我第二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想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一个是“创伤”，大家都能看到这创伤。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说这个创伤有三个层面，分别是：个人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
还有一个词就是：“认同”，各种各样的认同。
现在有一个问题：小文的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她的女儿现在是受害者，为什么她还要发这种火？我认为极大的可能是：小文的妈妈在小文身上看到了她自己本身，特别是她自己那部分性的诱惑，她在她女儿身上看到了，所以她要把这种性诱惑抑制下来——头发是非常非常具有性象征的一类东西，母亲把小文的头发剪了就是在一致性诱惑，换句话说，她认为之所以小文会出性侵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她诱惑了别人，用什么诱惑？用身体诱惑，换句话说，她认为女性的性身份是很危险的事情，不出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衣服剪掉，把头发剪掉，你不能有性。
如果上升到社会层面的话，非常遗憾的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这里面女性所有的那些遭遇，我的病人基本上都有过。很多病人，有可能比影片中的她们还要糟糕。所以我们整个社会的性教育是严重缺失，性也是十分压抑的，所以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影片当中，会依附在别人身上，早期会一直依附在父母身上，后期会一直依附在男人身上，男人也很惨，你们猜男人会依附在哪里？
观众：金钱？
宋：对！男人被物化，就在金钱上，权力上，这都是逃不掉的。
沈：宋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性象征的影像。确实，《嘉年华》里面场景的选择，从更深的层面去看的话，很多都是具有性象征的意味。
非常典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的雕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开始那个女孩对女性身体的仰望，就是从那雕像开始的。而且玛丽莲梦露的雕像前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雕像一开始它在阳光下，非常的美艳：涂着指甲油的脚趾，性感的小腿，还有被风掀起的裙子，随着事件的发生，我们看到这座雕像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被贴上了各种低俗的广告，它的双脚开始伤痕累累，直到最后被一群工人彻底拆除、毁坏，然后搬走。我相信导演在对这个雕像命运的处理上，是与女性群体的命运互相照应的。
另外，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剪辑很有功力，《嘉年华》的剪辑指导是杨红雨，她和很多文艺片导演都合作过。有一场戏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时是小米的酒店姐妹在医院做流产的手术之后，下一个镜头接的是海滩边的一个儿童滑梯一样的管道，那管道特别像女性的输卵管，我相信这样的蒙太奇背后肯定是有剪辑的意志。
还有另外一场戏就是：当那两个小女孩第一次去医院做完体检之后的镜头立刻就接了小米在酒店里收白床单，我相信这也显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性暗示。
所以，我相信《嘉年华》的主创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针对如果表现“性”，甚至表现“性”的创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Q3：
有这样一场戏：两个受到性侵伤害的女孩家庭中，一个家庭选择和解，并且这一家的父母试图去说服小文的父亲，也希望他能够认同和解的方式，而且这个和解的方式是，会长（犯罪嫌疑人）用赔偿的钱来供两个小孩上私立学校，接受更良好的教育。
在第一次看过之后，我和几个朋友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有一方的观点认为其实接受赔偿，并且告诉大家我们的小孩其实并没有被侵犯，这种做法可能是更好去保护孩子的方式，并且女孩们也能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可以帮她们拥有更好的人生。
另一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妥协的方式，我肯定是站在小文父亲这一方，我一方面认为成人并无法掩盖这样的伤害，另一方面，真相总有一天会被曝露，当这个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一直在接受一个“禽兽”的“资助”，我想对她的精神打击会更大。于是，我的朋友提出：把罪犯绳之于法，最后还会放出来，这对女孩们有真正的帮助吗？如果让所有人都知道女孩们受到了侵犯，让所有人都对这些这件事情议论纷纷，女孩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创伤？
如此看来，似乎任何的选择都非常绝望，我就想请两位老师是不是可以从你们的专业，或者从你们未来作为父亲的角色也好，给电影中小文的父亲一些你们的建议？
黄：我所有的评论其实都建立在一个认知基础上，就是先看力量对比，这也是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给我留下的一个战略思维——如果你诉讼法律，民事诉讼到底能赔多少钱？民事诉讼一般赔偿金额不超过10万，如果你提起了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是不能要求精神赔偿的，因为有的刑法原理认为既然犯罪者已经受到了刑罚，比如被关进去了，受害者的精神创伤就得到了弥补，是无法获得精神赔偿的，所以你要是把罪犯绳之于法甚至有可能不能得到精神赔偿考虑进去，那么诉诸法律获赔，这一边的力量叫“0万到10万”。
另外一边，和解获补偿的力量是多少呢？承担女孩未来私立学校的上学费用，我估计至少也得30万到50万，这个力量悬殊对比就是3到5倍之间的对比。这还有两个前提：第一，你的民事诉讼是获得顶额赔偿——能够把最高额10万赔给你，第二，你民事诉讼一定能胜诉。然而，民事诉讼其实不一定会胜诉，也存在风险。
