诀别之痛

同行很少有真朋友，但高华却是我的挚友。高华去世的前三天，正好我去南京开会，到医院见了他。高华患病期间，几年之中，我去过南京多次，每次见他，或在家里，或在医院，但是，从来没有这次这次感觉那样的不好。以我对生命的敏感，感觉眼睁睁生命就在他体内溜走。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要流眼泪了。

不过，高华还是那样，带着惯常的微笑，跟我聊了又聊。聊得最多的，不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而是现实。不消说，我们的感觉不好，但是，也都不很悲观。他叮嘱我一定要把杂文写下去，博客要天天更新，说这很有用，他每天都要看的，一天看不到新的，就感觉不舒服。我说，你是第一个爱看我杂文的历史学家，其他的同行，都在嘲笑我不务正业。他说，什么叫正业？历史研究，你不是也没耽误吗？别理那些人，他们写不出来，也不敢写。

我们还谈到了他的父亲，一个老地下党。我这时才知道，当年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的情报，原来都是通过高华的父亲送出来的。但是，地下党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真是一言难尽。他父亲的地下党战友，很早就被整肃，他父亲躲过初一，没有逃过十五，最后也成了右派。光地下党当年和日后的经历，就够写几个专题了。可惜，高华已经没有精力写了。当年的老人，都快走光了，以后就是有人想写，恐怕口述史是做不了。

从医院出来，在医院门口，大哭一场，一路上眼泪都止不住。回到北京，我隐隐地感觉，也许就这几天，高华就玄了。果然，2011年12月27日凌晨，电话响了，我惊起，大叫一声，高华去矣！

去机场，上飞机，到了南京。告别仪式上，看着高华那张没有怎么修饰的脸，我禁不住喊了一嗓子：高华，天会亮的！

是的，我相信，天是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