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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王洪岩 选文| 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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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虽然该航天器不过是一个沙滩球大小，但是这一成就大大刺激了美国对航天方面的研究和投资，并最终成功的将人类送上月球。六十年后，这个世界可能正在发生第二次‘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是这次不再是美国拉响警钟，而是中国；这次的目标也不再是太空探索，而是人工智能的创造。
第二次‘斯普特尼克’以Google DeepMind部门开发的AlphaGo的形式到来。2016年，AlphaGo打败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并且在今年五月，AlphaGo打败世界冠军柯洁。两位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管理部分的教授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道，该游戏激励了国家对于科技投入政策，该报道于上个月发布，清晰表达了中国对于该领域的野心：中国将于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高德纳研究公司的研究主管Anthony Mullen 告诉科技边缘博客（The Verge）：“这是个非常现实的抱负，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双龙争霸。”此外，Mull也进一步声称，中国拥有称霸的实力，包括政府基金的支持、大量的人口、活跃的研究团队以及一个看重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因此，也就引发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已然发展中的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真的可以打败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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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的力量
为了创造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你需要大量数据，而人类是活动就是数据最大的创造来源，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14亿人口（包括了7.3亿网络用户）可能是中国的最大优势。中国国民生产大量的可以被科技巨头挖掘的有用信息，同时，中国对于涉及民众隐私的问题相对宽容。这与一些欧洲国家的民法形成了鲜明对比，Mullen称，为了建立人工智能，诸如Apple和Google正在设计一些权变措施来避开隐私问题，但是最开始就不触及肯定相对更简单。
在中国，人工智能正在以西方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发展着。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在各个领域开始应用，从乱穿马路的到分发厕纸的。这些措施看起来并不重要，但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会告诉你，没有比在社会上部署科技成果并进一步测试和开发更有效的方式了。Mullen称：“我不认为中国在开发人工智能阶段会存在任何危机，但是西方会有。”
微软的自动语音聊天程序在中国表现出来的相对在美国的优势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在中国，一个称之为“小冰”的程序，可以作为一个APP下载下来，拥有4000万的活跃用户，每天都会与之交流。“小冰”甚至用笔名出了一本诗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人工创造力的讨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叫做“Tay”,该程序在上线几天后就被下架了，因为一些Twitter用户被告知该程序是种族主义者。
深圳机器视觉的一个创始公司马龙科技的首席技术官，Matt Scott称，中国对于最新的技术的态度可以说是“甘冒风险的”，“对于人工智能必须开发最先进的技术，”他说，“如果你正在使用一年前的技术，那么你已经过时了。并且我发现中国——至少我所在的地区——是很愿意冒这些科技风险来进行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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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协作的文化
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团队是很容易来判定的。2016年十月的一份白宫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目前在深度学习领域所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越了美国，同时，中国学者提交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在近几年内增长了200%。由于中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影响力如此大，本年年初由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协会创办的年会也被重新安排时间：因为最初定的时间是中国的新年期间。
然而棘手的是，尽管知道数字可以表征科技成果。一位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组的研究者Paul Scharre，对于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你可以数文章篇数，但是数字是最差的表达方式，因为你并不知道文章质量，”他说道，“现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依然是由Google Brain, OpenAl,DeepMind开发的。”
在中国，企业与高校、政府之间都有了进一步的合作——一些事可能在长期来看是有益的。Scott的马龙科技创建了与清华大学合作的联合实验室，并且也有更大的合作对象，比如由百度和中国发改委合作的“深度学习国家实验室”。
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但是难以评估的方面。Scott 10年前在微软开始机器学习的工作，他表明中国拥有一个十分开放的人工智能社区，“我认为这里更强调人际关系，”他强调中国无处不在的聊天软件微信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资源，有大量的大学和企业相关的群聊在讨论和分享这些方面的研究。“这里的人工智能社会是非常活跃的，”他说，“可以说微信是高效传播信息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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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政府的帮助才能有所成就
最使Scharre 担心的就是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于基础科学研究撤资的计划。川普政府提出将要削减研究资金，包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机构。“显然华盛顿没有任何要加强美国科技研究投资的策略，”Scharre告诉科技边缘博客（The Verge），“我十分担忧川普政府计划的削减范围，我认为他们发出了一些警告但是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前任政府清晰的知道人工智能的潜在威胁，去年年底由奥巴马所在的白宫发出详细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投资的需求，就像涉及规则和劳动市场这些话题一些。“人工智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力，”10月的报告中说道，注意到，“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公众和私营企业投资已经得到较好的回报。”
在某些方面，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七月政策文件映射了这一问题，但是中国没有较大的明显的政策动荡来影响这一进程。中国的政策文件称在2020年前应该能与世界最强者比肩；2025年前人工智能应该成为中国工业的主要驱动力；2030年前，应该“占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制高点”。根据经济学人的最近一项报道称，占领制高点才能有回报，一个咨询公司普华永道预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增长将会使得2030年全球经济提高1600 亿美元——其中一般的利润都将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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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何去何从？
对于Scharre，他近期写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威胁的报告并提交给国家安全部，美国正在一种错误人始终发展。“许多人认为美国构建了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认识那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假设，”他说道，认为敲响警钟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可能已经有其所需要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来刺激其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美国呢？
无论如何，Mullen提到，尽管在中国具有成为世界人工智能的领导者这一势头，得益于硅谷的影响，美国依然略微领先。Scharre也同意政府投资并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美国的科技巨头也会因此改变投资导向，将用于广告的钱更多的投入到人工智能上。“与Facebook和Google相比，从美国国防高级计划局得到的钱也仅仅是沧海一粟。”
这些公司也会提出关于中国的大量人口给了他们巨大的数据优势的论调，在一个国家拥有巨大的用户数据当然是耗时，但是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向相同的数据量是更好的一件事。Facebook和Google都拥有20亿的人在使用其平台（Facebook网页和安卓平台）以及有大于10亿的其他平台用户。这种数据和分布无疑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在数据多样性方面，中国的公司可能很强大，但是缺少了国际性。
Scharre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要评估人工智能的进步时，实际的实现比研究更重要。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家和组织能实施人工智能的能力。看这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事情，比如医疗诊断、自动驾驶、经济方面等。可以说是，如果落后研究周期12个月，还能有效把控该技术的能力。”
就这个层面而言，人工智能竞赛并不一定是顾此失彼的。现在，最新的研究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是是跨国界分享的。作为一个同在美国和中国工作过的人，Scott说，两国有远大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相似性。“人们会担心人工智能会从某个地下室的实验室产生，但是这并不对，最新的技术已经发表了，而且国与国之间正在积极的合作。人工智能并非从凭空而生，我们需要合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1957年相似，当斯普特尼克号发射成功的新闻爆出时，尽管美国和苏联之间具有地缘政治竞争，但是科学界是剧透科学崇拜的风气的。一个当时的报告成美国的顶尖的科学家“对于在太空中被苏联工程师打败这件事没有丝毫的仇恨，我们都为这件事感到兴奋！”
在整个60~70年代，美国和苏联在太空领域不断的竞争。但是最后，该竞争的最大获益者——科学知识、技术和文化——不仅仅是获得优胜。他们获得的远大于这写。但是“斯普特尼克”这种时刻，并不一定是警报的源头，并且创建更好的人工智能也是对全人类都有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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