实际上这个力量对比是很悬殊的，对比一下，我就会猜测当事人心理上会更想要赔偿。
在我办理的大量案件中，一开始当事人都说要公道，但到最后往往都还是要赔偿，从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角度出发，我是不能给当事人建议的，我不能说你要赔偿不对，你得要公道。这时候我会问他们：你到底要什么？我们会尽力去为他们实现目标。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父亲，我要追求什么？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开始模拟决策，如果我是小文的父亲，模拟的结果非常可怕——我要是小文的父亲，我可能不会走法律途径，我会直接提刀就上。对，看到这个模拟出现，并且这还是我的第一反应，同时我还附带想到了两种干掉对方的方法，所以我非常害怕，我觉得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当然，我知道这是违法的，违法的事我不会真的去做，最多想想。
但是我也明白，如果我是一个父亲，我肯定不会接受赔偿，这不代表不接受赔偿就是对的，接受赔偿就是不对的，因为在我们律师这个行当有一种说法叫：“争议解决”，最后是要解决这个争议的。但是我明白我个人的一个取向，就是我是不愿意刘会长，以任何一个代价去换取他对我女儿的伤害，不管是10万还是50万，我都认为这个代价很低，在我心中他对我女儿伤害的代价应该是他那条命，这是我心里的一个评价，这是第一。第二，其实他那点钱对我来说也都不足以打动我。但是，实际情况来看，我的当事人能做出“不接收”决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宋：我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谈谈。据我所知，全世界有被性侵经历的儿童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有一个数据可能大家都不一定相信——五分之一。但是性侵有可能不像小文这种那么严重，性侵的方式也比较广，而且被性侵的并不仅仅是女性，五分之一当中有10%到15%是男孩子、男性。
另外《嘉年华》里面还是比较黑白分明的，在实际的性侵案件当中实施性侵的大多是被害者熟悉的人，所以到后来就会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人别说使用法律途径保护自己，更多的受害者到后来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她们为什么后来会发现有问题？
因为婴儿0到3岁很少有意识上面的记忆，但她们身体上会有记忆，所以通常有过被性侵经历的孩子也好，未成年人也好，通常在人际关系、性关系方面非常糟糕，特别是亲密关系方面——通常有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人际退缩，不愿意跟别人发生任何关系，很难有高质量的婚姻，身体触碰一下都会很不舒服，还有一种跟这个正好相反，她们极其喜欢身体接触，那么很多人会从事性工作，这是两个极端。
我先说一下真实事件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接受妥协——这就出现一个所有创伤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秘密。影片里面的每个人都有秘密，家庭里面有秘密，孩子心里也有秘密，换句话说你要时时刻刻保守那个秘密，这就是你的隐痛，但是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彼此是有秘密的，你要永远就背负着秘密，这是非常重要的代价。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的最后会去找心理咨询师？就是因为他们扛不住那个秘密了，扛不下去了。
处理创伤有几个步骤：第一步，要被见证。这是第一步，被谁见证也很重要，父母能够接受这最重要的，实在不行，社会也可以，法庭也可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公道的道理。能够被见证，能够被全社会见证也好，都会有帮助。但是羞耻感肯定是会产生的，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走上法庭的原因，她们有很强烈的羞耻感。
羞耻感分很多种，最令她们厌恶的是什么羞耻感呢？不是被强奸、被性侵的羞耻感，她们的羞耻感在于在被性侵的过程中她自己会被唤醒，换句话说她有快感。
对于这种羞耻感，实际上很多人是会极其内疚的：“我怎么可以在被强奸或者被性侵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兴奋感？！”这一点是很多人很多人都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走上法庭，被社会见证。
中国是一个极有创伤经历的国家，从早年的内战、抗战，再到后来的一些事情，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创伤。有过创伤经历的人通常都是不愿意提，都是秘密，都是压抑，这部影片非常好的一点是：“打破沉默”，就是把那个秘密公开化，让它见光，这很重要。
影片一开始就朝玛丽莲梦露的雕像私处拍了一张照片，最后私处影也曝光在视野之中，必须把那些秘密曝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接受妥协的原因——必须把秘密曝光。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不接受妥协，面临的问题是没钱。这要说到作为父亲的角色，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养育的能力来保护你的孩子，影片里的父亲显得很弱，这是为什么说这很多成年人并没有成年人的能力。成年人的能力之一就是在财务和精神上相对独立才能够保护你的孩子。
沈：谢谢宋老师，非常感谢两位从各自专业的领域就这部影片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因为时间有限，接下去把交流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各位观众。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感受，或者有任何的问题，虽然今天主创不在场，或许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你们的问题如果有机会也可以通过简书电影传达到主创团队。
观众一：
