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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终于对在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了“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在第一时间里，美国国务院把对中国的旅游警示提高到了最高级别，呼吁公民不要到中国旅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回应说：“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我们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中国目前疫情仍在发展，而无论政府与民众，都已然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举措，是否含有敌意，从而对中国的抗疫行动造成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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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决定。1月24日，WHO已经举行过第一次会议，讨论它是否构成PHEIC，在这次会议上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的结论是并不构成危机；有一些委员认为事态紧急，第二天继续进行了争论，但结果仍然一致。
1月30日的讨论，是根据最新的疫情进展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以电话会议的方式进行。
用以判断WHO所进行的会议是否具有倾向性，或是否为某些利益国家所操纵，需要审慎地考察整个会议的细节和进程。在WHO自身所发布的新闻稿上，可以条分缕析出许多细节和流程。
这次会议，从WHO 所在的瑞士日内瓦时间13：30开始，一直开到了18：35分才结束，历时5个多小时，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成员悉数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给组织总干事提供咨询意见，而最终决定是否将事件列为PHEIC的，仍然是总干事。
需要注意到的问题是，会议并非由总干事主持，而是由委员会的会议主席Didier Houssin教授主持。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会议秘书处进行审核关于合规、风险管理和道德操守进行确认。而秘书处审核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是否在此次会议中有任何利益冲突与业务关系。
这些审核流程的核心，恰恰在于要保证此次会议，既不会被与中国利益相冲突的关联方所操纵，当然，也不会被中国特别友好的关系所影响，保证整个会议的中立性与专业性。
最终，决定升级到PHEIC的理由，是在中国之外，已经有18个国家出现了82个案例，其中有7个病例，并没有中国旅行史。这意味着即便中国自身已经解决了疫情，整个世界仍然暴露在人传人的风险之中。
在宣布PHEIC的时候，WHO总干事谭德塞还是特别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所作出的努力和及时反应表示赞赏。他说：“这一宣布并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而是担心疫情在卫生条件不佳的国家散布。”
而就是这个谭德塞，在1月24日，两次否决了宣布PHEIC。
另外一个对于中国十分重要的信息，是即便在宣布PHEIC时，WHO特地在新闻稿中强调了“根据现有信息，委员会不建议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因而，此前在网上疯传的所谓“疫区国”，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舆论所担心的问题，无非是在疫区国的设定下，中外之间的旅行、交流与贸易全然中断，甚至连经停中国的飞机，都要受到严格的卫生检查，那么对中国就几乎等同于贸易制裁或者经济封锁。
在世卫组织的这次决定中，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甚至连最基本的旅行禁令都没有，也就是说，只要与中国的往来国自身没有采取停飞政策，就都可以正常来往；
贸易更是可以自由往来。
即便是美国如今把旅游预警提高了最高级别，也仅仅是建议而已。
美国国内的航空公司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飞行赴华航班，而不是强制性停飞。
而贸易货物往来，根本就不在旅游预警的覆盖范围之内，自然可以自由往来。
这些都与“疫区国”的待遇，都是天壤之别。
另外，这次所宣布的PHEIC，在时间上也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总干事将酌情决定在三个月后（或者更早）再次召
集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三个月或者更早的时间里能够控制住疫情，这个决定就可能提前失效了。
另外一个判断这个会议的重要因素，便是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构成了。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月22日，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所特别成立的委员会。
委员会的名单在世卫组织的网站上全部查到，一共15名成员和6位顾问，其来源构成非常多元，来自美国的成员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也只有一个。在顾问名单中，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也仅有一位中国人。其他的成员和顾问，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加拿大、意大利、瑞士等，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泰国、新加坡、韩国、塞内加尔。
如此复杂的构成，保证了在委员会中，不会有很重大的利益冲突和纠葛，也因此保证了整个决定的公正与专业。
从这些因素和流程中，我们应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卫生组织所作出的这次决定，的确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世界形成了公共卫生的突发紧急状态，需要动用全世界的力量进行共同协作抗击，它既非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也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
这是一个基于事实的，而对中国友好而温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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