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朱岩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朱岩石老师长期从事中国汉唐时期都城考古学研究工作，常年主持和负责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所属邺城考古队的工作，为邺城遗址、磁县北朝墓群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城址考古工作殚精竭虑。他不仅获得了重要的考古发现，而且通过这些城址考古工作的精细化与高水平，为中国以至亚洲城市考古工作从方法论到田野实践各层面都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他在去年11月召开的“新时代考古：保护、研究、传承”研讨会上所做发言，对城市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做了言简意赅的总结，饱含了他对数十年工作经验的提炼和反思，值得推荐给各位朋友。
2023年，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人一行造访中国考古博物馆，有幸聆听朱岩石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那严谨的说明，同时却是坦诚的交流，正是我们的追求。朱老师也多次参加文研院的学术活动，帮助和扶持年轻学人。他的正直、宽厚、君子之风，长留在我们心间。谨以此文纪念朱岩石老师。
首先，非常感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三家会议主办单位的辛苦付出，此次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研讨会围绕新时代城市考古重要发现、考古遗产保护与展示利用、公众考古与学术成果传播等议题进行了22场学术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省市考古院所、高校及相关机构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介绍了各自领域的工作收获与心得，分享了非常精彩的学术成果。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考古：保护、研究、传承”，这正是新时代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话题。新时代的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如果时光倒回十余年或二十年前，我们想要举办一个古代城市考古专题的学术会议，主要可以探讨和研究的基本集中在长安城、洛阳城、扬州城、邺城等古代“大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方面。这十余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多学科合作、考古发掘细化、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前置等转变与发展，让我们考古工作者倍感振奋。本次会议的代表大部分来自西安、洛阳、郑州、北京等地一线考古工作者，几乎大家发掘城址的地方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历史上不同时代重要的都会之所。以前我们身处历史文化名城，但考古工作几乎不涉及古代城市遗迹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在抢救性发掘工作中可能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做墓葬发掘与清理，其中有一些历史名都遗址令人心痛地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如山西大同平城、江苏南京建康城等。
令人欣慰的是，在本次会议上我们除了讨论到耳熟能详的古代著名都城遗址，还大量涉及了州治、府治、县治等多层次、多级别的城市遗址考古工作，并且都取得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这其中既有针对城市遗址中某个具体遗迹的复原，还有对城址保护与利用的思考，以及对城址中不同遗迹之间空间分布关系的梳理，甚至还有在相当广泛时空尺度下的城市遗址的调查与比较研究（如谢广维老师介绍的广西地区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可见，新时代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工作不仅有传承，还出现了新进展。
目前我们开始对不同等级、类型的古代城市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有利于通过一手田野考古资料开展城市发展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希望能长期坚持这样的工作势头，大家共同努力推动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水平的提升。
下面我有三点感想与大家一起探讨，不到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一，注重探索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论。古代城市是考古学所研究的遗迹遗物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内涵最复杂、面临形势最严峻的遗址类型。这就要求我们带着宏大的眼光和视野不断探索和总结能够指导实际工作与综合研究的工作方法和理论。例如如何通过中国古代都城探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如何通过考古学发掘与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不注意理论与方法，仅仅把注意力局限于一些具体的遗迹现象，城址考古很容易陷入琐碎、迷失方向。
