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文/谢志浩
小引
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教育发挥着独特的功用。大学理念与国家的制度安排之间，保持着适度的张力。它们之间的博弈，充分显示着大学的内在气质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
中华民国时期，大学教员薪俸相对优厚，社会地位高；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大学校长，具有开明的大学理念；大学以通才教育为目标，注重培养古今贯通、中西会通、文理融通的人才。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等教育体制，呈现着一种畸形的形态和结构，导致三大弊端：（1）大学欠缺尊严；（2）大学理念狭隘；（3）大学操作僵死。
中国大学的重建，重温老大学的理念，继承老大学的遗产，发扬老大学的传统。提高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确立现代大学理念，大学校长由官员向教育家转变，大学应包容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科门类中的三类，不到三类，统称学院。确立通才教育模式。
（一） 民国大学：传统与精神
（1）大学的尊严 大学的尊严来自何处？首先是优厚的待遇和较高的薪俸，其次是教授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望。
中华民国政府，继承清代尊师重道的传统，将教师的基本工资水平，设定为工农收入的两倍以上，优秀的大学教授，月薪与政府省部级官员相等同，薪俸是基层教师的三、四十倍，是否合理，这里不予讨论。只是陈述事实。
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将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同年5月公布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规定：职员方面——校长分为三级，月薪分别为一级600元、二级500元、三级400元；学长分为四级，一级450元、二级400元、三级350元、四级300元；图书馆主任、庶务主任及校医分为五级，一级200元、二级180元、三级160元、四级140元、五级120元；事务员分为二等八级，前四级为一等事务员，后四级为二等事务员，级差10元，月薪分别从100元到30元。教师方面——正教授分为六级，从一级到六级，月薪分别为400元、380元、360元、340元、320元、300元；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元，本科教授自280—180元，预科教授自240—140元；助教授分为六级，月薪从110—50元；讲师是非常设教席，根据教学需要聘用，薪俸以课时计，视难易程度，从2—5元不等。
以北京大学为例：1919年1月，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元，文学教授胡适月薪20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120元，图书馆临时工——毛泽东，月薪为8元。李大钊月薪为毛泽东的15倍，胡适的工资为毛泽东的25倍，蔡元培校长的工资为毛泽东的75倍。据民国史研究者统计，民国时期，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教师、编辑、医生，月工资一般可达100—200元，工人、店员，月工资一般为10—20元，大学教师的平均月薪是同期一般工人平均月工资的近15倍，这种情形反映了，国家制度安排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价值标准。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该条例规定大学教员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讲师160元—260元，助教100元—160元。与1917年5月北京政府的规定相比，大学教授最高月薪从400元增加到了600元，与北京政府时期大学一级校长相等，助教的最低月薪从50元增加到100元。大学教授最高月薪600元，同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整个民国时代，大学教授阶层，对自己的职业，有高度的认同，给个省长都不一定干，这里面的原因，不必多说，诸位，一目了然。
当然，民国时代，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打仗是常有的事。北京政府由于欠薪，引发风潮，北大教授马叙伦、李大钊先生在游行中受伤。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的尊严，是相对而言的。跟政府闹崩了，还指着政府给你尊严，政府恼了，什么都得不到，最合适的是手铐。
抗日战争后期，世事艰难，物价大涨，引起了包括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强烈抗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有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大学教师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每况愈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待遇优厚，亦是不争的事实。
体认一下20世纪30年代（1930年—1937年）北平的物价。张中行1931—1935年，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据张中行回忆，北大学生在校内食堂包饭，一般为六、七元。当时，物价便宜，一个月二、三百元的收入，就很可观了。一袋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二十二公斤）；最好的鲜猪肉一元四斤半；香油身价相同；鸡蛋论个不论斤，春天生蛋旺季，一元一百个；上好的酱牛肉一斤二角五分左右，杂碎，一斤二角。东来顺的羊肉饺子十个不过四分钱，一角钱包饱外带一碗粥。月薪100元的助教，在常规情况下，可达到小康水平。
翻阅老辈学者的传记，一般学者，有自己的房子，生活宽绰，庖役，奶妈，甚至还有包车，生活安逸。
