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隔离的文化反叛——对中国社会城乡文化矛盾的一种解读

空间隔离的文化反叛

——对中国社会城乡文化矛盾的一种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了巨大飞跃，这与中国经济的成熟密不可分。如果说“城市化”这个概念强调对传统型社会形式的扬弃与对现代型社会形式的建构这两个过程，那么它的实质也就成了乡村社会扬弃自身走向城市的动态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课题。

城市与乡村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同的，这是人对两种社会空间形式的文化感知。乡村充满着土地、河流、耕种的汗水与自然的气息，各种硬件设备与建筑取向多以实用为主，人们从事着粗放的体力劳动; 而城市则充斥着钢筋水泥、规则的几何图形、各种机械装置的运转与噪音，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们在精致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中开始与结束每一天的生活。乡村充满着风土人情、风俗传统，家族意识强烈，生活节奏松缓，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简单而直接，对人生、世界、政治与知识的思考较为保守，人的见识也相对有限; 而城市则弥漫着独立与漠然、规则与体系，集体意识淡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复杂而多变，个人利益与政治生活永远是生命的主题，同时也积蓄着对知识、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执着思考。

然而，城乡软硬环境的不同并不能说明二者文化心态的肤浅或成熟。虽然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固有印象是简单自然却庸俗浅薄，但乡村文化体现的文化心态却是积极的，追求变化的，甚至是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乡村文化的“边缘”总是透露出一丝进取，虽然受限于见识，这种进取有可能表现为某种“落后”甚至“愚昧”，但这种文化中蕴藏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同样的，虽然乡村人的社会关系较为简单，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从这种社会关系中得到深刻的认知，乡下的一些老人虽然对现代知识系统一窍不通，但他们对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的认识程度并不弱于城市中的类似群体，甚至令大多数城市人汗颜，正如费孝通先生实证的，在传统宗族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认知其实是很高的。反过来看，虽然城市中的人每天面对着大量复杂且变化的对象，但城市人所普遍认同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立场却是简单且唯一的，这自然引导人们总是试图对变化复杂的世界作出固定且单调的解释，或者说作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解释。这种倾向不仅造成人们对世界的狭隘理解，也容易导致固执、自大与非此即彼，这也是城市文化富于侵略性的原因之一。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异并不能说明文化层次的高低，至少从文化心态的角度看，两种文化都有它们独特的优势与无法回避的劣势，两种文化都是高度成熟且发达的，都能够切入人们对生存意义的反思这一层面上来。

从生存的意义上，区隔城市与乡村的角度是“空间”。当然，这种空间规定绝非一成不变的，正如“生存”的概念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而“乡愁”则是人对这种生存过程的直接反省。

“乡愁”是一种模糊的文化知觉。从原初意义上，它是人们对一种空间需求( 返回家乡) 无法得到满足的无奈。对此，我们需要理解两个规定:

第一，“乡”意味着人的一种必要的空间需求。在这种需求中，“乡”作为一个地理特指，承载着包括个体经验、文化记忆、家族血亲等庞大的意义集团。表面上看，乡愁是一种怀旧，越是年长，乡愁越深; 深入挖掘，“怀旧”则是对人的自身存在意义的追寻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回应，即“我从哪里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人对生命之根的渴望与人对母亲的先天依恋是类似的。婴儿与生俱来的吮奶反射是对母亲先天(被迫) 依赖的证据，也是人类强大生存欲望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母亲”等同于“生存”，对母亲的依赖，等同于婴儿自身的求生本能。然而，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成熟与理性反思引导他构建起更为丰富的“生存”概念，因而也就需要一个在内涵上更加丰富的“母亲”来完成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平衡。这种脱离母体( 故乡) 而独立，并在意义上彻底否定自己母亲( 背井离乡) 的成长过程，建构了“乡”与“母亲”的隐喻。因而，在精神上对母亲( 故乡) 的依恋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在空间上对故乡( 母亲) 的向往也是这种需求的表现形式。

