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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前，X市纪检部门的书记一职在空缺了三个月后，终于迎来了个新书记。书记姓万，年仅43岁，从县委书记任上提拔起来，充满了激情和干劲。万书记28岁就开始当乡镇书记，33岁当县委组织部长，39岁当县长，41岁当县委书记。每走一步，都比较稳当，在当地也都作出了成绩。虽然原始学历不高，但他有着浓厚的学习意识，爱思考，爱钻研，这一点殊为难得。既然年轻，就要干出点成绩。在快速熟悉新的工作岗位后，万书记敏锐地发现，市属国有企业还存在很多问题：要么是部分规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要么是个别企业存在贪腐现象，要么是。。。。万书记反思，必须要加强纪检部门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监督了，要不然个别国企就丧失“国有”属性成为“烂摊子”了。于是万书记指示，必须要围绕加强国有企业廉政建设，出台一个专门的文件，要以市委的意见的形式下发（熟悉体制内工作的同志们知道，一个“意见”，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公文的种类达十几种，只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才会用“意见”的形式，这代表了这个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这个文件，万书记是提前跟市委书记汇报过，并且经过了同意的。万书记要求，此项工作由纪检部门常务副书记林书记牵头，国资系统常务副主任郎主任协助，具体执笔和写作班子成员是市纪检部门韩处长，刘副处长，以及市国资系统的杨处长和李副处长。出台文件的前提，是要掌握真实情况。春节前，两个负责单位的人在一起碰了头，开了会，研究了出台意见的基本步骤：初步考虑，先花一两个月进行大调研，摸清楚全市国企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花半个月去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考察；再花半个月组成联合起草班子草拟调研报告和“意见”的初稿；最后花一两个月征求各方面建议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打磨，争取六月底前出台文件。春节一过，纪检部门林书记考虑，要出台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不能只有四五个人在这里单打独斗，必须要借助外力才行。跟国资系统郎主任一沟通，郎主任也觉得很有道理，既然是“大调研”，必须要有一支得力的队伍。于是在2月中旬，召开了“大调研”部署会议，在会上成立了调研工作领导小组，由市纪检部门林书记和市国资系统郎主任担任组长，由纪检部门、国资系统的处长担任副组长；成立了4个调研组，每组6个人，从全市跟国有资产管理和廉政建设相关的8个单位抽调了干部；成立了专项调研组，由8个县纪检部门和国资系统分别开展一个方面的专项调研；成立了专家支撑组，请7名专家提供智力支持；成立了专门的文件起草组，由12个同志组成。紧接着，起草组列出了详细的调研提纲和调研问卷，4500多份问卷发到了全市8个县，700多个单位，400多名县处级以上领导，还征求了20多个市领导的意见。问卷通过纸质的方式邮寄发出，装了整整四个大纸箱。为汇总问卷，又专门请3位同志梳理汇总了3天。
汇总结果拿出来，却让人倒抽一口凉气：每个地方对问卷的理解程度不同，所以填报口径大相径庭，甚至有的初步汇总问卷有作假的嫌疑。为了保证准确性，这些问卷根本就不能用。
那写调研报告的时候涉及到数字怎么办？只有“合理推测”了，总不至于重新发问卷吧？3月中旬，开始分4个调研组开始调研。调研进行了两周，到“愚人节”前，基本走完了全市的8个县，共召开座谈会29个，直接座谈600多人，走访国有企业32家。调研完成后，经过初步梳理，收集到400多条各种形式的意见建议。4月“清明节”过后，开始了省外调研。四个调研组分别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都感到市里的国有企业跟外地的相比，差距还比较大，治理的规范性也还不够高。外地调研又花了接近半个月时间。到4月20号左右，调研组终于基本完成了调研，对国有企业的情况有了直观的认识。与此同时，之前分配给8个县的专项调研，也已经基本完成。先要起草一个调研报告，然后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起草“意见”。然而12个人的素质也是千差万别：年轻的20多岁，年纪大的有马上就要退休的；有的是研究生学历，有的只有初中学历；有几个人出去参加过调研，有的完全没参加过调研导致对国有企业情况一概不知；有的平时写稿子比较多，有的平时却是端茶倒水搞后勤的，完全没从事过文字工作……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有的人借口家里有急事走了，有的人以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走了，坚持到调研报告初稿出台的，只剩下4个同志了。幸好，他们都年轻，都是“笔杆子”，还能熬夜。这个调研报告是在国资系统杨处长的带领下完成的。为完成这个报告，可是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几个执笔的同志连续在宾馆住了十天，封闭式进行写作，借鉴了省内外文件30多份，参考书籍40多本，报刊100多份，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熬夜到十点钟——要写出高度、深度和水平，可真没那么容易。