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热点·中西会通
——2024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学术研讨会综述
许洪冲；张帅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2024年11月23—24日，“2024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办，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80余位学者与会。本次研讨会涵盖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等领域诸多议题，并就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当前热点话题展开了讨论。
世界各文明间联系的日益紧密，推动了文明比较研究的蓬勃发展，促使学者们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以及对文明创新性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刘家和先生强调中西文明比较不能仅依托单方面的智慧，应对中国人感性认知的治学风格和西方人理性推导的学术路径深入把握，将之融合起来，走交流互鉴之路。李渊通过比较古典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认知与先秦时期中国的“天下”观念，指出二者皆具有一定程度的跨越族群限制的空间视野，但各自走向不同。杨晴对中国上古“夷夏”观与古希腊罗马的“蛮族”观之内涵、发展历程和异同进行比较，揭示出他们皆具有区别彼此的意识，至于区分标准则存在差异。邓默晗对英语文献中“civilization”一词语义流转及内涵变化进行了考察，是大数据时代条件下运用史源学进行历史研究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尝试。
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有赖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对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的历史叙述进行反思。瞿林东先生从中华文化古今会通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两个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世界文明观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王振红认为先秦政治理念中存在“文”“质”互动发展的景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与生成逻辑。牛润珍先生对西周矢令方彝铭文进行了释读，并指出《隋书》所记北齐册封诸王礼与之大致相同，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华制度文明的连续性。靳宝认为《论衡》多数篇章作于汉章帝时期，书中关于章帝朝灾异治理的记载体现出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和宣汉思想，以及为汉息朝构建一套自主知识和话语体系的深层旨趣。吴海兰深入分析了道教发展与汉唐间政治的复杂关联，指出道教政治理想对中古中国进行了由下而上的历史观的渗透。张昭军则对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下近代史叙事的形成历程、意义和不足进行反思，主张现阶段应当以文明史视角重构近代史叙事，以回答中华民族如何强起来的时代问题。
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细致讨论，是推动历史研究持续进步的核心动力。周文玖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探讨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将人类历史的本质概括为建立在人类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类自我完美的自然发展过程。任虎通过研究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指出中国史学工作者不断丰富并突破了其“五阶段论”，重视以“生产者”作为历史分期的核心标准。邹兆辰先生回溯了1963—1964年间聚焦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强调参与其间的一批历史学家具有坚持真理、攻坚克难的精神，并认为“理论问题应该是历史研究的火车头，通过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带动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
在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中，推介、评价、比较、反思西方的历史理论研究成果是一个重要方面。董立河揭示出兰克力图通过经验性的历史研究建立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哲学的学术旨趣，认为史学家应通过不懈努力构建一种消解各民族间对立与冲突的新型历史理论。王利红则将维柯的历史哲学置于整个欧洲思想史的脉络中来定位和解读，从生存论视域将之阐释为一种旨在寻找人类创造世界历史真正开端的创造的认识论。李友东对全球史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世界历史的联系观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推动社会分工以及交往方式的发展，造成了世界历史从分散到紧密一体的发展趋势。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始终对中国史书中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撰述保持关注，有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视角的影响下，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体现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底蕴，也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命题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学术价值。胡祥琴探讨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星占术在拓跋集团文化认同和政权合法性构建上的角色，进而指出天文星占以曲折的方式促进了拓跋鲜卑的华夏化。操宇晴聚焦于多民族史家群体对元代史学与政治的推进这一突出特点，系统考察了元代少数民族史家在经世致用与促进历史文化认同上的贡献。李德锋对蒙藏史学传统交融下产生的《白史》之成书时间、内容特点、政治历史观念进行了研究，认为此书是蒙古族史学在修史模式上的一次突破性发展。娄梦然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史书中“先代帝王之祀”撰述的发展脉络，探寻了制度史撰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为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
晚清民国以来，面对外敌入侵的威胁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形态的需求，学界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史书撰述实践与理论建构上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周毅认为晚清“江南”方志纂修具有努力重建“大一统”的国家认同意识，是从传统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变的重要体现。叶建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所体现的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建构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颜克成以戴裔煊与罗香林在中国民族史编纂思想上的异同为中心，认为近代学术转型与学术政治环境变迁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后的相关学术讨论。王传细致分析了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其师史禄国中华民族既“多元”又“统一”学术论断之间的关联，并对史禄国关于《江村经济》一褒一批两篇书评的学术理路进行了分析。
中国史学之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重面向。不同时代、不同体裁、不同民族作者的著述积聚起来，往往能够产生化合反应，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脉络。而近代以来的相关研究，则更直接地体现出学者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乔治忠先生从卜辞“作册”相关文献出发，探讨了中国上古史官职能的演变问题，指出上古史官经历了从“作册”“内史”再到“共和行政”时期史学产生的发展环节。中国古代的经典史书的流播方式同样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王记录对南宋时期《资治通鉴》续作、改编、考释、节抄、论断等著作的特点与旨趣进行了总结，并对南宋通鉴学呈现异彩纷呈景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白羽则研究了清修《续通志》《清通志》两书之《昆虫草木略》各自对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其中体现的清人文献考订成就和在史料范围上的拓展。毛瑞方通过梳理和总结古籍目录中正史类序关于佛学和西学典籍的论述以及体例创新，对古代的“西学东渐”史作了重新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