第二，“愁”意味着这种需求无法被满足，即空间障碍无法跨越。在现代社会以前，受制于人的交通能力，归乡是一种不可企及的活动; 即使能够归乡，巨大的时间成本也让普通人难以承受; 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求的待哺状态转化为“愁”，尤指这种对空间障碍的无奈。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乡愁”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间障碍不再无法逾越，人们归乡的成本越来越低，甚至很多从未离乡的人，依然不乏乡愁的存在。因而，构建“乡愁”的内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障碍，而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如看不见的“监狱”，把人们牢牢地囚禁住了。米歇尔·福柯指出，现代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对人进行规训，即“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①。它的实现方式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②。这种规训方式在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想象一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讨论分工过程时的经典案例——扣针工业③，为了保证工序的流畅，每个人的工作都需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以分工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流水体系在美国福特公司那里实现了飞跃，合理的工业流水设计与完善的企业管理创造了现代汽车工业的奇迹，安东尼奥·葛兰西直接将“福特主义”与“美国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而他认为福特主义可能造成了“国家和社会机关对单独个人所实行的增长的精神强制”④，即便人们都是自由地行动、自由地思考、赚取高额工资，但他们依然被塑造成“受过训练的猩猩”⑤。在福柯看来，对于空间的利用是现代性实现隐秘权力的手段，工业流水线是一个案例，而例如档案、座次表、时间表、规定、法令等各种对人进行“标签化”来分类的东西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人的规训，这种作用方式在本质上和监狱并无差异。⑥ 而正是这样一种隐性的非惩罚式监狱，让规训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每个人都在监狱中自由地生活着，他们不能也不愿离开这里。

在现代社会中，“乡愁”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拒斥与反叛。乡愁意味着闲暇，只有闲暇才有时间去感受，这与工业流水线中的紧张活动是背离的，前者是主体的内在情绪活动，后者是主体外化为机械系统的现实活动。乡愁意味着怀旧，怀旧是对记忆的自我认同、对经历的自我品味，当然也意味着失去了“新”的诱惑而无法满足市场。在现代社会，乡愁是无法规避的情绪，影射了难以撼动的现实。

如果说乡愁是人对现代性的反叛，那么它就成为现代性需要去消解的否定性力量。现代社会对人的精神世界制造的空洞需要被填充，填充物的承载形式是商品。这意味着，“乡愁”在消费社会中被现代性攻陷:“乡”的意义由故乡塌陷为乡村，即真实的故乡文化记忆的再造车间; “愁”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是长期的、隐晦的、尚未满足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

在当代中国，“乡愁”是一个链条的起点，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怀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以此为起点的市场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与乡村的文化交往。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乡村文化的城市化。人们在城市中的核心生活状态是固定的，因而在“非核心”的生活需求上就异常渴望一种多样性来弥补单调乏味的城市生活。在此基础上，乡村文化以及其背后蕴藏的生态、绿色、健康与自然成为城市文化渴望吸收的对象。因而，可以看到城市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农家餐厅”、“有机食品”，它们通过细致且隐蔽的设计为商品赋予了一种粗犷朴素的农家风。乡村文化原有的丰富外延被剥离，剩下的文化要素被抽象成几个符号之后被应用在商品上，实现了城乡文化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模式下的乡村文化只是徒有其表，并没有体现出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们归根结底是在市场导向下的“乡村文化产品”，而不是乡村文化，更谈不上“故乡”的文化，它们的内核非但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城市文化的特性。

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乡村化。从文化现象上看，城市文化似乎是乡村文化的进化样本，乡村文化总是在试图拷贝城市文化的现代性特征。例如，现代城市是被科技与网络技术包围的，消费电子产品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的社交活动、消费活动与娱乐活动都被整合到一个便携设备中，这些设备成为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镜像。同样的，在科技生活的感召下，乡村社会也试图拥抱现代科技，但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人均消费能力等硬指标的差异，依托于消费模型高度成熟的现代科技很难在乡村社会生根发芽。因此，作为对乡村社会中庞大的市场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社会个体低购买力的妥协，“山寨”⑦商品开始风行。与“有机食品”将乡村文化符号化一样，“山寨”也将城市文化符号化了。城市文化在这里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依然是乡村社会对文化的自觉与自持。

上述两种情况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确发生了某种接触与融合，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种融合并没有触及两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最多只是对彼此的文化要素进行了挪用。“有机食品”的核心只是乡村文化中的自然与绿色，并非乡村文化的全部; “山寨手机”的内核是城市文化中的科技与现代生活，也不是城市文化的全部。

因而，在城乡文化的市场化过程中，商品作为两种文化相互整合的实现方式，非但没有消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反而将其包装粉刷成新的卖点，间接地加剧了二者间的对抗，甚至制造了彼此入侵的可能。具体来说:

