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这么一天，乔·拜登（Joe Biden）醒来却发现自己错了30年。
在参议院、奥巴马时的白宫以及民主党的后特朗普清算（post-Trump reckoning）中我采访过拜登。他很少甚至从未呼吁变革或提出单独行动的野心。
但是你永远不会从他的总统任期中了解这一点。而对此的标准解释是新冠病毒的肆虐。国家深处危机之中，拜登崛起以面对这一时刻。但我并不买账。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救援计划”的出台。但是《美国就业计划》和即将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远远超出了病毒的影响范围。总的来说，这是对前新冠肺炎时期状况的全面指责，是人类与地球的灾难。在许多情况下，拜登参与了这种状况的形成，而且似乎从未渴望过有所改变。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与白宫工作人员、国会民主党人、政策专家以及拜登政府的批评人士进行交谈，以更好地理解拜登总统（President Biden）为何与乔·拜登（Joe Biden）之间有着如此尖锐的分歧。我有一些解释，但这绝不是全部原因。
与共和党谈判关系的瓦解。关于民主党新抱负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左派的意识形态趋势。但真正的出发点是右翼的制度性崩溃。拜登之前的民主党总统们在制定政策时着眼于吸引共和党的选票，或者至少会安抚来自共和党的批评者。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刺激计划的三分之一由减税措施构成，为何在罗姆尼医改的框架之上建立了《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为何比尔·克林顿作为总统的第一笔预算包括大幅削减支出。拜登在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的时期同样支持这种做法。他一直认为两党能够达成协议，并且通常自信有能力达成。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缓慢而彻底地将民主党的这些希望化为乌有。长期以来，对具有意识形态折衷意味的《平价医疗法案》的反对声音在这里举足轻重，但那时也确实如此。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与奥巴马总统谈判达成预算协议，但无力使其议员同意，之后他拒绝允许众议院就2013年移民法案进行尽可能多的投票。此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施加阻碍，随后麦康奈尔迅速采取行动取代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同样损害了参议院民主党人对麦康奈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诚实角色的信念。他们完全放弃了他。
结果表现为奥巴马、拜登以及为拜登提供建议的主要政治战略家以及几乎整个民主党国会核心小组，都只是不再相信共和党人会投票支持民主党的主要议案。他们听到麦康奈尔说：“美国人知道一场辩论正在进行的唯一途径就是这些措施不是两党合作的。（the only way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know that a great debate was going on was if the measures were not bipartisan.）”因此，民主党人不再制定妥协立场的法案以赢得共和党的选票。
因此，政策设计有了一定变动。民主党人之间为找到足够受欢迎的政策进行内部谈判，以赢得共和党选民而非共和党政客的支持。拜登的发言表现得好像他相信国会中两党合作仍是有可能的，但他的政府已将能否合作的证明责任交给了共和党人，并附以政府条件。这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更能激发民主党的立法野心。
新生代的危机塑造了新一代的政府工作人员。民主党内的代沟使我深感震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维持国家的运转。他们计算数据、起草法案、作出重要指示。职员与政治家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政治家的成长起始于经济滞涨期，历经里根主义盛行与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成长于经济危机、突增的个人债务、种族问题反思与气候危机中。当然，任何规则都有例外，看看伯尼·桑德斯就知道了。不过总的来说，年轻一代对政府角色定位、市场价值与风险的价值衡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将以上推断应用于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这位43岁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迪斯曾经是奥巴马政府中经济事务的青年才俊，如今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他亦赞同新生代职员有着十分不同的价值观这一观点。他向我指出，“为了理解近十年来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何在，以及对于权力及权力更迭的开放态度，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迪斯认为，“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呼吁推动“工会组织权保护法案（the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成为国会立法，这一举动大大激发了人们加强工会力量的兴趣。美国劳工联合会暨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主席理查·特朗卡称之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步”；也激发了人们对产业政策的兴趣，这一领域由政府直接对各类工业进行补贴，以指导经济发展。这与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到奥巴马任职期间所主导的经济思想截然不同。
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在经济学领域，下一代人对我们这一辈的反叛之处在于其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而这恰如我们这代人与前辈的区别在于对激励措施的重视。这是好事。” 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拜登对经济学家信任程度较低，其他人也一样。奥巴马一直因政治家不了解经济学而感到沮丧。拜登则始终为经济学家不了解政治而感到沮丧。
拜登政府内外的多位经济学家告诉我，如今的政府中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的影响力远不及过去。有人对这一变化感到沮丧，也有人认为这是对角色的重新平衡。但是，奥巴马政府成立之初由萨默斯、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1]和彼得·奥斯泽格（
Peter Orszag）[2]所产生的势力轴心不复存在，克林顿政府中罗伯特·鲁宾和萨默斯所形成的轴心亦不存在。现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等人在内部讨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经济学家只是提议者而非主导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奥巴马或克林顿相比，拜登具有较低的学术思想，比奥巴马或克林顿更加质疑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但远不止于此。
本届政府的背景是上一代的经济建议失灵。十五年来的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以及不断出现的债务恐慌（从未体现在利率方面）使得经济学专业知识脱颖而出。但是核心在于气候问题。“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市场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因此需要适度的公众支持来纠正这种中等程度的市场失灵，”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主席菲利西亚·王（Felicia Wong）说道，“但他们从未预想到过气候危机。这并不是市场盈利的失败，而是市场激励的破坏。”
主管白宫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是一名气候问题专家。气候灾难的规模及其所要求的应对速度，需要政府发挥另一种作用。他指出，“为了切实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参考我国的运输系统、动力能源系统这种大型系统，我们将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造。”
经济学家们自有其解决气候变化的思路。但拜登及其团队将气候问题视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他们认为，若以征收碳排放税作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将与现实的政治背道而驰，可能会导致危险。对此问题，迪斯讲道：“我要强调，这不仅是在传递信息和发表叙述性要求。必须让美国人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投资建设更具弹性的电网系统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为他们和身边人创造就业机会。”
除了气候问题，拜登政府所承受的政治风险也比前任政府要沉重得多。这是从奥巴马时代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奥巴马团队阻止了另一场经济危机，重新对金融部门加强监管，将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大2000万人以上。他们在政策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是，2010年民主党人失去了众议院，导致奥巴马的立法议程走向终结；2014年他们又失去了参议院；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拿下了白宫，接着民主党又失去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那些拜登政府中曾任职于奥巴马政府的人，认为他们过度关注经济风险，以致忽视了政治风险。如果失去政治权力，就无法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拜登团队的忧心之处在于，如果他们失败，那么像特朗普一样的强人可能会夺回政权。这就可以解释，尽管诱人但针对性很差的14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不能使他们动摇。正如拜登的一位经济顾问所说，“如果不向人们展示我们正帮助他们解决可怕问题（dickens out of them），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很快会重返特朗普时代。”
从最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拜登是名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他认为自己应当感知美国的需求何在，靠直觉了解国民将接受和拒绝哪些东西，然后在这些边界内行使职能。在美国，这通常被视为脏活儿（dirty business）。我们喜欢信念的美感，我们相信领袖应该听从其顾问的忠告，我们使用“政客”一词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