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扬娜·马利亚尔丘克，乌克兰女作家，1983年生于伊万诺-弗兰克夫斯克州，现居基辅。2006年乌克兰年度读书奖获得者。她的短篇小说、随笔被译成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德语、英语等多种文字。《我和我的圣牛》是作者用乌克兰语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本译文转译自叶莲娜·玛丽尼切娃所译俄文版本，载于俄罗斯《新世界》杂志2008年第12期。
我恨我的牛，我的牛也恨我。
虽然我们半斤八两、一路货色，两个神经病。我们相互较劲儿，看谁更不正常，而牛总是占上风，因为她跑得比我快得多，她有四条腿，可我只有两条。
常常是这样：我和她在村子里走着，大中午的，太阳像火一样烤人，我的鼻子被正午的烈日晒得直脱皮。而牛呢，黑得像焦油（别看她妈妈全身白色），她在前面懒洋洋地一路小跑，时不时小心地回头看一下我的情绪有什么变化，我对她说：“喂！笨牛，现在总算没什么事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干嘛要溜到树林里去？！”
拉西卡眨巴着黑黑的大眼睛盯着我，一声不吭。
“你有没有想过我会怎样？”我开始提高嗓门，“你没看见我在读书吗？！这书特别有意思！如果你在一生中哪怕读过一本书，那你就知道读书的时候还不得不照看一头傻牛，她像疯子一样离开草地，溜到树林里去，那是什么心情！”拉西卡指望我会手下留情，把她的罪过推到牛虻和苍蝇身上。“关牛虻和苍蝇什么事！它们也咬我，可我也没有往林子里跑呀。”
我们走进村子，经过乌兰家的小房。柳芭·乌兰站在栅栏旁。她是个聋哑女孩，有个正常的弟弟，放牧时弟弟常常与姐姐“亲热”，每当这样胡闹时姐姐都会发出奇怪的嘻嘻笑声，这笑声让我厌恶。
“笨牛，真想狠狠地用鞭子抽你，你知道吗？”我继续说，“特别想！可你跑得那么快，我追不上你呀。好！现在我们回家，到那时我再好好打你，打个够，用树条子抽，好让你记住！”
经过卡梅金娜家门口时，我赶着牛加快了脚步，因为我怕碰见卡梅金娜。她是个有气无力的老太。一连两年她总是找碴儿和我打架。两年前放牛的时候，我看雨果的《悲惨世界》入了迷，拉西卡的妈妈——老母牛把卡梅金娜家的干草垛连吃带踩地给糟蹋了。
又走过一个农家小屋，后面就是我家，再往后还有一个农村商店，里面除了苹果牌甜汽水、口香糖和火柴之外没有什么卖的。
“等着吧，我要给你点儿厉害看看！让抽打你的树条子嗖嗖地响。”
拉西卡用那双惊慌的黑色大眼睛看着我，低下了头，好像要吃路边的草似的。
“我再也不会可怜你了！几次我都可怜你，可你呢，还是一犯再犯？！”
奶奶家的栅栏门敞开着，为了不让它关上，就用砖头把门卡住。拉西卡巴不得马上钻进去，在树下喝点儿水（虽然我想让奶奶别给她水喝，而是给她弄点儿杀虫粉，因为她已经在一个水洼里喝了不少脏水）。拉西卡会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就好像我没有让她吃草，而是用烧红的铁块折磨了她。而我一定要大声喊奶奶，让她把牛的四条腿捆上，因为这头牛又笨又犟。
拉西卡放慢脚步，有点儿改主意了。距离我家栅栏还剩下几米。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瓦西里奥夫斯基家的宅院：又瘦又高的妈妈和三个像老鼠一样、棕红色头发的小女孩。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盼望着年老的姨妈快点儿死去。