所以我们在古代城市考古的日常工作中，需要勤于思考、注重方法创新。这里提出一个古代城市空间要素与各个遗迹点分布关系的问题。一般而言，中国古代都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等空间组成，而一般州、府、县治的城市空间结构相对简单，一般由衙署区域的空间和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空间组成。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古代城市还有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又容易被破坏掉的空间线性空间。这个线性空间是什么呢？那就是由城市的道路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和防卫系统等设施构成的空间。这三方面的线性空间实际占地面积很小，但是它们对于城市规划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从考古遗迹进行古代城市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认识这些线性空间来完成。然而要把这些线性空间搞清楚、说明白是一件工作周期长、非常困难的事。毕竟古代城市的线性遗迹遭到破坏极不容易被觉察。也就是说，当城市建设的挖土机无意中铲到地下的一座古墓时，立刻能发现一些古代的砖构墓室、随葬陶瓷器、人骨遗骸等，这时可能就会及时止损，抢救发掘。但古代城市的线性遗迹现象不过是一段水沟淤土、破碎的路土、一堆夯土与几片砖瓦，不把这些现象还原到古代城市空间去考量的话，再重要的城市空间都可能悄然无息地被永久破坏掉。可见，总结古代城市考古的理念与方法具有紧迫性。
城市考古的工作周期长，成果产出难，唯有长期不懈坚持，方得始终。我们今天能享受这样的学术会议，也是经过了这十几年的积累与努力，大家才能坐在一起讨论这么多不同类型、内涵丰富的城址。如果再持续坚持一、二十年，我们带着探究历史时期不同级别城市线性空间的概念去工作，我相信未来中国古代城址的研究面貌一定会发生很大的改观。
第二，保证一张数字化地图基础上的城址考古是不能动摇的原则。我注意到刚才刘建业老师分享荆州郢城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时使用了大比例数字化地图作为底图，这非常好，这是古代城址考古工作的基础。一个大规模城址的考古工作要想长期、持续、有计划，无论人员如何变动、时期如何不同，始终都坚持在“一张图”上开展的，这项工作一定是大有希望的。此前，国家文物局也一再强调，我们所有的古代城市考古工作一定要在“一张图”上完成。目前有的城市考古工作在“一张图”的应用方面甚至已经建立了GIS系统，实现了“一张图”下的数据管理。但是我还注意到，一些城址考古工地在工作和研究中没有坚持使用贯彻始终的数字化地图，而只是在一般市区交通图上圈圈点点，甚至偌大的城址工地都看不到一台全站仪。要知道GPS测量是不能代替全站仪激光测量的，不精确的测量数据，再落在马马虎虎的地图上，古代城市考古科学性从何谈起，严格来说这是不符合考古工作基本要求的。可以说，“一张图”的工作是城市考古的基础和命脉，唯有坚持这一点，我们工作的科学性才能得到保证。从“一张图”出发，我们可以运用遥感、高精度测量、三维建模、出土文物全信息采集等多种方法和技术科学积累城市遗址的资料信息，进而在考古综合研究方面不断创新与突破。
第三，不断提高古代城市考古工作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刚才有学者提到，他认为历史时期城址的一些考古工作做得有点粗糙，这让我联想到前几天在北大人文研究院开会时，学者们曾提到的城址出土建筑构件等遗物从采集到资料整理存在比较粗放的问题。我们试想，如果发掘一个史前时期遗址时，将会把所有出土遗物残片采集起来，不会把陶器任何部位的碎片扔掉。但是在我们城市考古的实际工作中却很难做到，我们通常会遇到大量建筑遗迹，会出土很多常见的、“重复”的建筑构件，如果将这些砖瓦建筑构件残片全部采集的话，我们觉得不堪重负。这是为什么？在此我强烈建议在座的中青年学者们，在你们未来的古代城市考古的学术生涯中，一定要做哪怕一次出土遗物全采集、全测量、全资料整理的工作，大家一定能从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学术收获。我们考古研究所的一些都城遗址考古工作中，曾对数以吨计的瓦片，进行了全采集、全测量，此后通过全资料整理，我们得到了非常难忘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我们在田野工作中遴选采集标本过程中，是掺杂了主观色彩的。进行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资料整理的时候，我们又一轮筛选标本，城址出土遗物的信息量一次一次在衰减，这大大降低了学术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起码从统计学概率上来说打了很大折扣。我们研究的定性结论如果是在定量分析的数据上得出来的，才可能科学，也就是说用海量的数据分析出观点，而不是在过度人工干预的资料总结外加以往的经验推演得出观点。因此，这要求我们古代城市考古发掘工作应当更加精细化，精细到每一个遗物的测量与收集，精细到每一个地层关系的确认与证明，精细到证明遗迹早晚关系的具体解剖发掘，精细到出土资料的全部整理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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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岩石老师带领文研院
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
当然，我也是从事古代城市考古工作的一员，深知城市考古工作中的诸多困难。今天上台演讲的22位参会者都是来自历史化名城所在的地方，面对的也基本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那里工作压力非常大，工作难度也大。上面我说的问题有的或许存在理想化倾向，但我由衷希望在城市更新改造、城市建设发展迅猛的今天，我们责任在肩，应该当仁不让，勇于尝试，通过一些新的学术探索推动中国考古学整个学科的高质量发展。上述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