第一，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直接侵入以“资本”为载体。

进入21 世纪，资本全球化的大潮席卷中国，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首批试点城市已经发展成熟，资本市场的发育需要大规模的拓展市场，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就成了诱人的处女地。资本下乡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帮助乡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城市资本对乡村市场的进一步掠夺，这两个过程共同构建了一个在文化冲突中快速发展的中国乡村社会，并且发展的速度与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成正比，与乡村社会需要承受的文化压迫力也成正比。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以资本为载体的城市文化的侵入中，乡村社会的文化抵抗力也渐渐发挥作用，城市文化的入侵越是激烈，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越是深刻，这也是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冲突所导致的文化对冲。因而，乡村社会的文化抵抗力得以凸显，也是激发乡村传统文化实现最后的爆发的过程。

传统乡村社会对城市人的固有印象是“坏”与“滑”，这是两个具有深刻内在关联的印象。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被喻为“淳朴”的乡村文化中也不乏“坏”与“滑”的存在，至少这两种印象在乡村社会中并不少见，理应见怪不怪。但当这两个词用来形容对城市人的整体印象时，其中的隐晦之处则在于，“坏”与“滑”完全成为一种“备受嫉妒”的描述。除去这两个词所蕴含的道德指向，它们往往象征着一种物质财富上的胜利，这是引人深思的。即使在文化上乡村社会对其排斥，但在生活中每个人却都希望获得切实的富足。因而，这就造成了乡村社会中的文化矛盾——人们一方面反对唯利是图的生存原则，另一方面却又对这种唯利是图带来的实在利益充满向往。这种矛盾带来的是对抽象的资本与实在的土地所代表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选择困境。乡村文化的自我调整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但其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淳朴的乡下人也不再“淳朴”了，乡村人“变坏了”，甚至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更坏”。⑧

在以“资本”为载体的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就注定出现。这种文化侵入的结果并非说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霸权，而是乡村文化在自身文化遭到冲击时发生了自我觉醒。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乡村文化对城市的侵入中，只是这种侵入的载体不再是“资本”，而是“劳动力”，是“人”。

第二，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直接侵入以“劳动力”为载体。

中国社会庞大的劳动力流动对社会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更不必说这种流动性具有非常固定的流向，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保持相同的运动状态。因而，这也就为我们考察文化的流动提供了一个基点，而农民工则是这个考察基点的现实抓手。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农民工进城是城市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必要条件，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且在事实上已经发生。这说明农民工背后的乡村文化进入城市其实是一个十分被动的过程。如果说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社会公共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能够基本上与城市生态系统接轨，那么城市系统在文化层面对农民工文化的接受程度则要低很多。这种接受程度的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城市文化从未“试图”在文化上接受农民工，而只是试图让农民工单方面地接受城市文化。与生产方式上的开放态度相比，城市系统在文化上则是相当封闭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看到有很多人对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很低，虽然他们并不否认农民工在社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但却普遍对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表示怀疑。事实上，这里所谓的“文化水平”的本质是“文化个性”，这一现象只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进行排斥的表现而已。

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拒斥相反，乡村文化在农民工进城这一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则不得不保持开放，而这反倒赋予它一种极强的文化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一，乡村文化的吃苦耐劳与不怕脏累得到了继承，这种文化要素在城市文化中转变为某种符号，它甚至限定了城市人在择业方面的倾向，也开拓了更多特殊的细分市场，如快递行业的配送市场、街道边上卖鸡蛋灌饼摊位的快速早餐市场、高校打印店的散客印刷市场等; 其二，在上述特定领域中，乡村文化的粗犷特性与城市文化的精致特性发生了冲突，以个体装修队为例，其人员构成多数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装修行业的“师承”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并逐渐将这种文化发扬壮大。它们的文化作风体现在个体手艺的成熟、细分市场的垄断、对市场价格的控制三方面。乡村文化中那种传统手艺匠的职业内核在城市中发展成一种原始的垄断，同时，这种文化中固有的对价格的随意态度与斤斤计较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乡村文化进入城市之后进行了一种有效的进化，它能够在现有农民工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证收益。由于农民工在特殊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又导致这种“进化”了的乡村文化有权与城市文化保持对立，因而，从最终的结果上看，城市文化又不得不认同这样一种文化存在，虽然在心理上并不接受它。