“快走，快点儿走，别害怕，我不会狠狠打你的！”
但拉西卡冷不防地决定不回家，而是快速地一个劲儿地沿着栅栏奔跑，不停地向前跑。
“啊，你这个坏蛋！”我喊着，在她后面追赶，“快回来!看你奔哪儿去！无论往哪儿跑，你也逃不掉！”
牛知道自己应该上哪儿去。她径直冲向农村商店，还没等我把这个坏蛋叫住，她已经闯进敞开的铁门，跑进院里不见了。
农村商店曾是一所小学，奶奶在那里念了两年书，后来开始放牛。眼前发生的一切也并非无缘无故：拉西卡闯进从前的学校，很显然是为了祷告赦免奶奶放牧过的那些牛的罪过，特别是害得奶奶辍学变成文盲的那头牛的罪过。
柜台后面坐着玛鲁什卡。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售货员，对她来说，在空荡荡的商店坐到下班是一项神圣的天职。她忧郁地看了一眼我的牛，而我的牛哀求地看了她一眼。如果不是我追在牛后面跑了进来，玛鲁什卡准会明白无误地对拉西卡说：“您想要买点儿什么？我愿为您效劳。”
“拉西卡！快回家！我保证不打你。”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问玛鲁什卡：“您要不要这头牛，我们把她宰了吧，您的商店也就有肉卖了。”
玛鲁什卡起初挺高兴，后来一转念问：
“你奶奶不反对吗？”
“我们不告诉奶奶。我会骗她，说牛被疯牛院给带走了……”
最终，我们俩精神病还是回家了。
奶奶焦急地从大门向外张望。
“你们这么长时间到哪儿去了？”她边说边给牛喝从井里打上来的又清又凉的水。
“您最好给她杀虫粉，而不是水。”我勉强找到这句话敷衍了事。
拉西卡讨好地把头偎依在奶奶那干瘦的肩膀上，就像看家狗那样。
“我的小宝贝儿，”奶奶抚摸着牛的头，“累了吧？想喝水吗？”
“很累，”牛回答说，“主要是因为她。”拉西卡把头转向我，意思是：“是她折腾我！她爸妈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把她弄走呢？！”
我爸妈过几天就能来。待不了多久了。上学前我必须好好洗一洗，从头洗到脚，彻底洗干净，特别要消灭虱子。还要买笔记本、日记本。他们眼看就要来了，拉西卡，你这个讨厌鬼、坏蛋。
柳芭·乌兰并不是天生的聋哑人。童年时她偷吃樱桃被主人当场捉住，从人家的樱桃树上掉了下来。由于过度惊吓，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虽然还有些人说，她生下来就没有上颚，因此从来没有说过话。
柳芭总是穿着一条又旧又破的长裙子，无论什么天气她都光脚走路。为了省钱省事，她的头发总是剃得精光。每次来月经时，她的裙子外面都沾有血污。
柳芭是她弟弟的第一个女人……
瓦西里奥夫斯基一家——皮包骨的妈妈和三个棕红色头发的小女孩——坐在台阶上，盼着年老的姨妈死去。
只要姨妈一死，房子就成她们的，而眼下她们无处可住。现在他们四个人住在破旧的露天厨房里。棕红色头发的女孩子们急不可耐地想搬到又老又病的姨妈那套阔绰的大房子里，房子外面覆盖着绿苔，散发出霉味，很像姨妈本人。女孩子们多么想在潮湿的绣花枕头上蹦来蹦去，在装满鸡毛的羽绒被里暖乎乎地睡觉。
最小的女孩子张口就问：
“姨妈，您什么时候死？”
对此姨妈回答：
“我的好孩子，快了。”
三个女孩子轮流给老太太往她屋子里送水送饭。她们悄悄地进屋，站在床边，沉默一会儿——指望着姨妈没有反应。她活了整整一个世纪。
