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各国出于对产业链安全和就业机会的考量，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随着
美国进入特朗普2.0时代，为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放松监管、驱逐非法移民等措施可能会逐渐上演，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为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如果美国发生债务危机，不仅会危害美国经济，而且会殃及全球。如果经济危机再次爆发，一些国家的财政将彻底崩溃，出现债务违约和政府破产。
危机已经真实发生
，我们不妨简短地回顾一下
2022年9月至10月间的一次特殊事件。当时的英国首相提出了一项减税计划（“迷你预算”），预计减税约450亿英镑。这笔金额可能只相当于GDP的2%，但它却真实地在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反应（panic reaction）。这种类似的恐慌反应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上演。
基于此，本期《北大金融评论》以
“全球债务扩张的影响与应对”
为主题，从
“全
球
债务扩张的兴起、实质与挑战”“应对债务困境的分歧、经验与启示”“全球债务扩张危机中的中国抉择”
三个角度展开，邀请
余永定、林双林、闪辉、聂庆平、巴里·艾肯格林、哈罗德·詹姆斯
等一线专家和学者共同探索和研究。
关于中国的财政政策取向与地方债务化解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表示，2025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提高财政赤字率，
增发国债（包括特殊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一般公共债和专项债）刺激投资与消费，以实现5%以上的GDP增速，并明显减轻就业压力。
在全球债务扩张的背景下，探究美国政府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北大汇丰智库副主任林双林
认为最好的化债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确保其高于债务增长率。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全球债务激增历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
的文章就聚焦于此，她表示中国的再通胀过程可能历时较长，而且利率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下行。
针对公共债务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
认为，所有国家都有可能因为过度债务积累而面临市场信心丧失的风险，但并不存在一个神奇的债务与GDP的临界点。
关于全球债务扩张和人类未来，
普林斯顿大学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
则表示，贫困国家的负债问题一直是国际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解决之道。但新的情况是，一些富裕的工业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公共债务扩张。
简而言之，平衡经济增长与财政债务问题需要各国行动起来凝心聚力，共筑全球金融之稳固基石，守护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新刊观点速递*
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处于可持续的轨道上，未来也并没有债务失控的风险；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债务危机仍然不容小觑，在危机的解决方面，债权国需与债务国共同努力。
在国际上，美国有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有央行直接购买
ETF的政策措施，对于中国而言，央行互换便利操作是与国际对标的机制，这是重大的转变，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做法。从全球债务扩张的趋势看，我国具备实施债务扩张刺激经济的条件。采用刺激股市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可以针对社会预期经济信心不足、增长放缓的问题。
货币政策和通胀管理在应对全球债务扩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全球债务水平不断上升，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和科学的通胀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债务扩张带来的压力，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加稳健的环境。
总的来看，全球化效应之一是将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带出了贫困。这在亚洲已经显现，在拉丁美洲也可见到，而在非洲也开始显现。这至关重要，因为贫困、饥饿、生活水平低下和易受疾病侵害曾是
20世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特征。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实质性发展的一个巨大成功之处，就是广泛减少了贫困，甚至可以说是极大地减少了贫困。
对债务风险相对可控，仍有发展空间的国家，要以促进债务国可持续发展、实现合作共赢为导向，推动在发展中化债。若需债务重组，应对违约的原因加以仔细甄别，并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丰富债务处理工具，选择合适的重组方式。探索使用债转发展工具，以债转发展逐步替代债务减免。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采取
“对内减税、对外加税”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降低国内所得税税率吸引跨国资本流入，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关税税率，削弱别国低税率的优势。由于关税在各国税收收入中比重较低，关税税率提高增加的税收收入很难弥补国内减税的损失，这种策略本质上依然是依靠政府举债能力开展国际税收竞争。如果各国竞相效仿，无疑会继续加剧全球公共债务危机。
美国政府需要痛下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制定长期财政可持续的规划，改革税收和支出制度，尽早削减赤字。当然，最好的化债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确保其高于债务增长率，从而降低债务占
GDP比重。此外，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可以化债。所以，应避免通胀率过低。
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认为中国正处于债务周期的关键转折点。中国在特定的宽松政策下，完全有能力平稳地渡过债务危机，并实现所谓的
“漂亮地去杠杆”。同时，中国还拥有巨大的改革潜力，能够快速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推动经济更快地进入新一轮的“加杠杆周期”。
随着社会发展，产业使用更多的资本而非更多的劳动，资本回报率下降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不可能主动摧毁自身资产的方式，回归到使用更多劳动
而使用更少资本的状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能让这些资金不管是以消费还是投资的形式返回经济循环，在此背景下，建议以
“国股民营”模式以应对此问题。
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债务违约，但未来仍将面临的财政赤字和高额利息支出压力无疑已经显著增加，债务的可持续性已经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国债
“无风险”是全球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预期。即使仅是有关债务违约的担忧增加，也足以对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构成潜在挑战。
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属于内债问题，而外债的偿付能力很强，这就给中国参与协调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提供了可能性。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世界话语权增强，中国有能力成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改善国际债务环境的重要力量。
2025年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包括特殊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一般公共债和专项债）刺激投资与消费，以实现5%以上的GDP增速，并明显减轻就业压力。看来，我们还要等到2025年3月份才能看到政府出台具有足够强度的一揽子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智慧隐藏在细节之中，我们期待看到细节。
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
适度的债务增长，甚至是债务与
GDP 之比温和上升，都是正常现象。较高收入经济体通常经历了“金融深化”，拥有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并积累了较多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