我想问一下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么小的孩子，她们的创伤会在今后的人生当中会慢慢显现，那么作为律师和心理医生应该如何给她们持续的帮助，来解脱这些创伤呢？刚才宋老师也讲过，她们在成年之后会形成两个非常极端的个性，那在之前或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给她们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和帮助呢？
黄：好，其实是这样的：律师并不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天使，始终守护着你。我们正常是：案件办完了这就结束了。但是如果遇到我感兴趣的案子，我会跟当事人说如果他们认为方便的话，之后能不能就某某某几个问题向我进行反馈，但是我们都是有一定职业纪律，是不能够涉入当事人生活太深。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视心理咨询，心理学确实是个非常专业、非常科学的学科。
宋：针对刚刚的提问，跟有创伤经历的病人工作的难度有几个：第一是信任感，因为通常是她们早年产生的创伤，以性侵为例，往往侵害她的人恰恰是应该保护她的人，是最亲的人侵害她们。想象一下，如果是她的父亲把她的女儿侵害了，通常这样的父亲是有精神病性的，或者是妈妈跟儿子乱伦了，有这样创伤的人让他们如何去相信别人，她们凭什么会相信像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而且还会收取她们很高昂的费用，她们凭什么相信我？所以跟她们建立信任关系非常艰难，通常前提下，如果是一般病人的话，比较好的情况是需要两三次接触就会试图相信我，有些病人有可能要几年才会慢慢信任我，非常艰难。
还有因为她们的自我价值感非常低，认同感很混乱，所以跟她们工作起来非常困难。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指的一段时间是很长一段时间，她们的主观体验会慢慢好起来，她们的人际关系慢慢好起来，但着肯定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
观众二：
我在反复想文晏导演到底想要说什么。表面上这个影片是在讲一个小女孩被性侵的案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影片里的成年人都在被各种各样地欺凌着——警察也好，孩子的父母也好，包括旅馆里的另外一个女生也是，我就在想，导演到底想打破一种什么样的沉默呢？
在这部电影的场景里，警察和专家是可以做伪证的，在一个单位里好好工作，领导是可以强迫你去签一个承诺书的，所以当你置身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为了孩子的清白，或者为了孩子人生以后的道路去寻找到一种很周全的办法，我们一直在妥协。要解决这种情况，你必须要让一个正本清源的社会制度，或者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体系能够在社会里成型才行啊。
我另外一个感受是，小米第一次被性侵，她也没有什么感觉和反应。但是，第二次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她坐在那里就一直流眼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她第二次被检查的时候，其实是被第二次强奸，而第二次强奸她的，并不是那个性侵的人，是这个社会。
所以我在想，其实导演就是借着这个女律师在说，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个人利益得失和去寻找妥协办法的角度解决问题，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要跨出这一步。文晏导演拍这样一部电影，她很有可能血本无归，这是她的青春年华，这也是她的职业生涯，她也有可能让她的投资人血本无归，但她仍然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跨出了这一步。这是我的理解。
宋：我稍微回应一下这个观众吧。我听到你的话，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特别是前面提到了怎样建立一个更规范的社会体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安全，这非常重要。这电影里面被性侵或者被强奸的不仅仅是两位少女或者三位少女，每个人都在被强奸。
荣格说过：受虐狂以后会变成施虐狂，就像那个旅馆经理一样，在那个警察面前像孙子一样，而在那两个女孩子面前耀武扬威，都是这样一级级上去的，而且极有可能那个杨会长曾经也是性侵的受害者，长大后成了犯罪者。
还有是：前面也提到“二次创伤”的问题，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去报警，因为当非专业人员去询问的时候，那些场景都会重现，整个社会都会一次一次让这个场景重现。换句话说，就相当于又被强奸了很多次，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报警、不愿意公开秘密的原因之一。
黄：我也回应一下。
刚才这位观众说整个电影给我们感觉就是好多小人物都在受压迫，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其实作为一个律师，我告诉大家：这里面的问题几乎都是有办法的，只是你们没有问对人，没有去问问律师：我受了这样的对待，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那个小米，旅馆老板说让她走就让她走，这是侵犯别人《劳动合同法上》相应劳动权利的行为，她可以怎么办？她打不了劳动仲裁官司没关系，可以打12333，里面有个键叫“呼叫劳动保障稽查大队”，打了之后稽查大队会来稽查。这个老板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他没有给这个员工交社保，为什么我知道她一定没交社保呢？因为交社保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小米没有身份证，她怎么复印怎么交社保？所以肯定没交社保，这一点就可以稽查。另外我很怀疑小米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点是可以主张双倍工资的。