妈妈瓦西里奥夫斯卡娅每天坐火车到克洛梅亚站下车，她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当值班员。博物馆工作人员不来上班时（经常如此），她就把门从里面锁上，不让任何人进去。极少的参观者——历史爱好者或者喝得微醉的波兰旅游者——用拳头敲门，要求进去（因为，今天不是休息日，博物馆应该开门），而瓦西里奥夫斯卡娅像个受惊的幽灵，像个十六世纪的展品，从小窗口向外看并且不停地摇头，意思是说：今天，历史已无人问津，历史已经停滞，而我，只是个普通女人，三个棕红头发女孩子的妈妈，还有一个长生不死的老姐姐。
三个小姑娘总是挨饿，她们穿着村里人送的花花绿绿的连衣裙，头发上扎着蝴蝶结，却不穿内裤。三个女孩子都流着鼻涕，从来不擦，膝盖以下小腿上总是脏兮兮的。
瓦西里奥夫斯基家的人脸上都长着棕红色雀斑，特别明显，有时候我觉得，她们的脸好像长着黑色葵花子的大朵向日葵花。
牛生病的时候，奶奶在夜里牵着她溜。
拉西卡的奶里带血，痛苦地哞哞叫着。
我坐在大门口，眼巴巴地张望着爸妈的汽车快来，奶奶牵着牛在院子里溜圈。
“孩子，你别坐在那儿了，已经很晚了，看样子他们今天来不了啦。”奶奶对我说。
“夜里他们也能来，他们在汽车里怕什么。”
“也许他们有急事儿。”奶奶寻思着，继续说。
“哎呦呦，疼啊，真疼！”拉西卡疼痛不堪，“血流到奶里去了。”
我特别盼妈妈来，同时又很怕她。我能够想象，她把我的头按到她胸前，然后猛然闪开。
“塔妮娅！你头发里有虱子！”
我故作惊奇：
“你说什么？什么虱子？”
“虱子满脑袋爬，像马群一样！你怎么会脏成这个样子？”
“妈妈，我没有虱子！”
“那这是什么？”她从我头发里捉出一个大虱子，“怎么，你根本不梳头吗？！不洗头吗？怎么会长这么多呢？”
“妈妈，这里所有孩子都长虱子！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别人的虱子传给我的！”
我真怕妈妈来。有一次她发现我有蛲虫，怕得要命。然后我只好躲在房后把蛲虫弄出来，让妈妈相信再也没有这种寄生虫了。
“不应该把我留在奶奶家里这么长时间！很快我就不光是放牛，而且还得挤牛奶了！”
奶奶温存地抚摸着拉西卡的脑袋，慢慢地在院子里溜着。拉西卡顺从地走来走去。
“奶奶，你干嘛牵着她满院子转悠？”我从门里喊着。
“她喜欢溜。你喜欢溜，是不是啊，拉霞？”
“是啊。”拉西卡回答。
卡梅金娜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柳达，柳达积极主张把农村儿童图书馆变成台球俱乐部。上了年纪、身体发福的女图书馆员不得不把一部分图书送给邻村图书馆，一部分书干脆分送给本地的孩子们。当时我分到的书有《电子学专家的奇遇》和《凶恶的小妖婆》，为此我真心祝贺台球俱乐部诞生。
柳达台球打得很漂亮，还会弹吉他，左手上还有纹身。她的男友从克洛梅亚骑着摩托来看她。他们决定秋天结婚。可是夏末柳达和伙伴们到特卢马奇去玩，在那里她从三楼上跳了下来。
“别靠近我，不然，我就跳楼。”柳达站在某个宿舍窗台上对她喝醉的朋友说。
朋友不相信，试着靠近她。
柳达摔断了脊柱，终生残废，只能坐在村委会出钱给她买的轮椅上。她的男友来过几次，当确信柳达永远站不起来以后，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对她说的最后的话是：
“我爱你，并将永远爱你。如果你最终康复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即使那时我已结婚——我也会回到你的身边。”
此后不久他娶了别人。