《罗曼•罗兰》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留学法国，20世纪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在中法大学担任教授，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此种情形，属于中等偏下。当时，鲍先生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家里有盥洗间、浴缸，庖厨、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鲍先生当时作为一位普通教授，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有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至于老教授、名教授，生活之优裕，更可想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先生回忆，20世纪30年代，北平教文史的大教授，藏书通常几万册，坐拥书城。这些教授，偶尔到琉璃厂淘书，平常，自有书铺伙计送书上门，三节算账。
清华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成长为知名学府。这里面，有多重因素。首要的因素，遇到了一位好校长——梅贻琦先生，有这么一位持重稳健的校长，这当然是清华师生的造化。
清华园里好读书，这是指的，清华图书馆，藏书丰富，坐拥书城。读书种子钱钟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资中筠，当年，就是奔着清华图书馆去的。清华园里好教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清华大学，待遇好，生活优裕，吸引了不少人才。诗人闻一多，1932年，回到清华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蜕变。滋润的生活，对一代学者的养成，确实有相当的助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时候，也普遍适用。
抗日战争后期，生活日益艰难，教授多有兼职，夫人多摆地摊，变卖家当或是做一点小买卖。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与人合作，做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艰难时代，困苦生活，并没有打垮教授的自信。不错，百年中国学术史，诸多经典作品，产自那个时期。但是，中国学术界的元气，因为，日本入侵，损耗殆尽。每当想到这一点，钱穆先生，辄低回不已。
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内忧外困、时局艰难、日本侵略、国共内战，这是民国的一个基本面；教授牌子硬，社会地位高，这也是民国的一个基本面。这两个基本面，汇集在一起，有些人，就困惑了。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先生，当面斥责蒋介石为新军阀，政府也不敢做得太不像样，刘文典先生，离开安徽，在清华园，传道、授业、解惑，优哉游哉！
（2）包容的大学理念 新文化时期，蔡元培先生通过改造北京大学，有力地促进中国大学传统的建构，近乎形成一种“蔡元培神话”。志浩写有一篇《蔡元培：神话与神化》，收入2012年出版的小册子——《那些有伤的读书人》。
蔡先生，在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分子中，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升大学的品质和境界，进而成为近代化的助推器。蔡先生有很多神奇的地方，由前清翰林一跃为“双料”革命党（补注：光复会、同盟会）；由双料革命党，转变成为“游学生”，在德国，学习西洋文明；作为前清翰林，在教育总长任上，废除祭祀孔子，废除经科；大学理念，兼容并包，却把北大矿科给了北洋大学。
直到现今，工科，都是北大的“短板”。北大为了弥补这一缺憾，2005年，建立了工学院。但，工学院，能否在北大，得以发育，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行了，那么，对北大的气质，会有所改变，对北大的品格，也会有影响，这样，就有可能突破北京大学的“蔡元培限制”。
值此“旧邦新命”的历史关键时刻，蔡先生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信条，整合激进和保守两种思潮，使北大进入新境界。又因蔡先生人格的辐射力和北京大学的独特地位，使改造后的北京大学，具有样板作用，产生深远影响。报纸、书局、大学，相辅相成，互相激荡，新文化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
蔡校长把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以及陈独秀的伙伴——胡适、李大钊，引入大学，进行刀尖上的冒险，这样一来，蔡先生不仅改变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人生轨迹，而且，北京大学的气质，也被《新青年》的战友们所改变。这是一种双向互动，互动的结果，一所学府和国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书写这座大学的校史，简直，就是在书写那个时代。
蔡先生的大学理念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则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首倡教授治校，蔡先生之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不大主张教授治校，蒋校长的理念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蒋梦麟校长，理由是：现代社会，分工协作，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教授不去治学，非要治校，那就去当个校长干干！
教授治校，在梅贻琦先生执掌清华大学时期，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在那里摆着，老校长蔡元培，早就提倡教授治校，怎么在北大就实行不起来呢！北大教授眼中：蒋梦麟校长，实乃教授治校的最大障碍。因此，对蒋梦麟校长的思路，不大买账，这影响了蒋梦麟校长的口碑。
民国，教授是学者共和国——大学的主体，哪怕遇到了主张教授治学的蒋梦麟校长，教授在治学的同时，对学校事务，该批评就批评，校长遇到了学问大，脾气大的先生，也就没有了脾气。可知道，那时候，校长掌握着“生杀大权”呢！弄不好，放暑假之前，给你一个大红包，让你另谋高就。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开创了一种自由的风气，提升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品质，蔡先生之所以令人感念，在此。大学者，网罗百家，囊括大典。现代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真正可以说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蔡先生指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并以其在北京大学的实践，成为现代中国新教育的开山。