这样也就出现了讽刺的一幕，城市文化的先进的自我认同并不接受农民工背后的乡村文化，而后者却在城市文化的排斥下成长为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形式，并最终成为新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反而确证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城市是乡村的参照，乡村是城市的“他者”。二者之间的文化对立是历史性的，同时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时，也正由于两种文化作为彼此的“他者”，因而在彼此的观照中必然将对方的意义吸收到自身，成为自身文化自觉走向成熟的重要动力。在他者的意义上理解城乡文化的共融，就找到了文化与人的契合点，而康德的比喻恰能描述这一普遍问题，他说: “犹如森林里的树木，正是由于每一株都力求攫取别的树木的空气和阳光，于是就迫使得彼此双方都要超越对方去寻求，并获得美丽挺直的姿态那样; 反之，那些在自由的状态之中彼此隔离而任意在滋蔓着自己枝叶的树木，便会生长得残缺、佝偻而又弯曲。”⑨

与此同时，城市与乡村为社会共同体提供不同的产品，工商农产业的互利互补是国家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因而在物质生产上寻求城乡一体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生产的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此消彼长，更不是对哪一种文化形态的盲目崇拜。也就是说，文化上的城乡融合不是“去乡村化”，也不是“乡村文化复兴”，而是文化的“城乡一体化”。

第一，从文化极端主义到批判的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冲突是可解释的，因为二者都呈现出一定的文化极端主义倾向，只是表现形式上稍有不同。乡村文化的极端形式根源于文化上的自卑，而城市文化则恰恰相反，根源于文化上的自信。两种文化自觉上的偏差最终导致在各自维度上的极端化发展，而这种极端主义趋势越是严重，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就越是难以融合。如果要寻找一种解决方案，首先就要消解这种文化的极端主义。

乡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更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但这种继承并不是乡村文化的内核使然，而是一种文化身份迷惑所导致的。乡村社会从来就不是精英与先锋文化的诞生之所，而古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自有的民俗风味又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在封建中国，用政治评价取代文化评价来为乡村社会定性是一种传统，因而“农”的文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都一直被政治狭隘化了，原本依托于耕种这种“无价值指向活动”的劳动主体被赋予了价值评判，这也就导致了乡村文化生来就存在着某种自卑。举例来说，中国乡村文化中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在于，它并不能够吸引优秀的人们“留下来”。乡村文化传统中虽然也有“家”的意识形态，但却没能在年轻一代中渗透。大多数人都想法设法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即使是那些暂时留下来的人也继续保持着总有一天会“走出去”的期许，而不愿为自己的生长之地贡献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更强调宗族传统与家法戒律，这种文化印象偏向于对人的制约，与年轻人寻求突破、渴望自由的性格是相悖的。在这一方面，城市文化的优势则体现了出来。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已经影响了中国劳动力的整体流动，并间接造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巨大落差。

另一方面，城市文化自我认同为“先进”的文化，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城市将生产方式上的先进性作为文化先进性的判断依据，并忽略了文化自身的价值指向以及它背后的庞大意义群。城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适应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也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创新与发展，因而它的优势在于对生产方

式的推进作用，或者说，城市文化的优势在于它的“有用性”。但显而易见的是，文化的内涵远非“有用性”可以概述的，而过于强调文化的单一性质却容易走向文化极端主义。放眼望去，当今中国城市建设中如火如荼的“旧城改造”、“危房改造”普遍都是商业化运作的结果，地处城市黄金地段的人文历史区域被冠以“危旧”之名而遭到灭顶之灾，无数的城市街道被反复重建，大量的城市建筑在远远未及设计寿命的前提下就被重新开发。同时，这种短时期的建筑更迭也造成了城市建筑风格的失调，城市绿地的减少，城市可吸入粉尘颗粒的激增，大量住房被闲置，其不仅严重违背了城市统一的审美走向，也是对城市优质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破坏。

我们常常为城市或乡村贴上某种文化标签，城市往往等价于“富裕的”、“文明的”、“现代的”，乡村则是“贫穷的”、“野蛮的”、“原始的”。但对于一种文化形式来说，任何标签都是一种狭隘，因为它们都是依托于一种现有的价值倾向对文化主体的误解。因此，若要修正这种文化身份的误读，必须要用批判的方式重建对既有文化系统的传统认知，并寻求城乡文化的融合。