终于赶在“劳动节”放假前夕，把初稿打磨了出来。可这个调研报告送到纪检部门韩处长手上，他不太满意：理论性不够，对调研的情况没有经过深入的分析，问题全部停留在表面，很多对策和建议都说的太空泛，没办法执行。韩处长和颜悦色地说，要不同志们“劳动节”辛苦一下，就别休假了，抓紧时间把这个报告改一改，让我“劳动节”结束后一上班就看一下？就这么一说，4位同志虽然心里已经当场崩溃，但毕竟脸上还是要挂得住才行。于是，可怜的4位同志，又开始擦干脸上的汗水，收拾好同伴的“残留物”，继续战斗了整整的“五一”黄金假三天。假期结束，工作日刚刚开始，修改后的稿子便送到了韩处长的办公桌上。至此，算上国资系统的多次把关，稿子已经改了10多稿。好在，韩处长对修改后的稿子总体满意，竟说初稿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他心里有了底，应该可以打7分左右。再改个几次，差不多就可以送给领导审阅了。领导如果同意了调研报告的观点，“意见”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成型，相信问题不大。同志们一阵窃喜。还好，这段日子，辛苦终究没有白费，有汗水就有收获。只要累的有成果，也值了。当天晚上，几位同志还专门出去吃了火锅，喝了啤酒，以庆祝这段苦日子的彻底结束。纪检部门那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纪检部门内部刚刚完成了一次“转岗”，很多处长的职位都进行了调整。韩处长已经调整到了别的处去当处长，现在接替他原来岗位的是赵处长。赵处长是清华大学的博士毕业。现在，他要听取起草组情况汇报，包括前期工作开展情况，目前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等等。很快，赵处长就让起草组的同志们见识了一下什么叫做“有水平”。赵处长说，看了初稿，感觉同志们努力了。但是，这要离领导的要求，直言不讳地说，差距还非常大。这个稿子思想和观点都比较陈旧，没有从理论上进行创新。提出的解决之道，还是老一套，充满了陈词滥调。如果是这样，怎么体现创新？在赵处长直接要求下，马上就要解散的起草班子，又重新聚集了起来。幸好，赵处长详细地说了要从哪几个方面改，要不然这几个人真得两眼一抹黑。可要达到赵处长的要求是何其艰难？第一遍交过去，赵处长说，还要完善；第二遍交过去，他说，再辛苦辛苦；第三遍交过去，他说，再这样改恐怕不行，必须要用心；第四遍交过去，他炸毛了，说你们要是再写不出来，就要每个人写一份检讨。至此，已是五月底了。到这个时候，虽然几个年轻同志主观上想要千方百计改好，但客观上真不知道赵处长心中的满意标准是什么。俗话说，“武无第二，文无第一”，每个人都对一个稿子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虽然正常，但却这正是稿子最磨人的地方。又是连续10多天的熬更守夜，至少又改了10多稿了。起草组的同志们连梦里都在想加强国有企业的廉政建设了。大约到了6月中旬，终于改出了一个赵处长初步满意的稿子了——这还只是调研报告，“意见”还没开始弄呢。但是——关键在于这个“但是”，市纪检部门万书记的秘书说，领导“七一”前要看“意见”的初稿，领导特别交代，一定要拿出你们的最高水平和标准。赵处长傻眼了。本来是准备先送调研报告，等万书记认可了调研报告的思路和观点，后面的“意见”应该是顺理成章、顺水渠成的，但万书记竟然没有提调研报告，只提了“意见”。怎么办？万一新稿子交上去万书记不认可怎么办？不管如何，一个字，“干”！赵处长交待起草组，要在三天内拿出“意见”初稿。起草组几个人虽然心里早就崩溃，但面对再大的困难，领导说干就要干。起草组又改了三天三夜，期间大约改了七八稿。赵处长也亲自动手，熬夜把几位同志送来的初稿又改了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公文的送交程序上，是有明确的规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越级，必须一级一级往上报。如果越级，就会乱套。当年蒋介石军事斗争失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他喜欢越级指挥，有时隔开战区、集团军、军等指挥层次，直接指挥到师甚至团。所以，现在我们给领导报送的公文，都是逐级上报。当然，这就牵涉到，赵处长改的这一稿，还必须要经过市纪检部门常务副书记林书记把关。稿子的内容只有他同意了、认可了，才能往上报。林书记看了初稿以后，却并不太满意。什么原因，他没说。但是他指示：要召开一个专家座谈会，把专家们的智慧集中起来，心态要放低，向专家们学习。于是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10多位。学者们总体上比较认可初稿，有的甚至说，看了稿子以后心里有底了，疑惑消除了，感到很激动、很振奋。虽然大家都针对初稿提了一些意见建议，但都是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没有提出框架和结构需要大改。可林书记在总结讲话的时候，却完全抛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和方向，相当于基本上把这个稿子的初稿给否定了。他讲话时言语中的间隙，会议室里只有中央空调有轻微的运转声音。起草组的同志们听得汗涔涔地。好歹，林书记对起草组按照他的指示改好的稿子，应该是满意了，便送到了万书记手上。万书记看到这个稿子时的样子我没有看到，但听说当时是愁眉紧锁，一直在叹气。随后，他明确指出，这个稿子“高度”不够，没有站在市委的角度考虑问题，现在写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够具有创新性、战略性、全局性，太小家子气，要下决心推倒重来。林书记，以及赵处长、几个具体执笔的起草组同志，都懵了。从万书记办公室出来以后，起草组同志把刚才万书记讲话的录音进行了整理，逐条提出整改方向。