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蔡元培先生的怀念。但是，大学管事的，并没有深入体会老人家的大学理念和人文关怀，这种怀念仅仅停留在庄严的仪式中。其实，蔡先生的文化功业和大学理念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两位校长，再怎么“不济”，也见贤思齐，认同并弘扬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
志浩观察，百年中国大学校长，有三种类型：蔡元培式、梅贻琦式、竺可桢式。蔡元培先生，被誉为民国史“一代完人”，蔡先生是一棵大树，百年中国史上的一棵常青树。蔡先生一生的功业，体现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但，听到先生的名字，第一链接，还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这是蔡先生一生的大事因缘，蔡先生真可称得上“政治家办大学”。老人家改造旧北大的成功实践，给北京大学灌注了一种奇妙的初始值，成为一段，传诵至今的传奇。蔡先生本人，不仅仅是改造了旧北大，还使北大，具有一种新品格，蔡先生，成为一个符号。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温习蔡先生这个“符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带入北京大学；蔡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带入中央研究院。走到哪，带到哪。经过耳濡目染，竺可桢对蔡先生的风范，体会颇深，并于1936年，把这种风范，带入浙江大学。
竺可桢先生，有深厚的学术造诣，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当年，蔡元培先生，慧眼识英才，聘请李四光，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所长，聘请竺可桢，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
最初，竺可桢先生，没有辞去气象所所长。在竺可桢先生看来，执掌浙江大学，也就一两年的事，待一切稳定，找到合适的人选，使命完成，气象所还是事业重心所在。
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长达十三年，事业重心，由气象所，慢慢转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的人生轨迹，也被改变了。由一位学者、学术管理者，变成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大概，这是竺可桢先生，以前，所没有想过的。
竺可桢先生，以特有的耐心，细心，秉持“求是”精神，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洪流中，率领“流亡大学”的师生，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数省，艰苦备尝，弦歌不辍。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大学一跃而成为“东方的剑桥”。天道酬勤这是对竺可桢先生辛劳的一种回报。
百年中国大学史，如果，建一座先贤祠，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三位先生，都是值得深切缅怀的伟大先贤。三位先贤，有学者情怀，有大学理念，有纯正品质。古今贯通，文理融通，中西会通。
蔡先生下一代中，诞生了一批以教育为职志的大学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即其中的佼佼者。梅贻琦先生，没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但，梅先生勤勉、笃实、厚朴，兢兢业业，一辈子服务于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先生受到两岸清华师生的一致拥戴，被誉为“终身的清华校长”，绝非偶然。清华真有幸，遇到一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在到职视事的当天，发表就职演说，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有操守的大学校长，对此理念奉行不渝，显示了异常可贵的执着和韧性。除在就职演说所提“大师论”外，1936年4月，梅先生执掌清华大学5周年之际，发表《致全体校友书》。在信中，梅校长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此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吾人常言，大学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
1932年以前来到清华的朱自清、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王力、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张申府、刘崇鋐、吴宓、王文显、叶公超、张奚若、钱端升、燕树棠、吴景超、陈达、熊庆来、郑之蕃、杨武之、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萨本栋、李继侗、翁文灏、施嘉炀、马约翰、郝更生。
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后，先后应聘来清华任教的，1932年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刘仙洲、顾毓琇，1933年冯景兰、李仪祉，1934年张荫麟、李辑祥、吴达元、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1935年杨业治、李景汉、张席褆，1936年贺麟、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1937年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
民国大学老师，是一支精干的队伍。清华大学教授，同样具有这个特点，不同的是，群星璀璨，鸿儒云集。
更为可贵的是，抗战军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作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缘巧合，梅贻琦先生，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舵手。梅先生把蔡先生“兼容并包”和自己的“大师论”，带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使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中国战时联合大学的榜样。