第二，城乡文化群: 城乡文化融合的实现形式。

在城乡文化融合的前提下，文化的规划与建设也就需要同时考虑两个角度，一方面要保证城市和乡村文化特色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促进两种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想象城市与乡村在文化融合的作用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所谓文化上的城乡一体化也就具体表现为“城乡文化群”。为了实现这这个目的，需要完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用文化重新定义城市与乡村。从古代城市的出现开始，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就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历经千年而不变。城市的出现从不意味着乡村的消失，在文化领域亦然。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伴随西方技术与资本输入而来的西方文化，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这也就解释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之处，它既有现代城市的先锐、奔放与生命力，同时又有传统中国的克制、沉稳与内敛。城市的文化功能从来就不是让之前的文化绝迹，反而是将它们集中、放大、强化与稳固，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某种递变。正因为如此，城市文化往往具有先导性与方向性。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温床”，也是华夏悠久文明的活化石。乡村文化中的“俗”与“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余味，它是人们回忆一个久远时代的入口，也是历史之“真”的现实表现。可以说，从文化的视角，我们得以看到城市与乡村的灵魂，也论证了用文化重新定义城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第二步，用文化意识重塑的“城市人”与“乡村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都是文化的主体。虽然在当地社会中，人并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作为一个文化主体的本质，但人基于这种本质而发生的文化需求却是庞大的。例如乡村人与城市人都向往闲适的生活状态，那么前者只需打开天窗畅快地呼吸，后者只需接入网络畅想所需，这就是文化自觉下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在文化的普遍性之中，“城市人”与“乡村人”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城市群”也终将等同于“地球村”。文化的塑造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为人的主体行为，然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文化也反过来塑造了人。所谓的城市与乡村都只是人的对象世界，它们只表明了一种偶然性与可能性，人在这种偶然性的文化表征中走向本真才是走向了必然性与确定性。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的整体抽象，这个生存环境本身并不重要，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可以从中领悟生命的意义。

第三步，从文化回到经济，用现代技术理念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从全球经验来看，在信息技术的强大支持下，催生了一股强而有力的文化旋风，“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的全新概念，正在自上而下进入市场，带动了最新的产业革命。为什么说信息技术能够推动新型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呢? 原因在于信息技术是以产业融合为最终目的的，它的价值在于推动全面的产业联动。在此背景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将不再需要政策推动，而完全实现产业结构推动，这将极大地加强城镇化建设，逐步提升城镇基础设施智能化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同时，在巨大产业链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的区分并没有具体意义，它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产业上下游结构，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城市与乡村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空间与不同的文化需求，在信息技术的文化导向下，可以预见未来的城乡融合很有可能首先发生在虚拟社区之中，虚拟社区的文化指标也将极大地影响现实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线上”与“线下”世界各自的矛盾能够在彼此之中找到消除或缓解的空间，这势必带来新型城乡一体化的迅速形成并走向稳固。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城乡文化矛盾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一个微观表征，这种矛盾是现实的，也是必然的。但随着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系统的成熟，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终将消解，二者的融合也必然会实现。可以预见，以城乡文化群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共同体将在未来中国社会中迅速成型，并主导中国社会的文化走向，而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也将在这种文化融合中走向真正的一体化。

①［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2 页。

②［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2 页。斯密指出，单独一个劳动者，即便掌握了高超的技能，一天之内也造不出一枚扣针。但将这个流程分成18 个工序，由10 个人分别完成各自的若干工序，这样一天下来可以制针48000 枚，平均每人4800 枚。参见③［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 － 4 页。

④［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84 页。

⑤葛兰西借用F·W·泰罗的用语，后者创立的“泰罗制”国家经济管理方案受到列宁青睐并在苏联推广，苏联的计划经济理念起源于苏维埃政权与泰罗制的结合。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409 页。

⑥福柯描述道: “位于这种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 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 因而‘监狱之城’的原型不是作为权力之源的国王人身，也不适产生某种既有个人性又有集体性的实体的契约式的意志聚合，而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参见［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2 页。

⑦“山寨”在当今社会并不意味着假货或低质，而是意味着在品牌、功能与价格之间的平衡，甚至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消费方式。“山寨品牌”也不仅仅是对著名品牌的低劣仿制，更多的则是“制造山寨商品的品牌”，即用低价实现品牌机基本功能的二线或三线制造商品牌。“山寨”在乡村社会甚至乡村文化中长期存在具有相对合理性，它的确能够满足很多乡村消费者对城市“先进文化”的憧憬，又能够与他们对这种“先进文化”的理解程度相适应，同时还能将价格维持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⑧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城市文化背后的现代性内核或多或少的包含着积极的自我反思，但这种自我反思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乡村社会是难以落地的。这样就解释了，为何有些乡下人赚起钱来比城市人更加不择手段，反倒在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才开始对当初的牟利之举多有愧疚。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值得继续深入。

⑨［德］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