柳达不能玩台球了，但是学会了绣花，学会了不用腿走路，双手既是手又是脚。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牛——拉西卡的妈妈糟蹋了她们家的干草垛。当时我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入了迷，忘记照看老牛了。
当人们告诉卡梅金娜大婶是谁家的牛干了这蠢事时，她瞪大了眼睛向我扑了过来大骂一顿。我试图辩解，但是听到她一再重复、不停地哭诉，反复地说着下面的话时，我无言以对。她哀号着：
“现在，谁给我收割干草？！谁给我收割干草呀？！”
我们村还有一个男孩叫沙波奇卡，已经八岁了，他的妈妈总把他送到寄宿学校，而他总是从那里逃走。妈妈也逃走，一年有几次，与不同的情夫，逃到敖德萨去。不过每次都还回来。
沙波奇卡患有癫痫，别人和他说什么话，他都回答：
“什么？”
我要去一个叫做“果木林”的墓地，沙波奇卡跟在我的后面。墓地里生长着我喜欢吃的各种水果：拳头大小的草莓、欧洲甜樱桃、小樱桃、苹果、梨和李子，白色的和蓝色的，想摘多少就摘多少，可以装满满一怀，然后在坟与坟之间“甜美”地散步，一边读着墓碑上的题词。
沙波奇卡在我背后喘着粗气。
“沙波奇卡，我到墓地去，你跟我去吗？”我对他说。
“什么？”他边说边向后倒退一步。
“你最好是照看着牛，要是牛走到别人家的菜园子，我，还有你都得挨罚。”
“什么？”沙波奇卡回答道，向前靠近了一步。
“你敢去墓地吗，沙波奇卡？”
沙波奇卡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什么？”和“不怕”之间选择一番，最后回答说：“不怕。有什么可怕的。等我死的时候，不也是躺在这里吗？”
“也许，你不会躺在这儿，因为你死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埋你的地方了。”
“为什么没有呢？”沙波奇卡生气了，往灌木丛后面跑去。
沙波奇卡的妈妈又一次和情夫跑到敖德萨去了。沙波奇卡一个人到别列缅斯基池塘去玩，在离岸两米远的地方淹了下去。在水里他的癫痫犯了。
“沙波奇卡，你干嘛到别列缅斯基池塘去游泳，你明明知道自己在水里会犯病的？”站在天堂大门旁的天使们对他说。
“什么？”沙波奇卡回答。
“沙波奇卡，你听我说，这里可不是寄宿学校，从这里你可逃不出去。”
沙波奇卡不知道说什么，他在“什么？”和“我想逃就能逃！”之间选择。最后他回答道：
“我想逃就能逃。”
“果木林”墓地的有些梨千万不能摘——那些梨树直接生长在坟丘上，梨多汁，而且有小孩脑袋那么大。可我偏偏不信，高兴地一连吃了十多个。
猛然看见柳芭·乌兰和她的那个正常的弟弟站在梨树旁。
“爬到树上去。”弟弟命令柳芭。
柳芭傻笑着，想吻弟弟的额头。
“快上树摘梨，照我说的办！”
柳芭爬到树上。刚巧，那棵树偏偏就生长在三个棕红色头发女孩子的父亲——瓦西里奥夫斯基的坟丘上。瓦西里奥夫斯基对柳芭说：
“柳芭，你不该爬到树上摘梨，以前你爬到别人家的樱桃树上摔了下来——结果怎么样？”
“快上，快点上。”弟弟逼迫柳芭。
柳芭爬到第一根粗树枝上，笑了。
“再往上爬。”弟弟命令她。
“柳芭，不要爬。”瓦西里奥夫斯基坚持说，“你弟弟是个混蛋，他想让你死，或者让你肚子里怀着的孩子死。”
柳芭向上爬着。她爬得很高，从高处看着我们，向我们微笑，她的连衣裙下摆挂在了树枝上，我看见她没有穿内裤。
“好，柳芭，现在往下跳！”弟弟喊着，“往地上跳！”
“柳芭，别跳，”我扯着嗓子叫，“千万不能跳！”
瓦西里奥夫斯基那像梨一样的脑袋在树枝之间伤心地摇晃着。
“柳芭，跳！”