还有就是已经医学鉴定过一次，为什么要鉴定第二次？明显为了要翻供。那怎么办？当即可以说我拒绝你，我现在就要带孩子走，你即使是警方，也没有权利强迫受害人配合。然后可以去联系检察院，检察院有个科叫侦查监督科，专门监督公安，可以去联系检察院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如果领导让你签承诺书，我们律师会教你这样的方法：你说回去考虑考虑，回去你把承诺书一拍，再跟领导说我不想签，如果你继续逼我，我就把这事挂到网上说领导逼我签承诺书，如果不签就把我从这房子里赶出去，这也是领导的原话。那你说领导还会让你签吗？领导怕事才叫你签承诺书，你给领导传递的信息是：你再逼我，我就给你找事，这种情况下领导会怎么想？所以这类社会对你不公平的问题可以问律师，至于心里不舒服的问题就可以问心理咨询师，先区分自己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不要急着认为：这事我没办法，我是弱者。你要想一想这类问题谁是专家，谁能解决。
沈：其实这部电影里面描述的社会有各个方面，包括医院的医生、老师、还有警察、政府官员等，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我相信会给所有人带来一个很好的环境，而恰恰是因为这里面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甚至是滥用私权，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创伤。
观众三：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问题就是结尾让人没有办法相信它的真实性，就像一个虚幻的梦。我觉得大家最后表达那些美好的愿望其实也是基于一个梦，在现实当中你找不到那样一个可以让你实现这个愿望的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尾就好像是为了过审或者为了表达正能量，为了得到官方和审查机构的支持，要给大家一个光明的结尾。
沈：虽然今天导演不在，但是我们知道，《嘉年华》确实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的版本，和上映的版本相比，确实是有一些改动的。根据上一场文晏导演她自己的回答就是：她认为她做了那么多年的独立电影，她并不是妥协的，只是有时候需要变通。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有没有就是让你满意。
然后我谈一下我对这个结局的一个看法，其实我觉得您说的都没有错，这个结局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与判断。因为我自己也在做电影，我相信作为一个电影人也好，或者艺术创作也好，艺术的某些部分还是要高于现实的，是去实践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大多数时候，艺术家都无法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但是艺术家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剖问题。
我想这部电影的结尾，还是很打动我的。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电影的结尾会在什么地方结束，有一种选择就是结束在小米沦落成妓女——这可能更像现实中所发生的。而现在这个结尾完全是抒情化的，它是给我希望跟力量的，我愿意相信这些女孩们，我愿意给她们一个机会，让她们在现实中会找到出路，哪怕这个可能性相当微小。我觉得我们始终应该去相信，哪怕是百分之零点零几那么微弱的光，总能冲破黑暗的部分。不然的话，真的是“生而为人，十分惭愧”了。
当然我也问过导演，我说无力感贯穿了整个电影，她自己也承认。她说在编剧的整个过程，都是非常无力的，她其实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她接触这两个小演员之后，她认为下一代人应该是更有希望的，我相信这可能也是她选择现在这个结尾的原因之一。
黄：我也回应一下刚才这位观众的说法，刚才这位观众前面我是认同，就是实力对比是很悬殊的，好像好多人都被贿买了，这是很黑暗的，但是最后这个结尾我认为完全是有可能性的，而且我们最后知道导演埋下了两处伏笔：媒体报道和领导重视。
如果社会是一条路都没有，一条路也走不通，那我们这些职业全都是虚假的，那我生而为律师我也很遗憾，因为都是假的，我又不能起到作用，法律也起不到作用。
但是我办了这么多年案，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不是必定有用，它跟这个结尾一样，是有可能有用，不是必然有用，也不是必然没用，所以我们这些职业也有它的价值。
另外稍说一句，这个片子里没法官，所以你说法官也受贿，法官是躺枪了吧。
沈：好，因为时间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给这位老师。
周学麟教授：
我也想对结尾的评论回应一下。我觉得这个结尾是虚幻？它一定要是虚幻的，它如果是写实的话就是太压抑了，让观众就没有办法走出这个电影。而且，电影所表现的这样的主题，也决定了它需要一个虚幻的结尾，因为主题之一实际上就是在谈女性的尊严。
刚才台上的专家也说过，性侵产生的影响是长时期的，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如果再去想一想，小米她能走多远？她走不了多远，而且车上的玛丽莲梦露实际上还是被一群男性工人非常粗鲁拆除的一个天使，所以电影实际上通过最后的结尾是在反思。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虚幻。
沈：好，非常感谢您的补充跟点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放映，包括映后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简书，也要感谢上海电影博物馆和《嘉年华》电影台前幕后的团队，能够一起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放映。
在场很多都是简书的用户，我相信你们之前都是文学和写作的爱好者，你们可以把你们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发在简书这个平台上，同时也希望简书未来可以继续举办这样的放映活动，支持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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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书电影:jianshuyingy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