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充满激情地称赞：“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3）自由的大学操作 大学的体制，理应是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因其所要产出的是高素养、有操守的人。一所现代大学，理应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的基础之上。科学精神即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所倡导的“只问事实、不计利害。”“民主”在新文化运动时是一面旗帜，现代中国大学有一套较为可行的民主办学实践——教授治校，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最可借鉴。关于自由，有许多话要说。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大学最需解决的顽症。
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段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老先生希望清华流淌更多的“从游之乐”，钱钟书、吴晗、曹禺、钱伟长、钱三强……一代大师鱼贯而出，正是梅贻琦先生“从游论”的最好注脚。
有个小故事，非常有趣味。钱伟长先生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在入学考试中，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历史和国文考了满分，最终，还是被清华历史系录取。钱伟长还没入学，陈寅恪先生，就欣慰地表示：今年，录取了钱伟长，可见历史系，大有前途。
钱伟长于9月16日报到，三天后就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钱伟长觉得学习文史，远水救不了近火，投身科学救国，灵机一动，申请转入物理系，这可使吴有训教授为难了，不允。物理系师兄赵九章、王竹溪偕钱伟长向叶企孙先生求援，求得叶先生的谅解。钱伟长哀求四叔钱穆（燕京大学副教授）向清华疏通。最终，据说，还动用了胡适先生，清华勉强同意，允许钱伟长入物理系“试”读，这一“试”，物理大师就出来了。清华大学师生，沐浴在自由的学术气氛中，无所不言、无所不思。
钱伟长先生自述：“在物理系内，在叶企孙、吴有训老师的倡导下，鼓励自学，鼓励在学术问题上自由争论，鼓励选读化学、数学，甚至于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了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
1925年到1937年，清华人乘风破浪，奋勇开拓学术新境界。在奠定科技大厦的征途中，清华理学院在叶企孙先生的护持之下，师生间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亲切相处，问难辩驳。从1925年（叶企孙先生返校任教）到1940年（1936年抗战之前入学的物理系学生毕业），清华物理系82名毕业生中，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前称呼“学部委员”）和同等称号的就达22人之多，他们是：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赵九章、傅承义、王竹溪、翁文波、张宗燧、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张恩虬、胡宁、陈芳允、李整武、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1/4强的清华物理毕业生获得院士荣誉，比例之大，当为罕见。
清华大学采用欧美的“自由教育”（通才教育）。梅校长提出“通识为本，专才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
清华实行“通才教育”，有其历史渊源。1925年清华改大后，将“普通训练”缩短为一年。1927年又将这一年课程规定为全校各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包括中、英文和自然与社会科学的概论性课程。1933年开始，根据通才教育原则，校方又进一步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系，以后，文、理、法、工各学院学生，大一学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这种办法适应了国内当时工业不发达的情况，的的确确，使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基础扎实、知识广博、综合能力较强的人才。
梅贻琦校长于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之际，与潘光旦先生，联袂发表了《大学一解》，对大学教育思想作了系统的表达，其核心则是“通才教育”。
贯彻通才教育的主要措施是，“学分制”、“选修课制”、“共同必修课”三位一体的学习制度。请看下表：
清华大学分年课程表（1936—1937年年度）
中国文学系第一年必修课程表 物理系第一年必修课程表
国文（现在叫大学语文） 国文
第一年英文 第一年英文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西洋通史 西洋通史
（以上二科中选一科） （以上二科中选一科）
逻辑 逻辑
高级算学 高级算学
微积分 微积分
（以上三科中选一科） （以上三科中选一科）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
普通化学 普通化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地质学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
（以上四科中选一科） （以上四科中选一科）
比较两表，可以看出两点：（1）中文、物理两系第一年所开课程相同；（2）文、理各科课程，有互补性，文科开设理科课程，理科开设国文和历史。与学分制并行的是选修课制。学生于每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可以增选某科，也可以退掉某科。所修课程不及格者，不给学分，如必修课，则须重读，如选修课则可改选其它，只要修完规定之学分即可。已修及格的课程，降级时也不必重修。一方面，学生可以不按一定目标、一定次序选课，另一方面，教师自由开课。在文法学院，选修课根据教授学术专长与个人兴趣，自由开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