“柳芭，别跳！”
“跳！”
柳芭刚准备往下跳。
这时，我的牛——拉西卡出现了。她的奶水里带血，痛苦地哞哞叫着，她不久将要死去，不过此刻她知道该站在善的一方。
拉西卡像公牛一样吼叫一声，鼻孔里冒火，牛蹄狠狠踏地，犄角猛地顶向柳芭的弟弟。
他连害怕都没来得及，一个跟头翻倒在给沙波奇卡新挖的坟坑中。
拉西卡在坟坑旁站了一会儿，守护了几分钟，然后回到牧场上去吃青草，疼痛地惨叫。
“柳芭，你干嘛听你那傻弟弟摆弄？”我帮她从树上爬下来，说道。
“因为，我爱他。”柳芭回答。
“你听我说，你是因为从樱桃树上摔下来然后变哑的呢，还是天生就没有上颚？”我问。
“我没有上颚。”她笑了，张开嘴巴给我看。
我送给她一些内裤。
爸爸和妈妈星期日早晨来了，给我带来巧克力和杏。妈妈把我搂在胸前，然后突然把我推开，厌恶地喊着：有虱子。这情景和我原来想象的一模一样。
“妈妈，这里人们都很不幸，虱子根本不妨碍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连奶奶养的母鸡都长虱子。”
晚上爸爸妈妈准备走了。
“我和你们一起走。”我说。
“再待一个星期，”妈妈央求道，“牛眼看就要死了，奶奶很伤心。这个时候你怎么能留下她一个人呢？”
奶奶坐在露天厨房旁边的长条凳上，看着爸爸的小汽车、看着狗窝里的狗、看着长着虱子的母鸡、看着空空的板棚，沉默无语。
“我不能留在这儿！”我差一点儿哭出来，“我再也不能住在这里了！不知道这个星期又有什么人会死！”
“留下吧！”妈妈继续说，“什么吃的都有，苹果，梨，再过几天葡萄就该熟了。”
“是啊，孩子，”奶奶说，“留下吧，这里要啥有啥。”
“你们等我一下，”我哭着说，“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好！我跟你们走！”
我跑进房间，急急忙忙地把背心、短裤、书、牙刷、喀尔帕特牌磁带录音机塞到袋子里。
我听见爸爸的扎波罗热人牌小汽车开走了。
“等等我！”我飞快地跑到乡间土路上，爸爸的汽车已不见踪影。
“你们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泪珠像豌豆粒一样滚落到乡村的土路上。突然，我的牛拉西卡出现了，她略微弯下身来，我一下子跳上牛背。
“拉西卡，快！追上那辆汽车！”
拉西卡犹如骏马奔驰，我在牛背上上下颠簸，风吹乱我的头发，吹干我的眼泪。我和拉西卡如同马上的虱子。
“拉西卡！这里不能停!这儿是墓地，都不是活人。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瓦西里奥夫斯基家的三个女孩子从院子里迎面跑出来，欢快地跳起舞蹈。
“姨妈死了！她死了！”女孩子们喊着。
“太棒了！”我边回答边继续飞奔。
“我得吃点儿东西，”拉西卡把头转向我，“要不增加点儿力气，我就追不上汽车。”
我急忙找了点儿吃的东西塞到牛的嘴里。
爸爸妈妈在汽车里发现了我们，妈妈对爸爸说：
“快点开！她已经追上来了！”
“我怎么能够开快呢？”爸爸气呼呼地说，“我的油箱漏油了！”
“拉西卡！亲爱的，快跑！我们甚至能够超过他们，”我获胜似的喊着，“不穿内裤原来可真不错呢！拉西卡，快呀！我们赶到前面了！从现在起该是他们追我们了！”
“噢！塔妮娅，”拉西卡憨直地笑着说，“是啊，我和你——两个神经病！真正的神经病！”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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