赵处长便又带着大家一条条研究，看到底站在什么样的角度，解决哪些问题，提出哪些对策。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清华博士，赵处长是有水平的。起草组的同志们，都对这一思路比较认可，认为这样重新改后，应该能够“过关”。可林书记在赵处长重新提交的思路上，再次给予了否定。林书记虽然从农村的大队书记、乡长一步步成长起来，原始学历不高，但却是个“政策通”，随时在吸收、消化重要文件，善于把握上级精神和意图，要不然不会那么容易提拔到市纪检部门常务副书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领导说的，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执行。按照林书记的思路，又改了一周，来回反复又是四五稿。谁知等林书记将修改后的一稿送到万书记手上的时候，万书记上次紧皱的眉头现在皱得更紧了，叹气的叹得更沉重了。恰在这时，市国资系统主任岗位进行了调整，之前的主任因为年龄原因退了休，又调了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来做市国资系统的新主任。新主任姓于，也很年轻，朝气蓬勃，也想要干出一番成绩。就在 “危难之际”，一筹莫展的林书记向新来的于主任“求救”了：于主任，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陷在这个稿子里边，思路已经完全打不开了，你一定要把这个担子扛下来，带领同志们把稿子写好。这个稿子不仅是纪检部门的事，更是国资系统的事，万不可推脱。新来的于主任虽然工作还在熟悉中，但他深深地明白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和含金量，便一口应承下来。至此，于主任就基本接手，开始了又一轮大刀阔斧的修改。于主任也很爱学习，来的时间不长，但已经把相关文件看了厚厚一摞，对现在的情况和进展已经基本有了谱。在于主任的亲自带领下，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在所难免。经过10多稿，把起草组同志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之后，终于改出了一个于主任自己比较满意的版本。文件要送出去，必须要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各界的意见，便又请了几个专家和国有企业老总前来座谈，对稿子又进行了完善。于主任想，这样一来，应该差不多了吧？于是把稿子送了一份给万书记，同时又送了一份给王副市长。王副市长是于主任的顶头上司，是市委常委，直接分管市国资系统、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虽然这个事情是市纪检部门万书记提出来做的，但这个领域跟王副市长有直接关系。所以，要搞一个国企方面的文件，不征求他的意见，肯定是说不过去的。而起草阶段就送过去，体现了对分管领导的尊重。文件送上去以后，王副市长当场就作出了批示。王副市长说，看了这个初稿，感觉同志们尽了心，但这还远远不够，跟他设想中的还有较大差距，要请国资系统于主任牵头，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做，全力做好“意见”的起草工作。这样一来，就跟万书记要求市纪检部门牵头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但谁敢去说？在行政管理系统中，服从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和规矩。关键是，万书记对现在的进展情况还完全不知情，他只是在催着市纪检部门林书记尽快交稿。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王副市长对这个文件修改的思路跟万书记恰恰相反：万书记说这个文件“高度不够”，写的都是零零碎碎的、细枝末节的东西，没有站在市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王副市长认为，这个文件好多内容都超出了国资系统能够协调的范围，是华而不实、好高骛远，没有操作性，反映了起草组深入研究不够，作风还比较漂浮，不够务实。那天晚上，国资系统于主任回到办公室以后已经是下班时间，但他没有回家，坐在办公室里思考了很久，烟灰缸里全是烟蒂。大约到了晚上十一点，他才回家。第二天，于主任召集了国资系统几个起草的同志们说，要不这样，我们先按照王副市长的要求改一稿，然后把稿子送到市纪检部门去统稿，后面我们不参与，要不然永远没法完稿了。只有这样先进行下去。等到按照王副市长的要求，国资系统这边的稿子达到于主任满意之后，已经又改了五六个版本。起草组的同志私下里开玩笑说，感觉自己整个身体都要炸了。送给市纪检部门以后，国资系统的同志们基本就没有参与稿子了。市纪检部门文字高手多，让他们统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市纪检部门林书记又继续牵头，不知道后面又改了多少稿，至于把稿子后来改成了什么样，国资系统的同志是没有看到了。再后来，又过了半个月，听说稿子已经送到了万书记手里，只不过，听说万书记看到这个稿子离他的设想越来越远，一气之下，把稿子扔到了垃圾筒里。后来，相同的稿子经过国资系统转到了王副市长手上，王副市长也颇为不高兴，问：你们花了这么久，就整出这个水平？再后来，两个领导都说，这个稿子虚话套话太多，基本看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措施，还是从头再来吧。于是，这个改了大半年有上百稿的稿子，如今便又开始了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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