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隔离的文化反叛——对中国社会城乡文化矛盾的一种解读

空间隔离的文化反叛

——对中国社会城乡文化矛盾的一种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实现了巨大飞跃，这与中国经济的成熟密不可分。如果说“城市化”这个概念强调对传统型社会形式的扬弃与对现代型社会形式的建构这两个过程，那么它的实质也就成了乡村社会扬弃自身走向城市的动态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课题。

城市与乡村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同的，这是人对两种社会空间形式的文化感知。乡村充满着土地、河流、耕种的汗水与自然的气息，各种硬件设备与建筑取向多以实用为主，人们从事着粗放的体力劳动; 而城市则充斥着钢筋水泥、规则的几何图形、各种机械装置的运转与噪音，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们在精致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中开始与结束每一天的生活。乡村充满着风土人情、风俗传统，家族意识强烈，生活节奏松缓，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简单而直接，对人生、世界、政治与知识的思考较为保守，人的见识也相对有限; 而城市则弥漫着独立与漠然、规则与体系，集体意识淡薄，生活节奏很快，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复杂而多变，个人利益与政治生活永远是生命的主题，同时也积蓄着对知识、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执着思考。

然而，城乡软硬环境的不同并不能说明二者文化心态的肤浅或成熟。虽然人们对乡村文化的固有印象是简单自然却庸俗浅薄，但乡村文化体现的文化心态却是积极的，追求变化的，甚至是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乡村文化的“边缘”总是透露出一丝进取，虽然受限于见识，这种进取有可能表现为某种“落后”甚至“愚昧”，但这种文化中蕴藏的生命力是不容置疑的。同样的，虽然乡村人的社会关系较为简单，但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从这种社会关系中得到深刻的认知，乡下的一些老人虽然对现代知识系统一窍不通，但他们对家族观念、人情世故的认识程度并不弱于城市中的类似群体，甚至令大多数城市人汗颜，正如费孝通先生实证的，在传统宗族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认知其实是很高的。反过来看，虽然城市中的人每天面对着大量复杂且变化的对象，但城市人所普遍认同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立场却是简单且唯一的，这自然引导人们总是试图对变化复杂的世界作出固定且单调的解释，或者说作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解释。这种倾向不仅造成人们对世界的狭隘理解，也容易导致固执、自大与非此即彼，这也是城市文化富于侵略性的原因之一。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异并不能说明文化层次的高低，至少从文化心态的角度看，两种文化都有它们独特的优势与无法回避的劣势，两种文化都是高度成熟且发达的 ，都能够切入人们对生存意义的反思这一层面上来。

从生存的意义上，区隔城市与乡村的角度是“空间”。当然，这种空间规定绝非一成不变的，正如“生存”的概念本身也是变化发展的。而“乡愁”则是人对这种生存过程的直接反省。

“乡愁”是一种模糊的文化知觉。从原初意义上，它是人们对一种空间需求( 返回家乡) 无法得到满足的无奈。对此，我们需要理解两个规定:

第一，“乡”意味着人的一种必要的空间需求。 在这种需求中，“乡”作为一个地理特指，承载着包括个体经验、文化记忆、家族血亲等庞大的意义集团。表面上看，乡愁是一种怀旧，越是年长，乡愁越深; 深入挖掘，“怀旧”则是对人的自身存在意义的追寻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回应，即“我从哪里来”。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人对生命之根的渴望与人对母亲的先天依恋是类似的。婴儿与生俱来的吮奶反射是对母亲先天(被迫) 依赖的证据，也是人类强大生存欲望的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母亲”等同于“生存”，对母亲的依赖，等同于婴儿自身的求生本能。然而，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成熟与理性反思引导他构建起更为丰富的“生存”概念，因而也就需要一个在内涵上更加丰富的“母亲”来完成这一古老而原始的平衡。这种脱离母体( 故乡) 而独立，并在意义上彻底否定自己母亲( 背井离乡) 的成长过程，建构了“乡”与“母亲”的隐喻。因而，在精神上对母亲( 故乡) 的依恋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在空间上对故乡( 母亲) 的向往也是这种需求的表现形式。

第二，“愁”意味着这种需求无法被满足，即空间障碍无法跨越。 在现代社会以前，受制于人的交通能力，归乡是一种不可企及的活动; 即使能够归乡，巨大的时间成本也让普通人难以承受; 久而久之，这种精神需求的待哺状态转化为“愁”，尤指这种对空间障碍的无奈。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乡愁”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间障碍不再无法逾越，人们归乡的成本越来越低，甚至很多从未离乡的人，依然不乏乡愁的存在。因而，构建“乡愁”的内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障碍，而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如看不见的“监狱”，把人们牢牢地囚禁住了。米歇尔 ·福柯指出，现代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对人进行规训，即“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①。它的实现方式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②。这种规训方式在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想象一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讨论分工过程时的经典案例——扣针工业③，为了保证工序的流畅，每个人的工作都需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以分工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流水体系在美国福特公司那里实现了飞跃，合理的工业流水设计与完善的企业管理创造了现代汽车工业的奇迹，安东尼奥·葛兰西直接将“福特主义”与“美国主义”放在一起讨论，而他认为福特主义可能造成了“国家和社会机关对单独个人所实行的增长的精神强制”④，即便人们都是自由地行动、自由地思考、赚取高额工资，但他们依然被塑造成“受过训练的猩猩”⑤。在福柯看来，对于空间的利用是现代性实现隐秘权力的手段，工业流水线是一个案例，而例如档案、座次表、时间表、规定、法令等各种对人进行“标签化”来分类的东西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人的规训，这种作用方式在本质上和监狱并无差异。⑥ 而正是这样一种隐性的非惩罚式监狱，让规训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每个人都在监狱中自由地生活着，他们不能也不愿离开这里。

在现代社会中，“乡愁”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拒斥与反叛。乡愁意味着闲暇，只有闲暇才有时间去感受，这与工业流水线中的紧张活动是背离的，前者是主体的内在情绪活动，后者是主体外化为机械系统的现实活动。乡愁意味着怀旧，怀旧是对记忆的自我认同、对经历的自我品味，当然也意味着失去了“新”的诱惑而无法满足市场。在现代社会，乡愁是无法规避的情绪，影射了难以撼动的现实。

如果说乡愁是人对现代性的反叛，那么它就成为现代性需要去消解的否定性力量。现代社会对人的精神世界制造的空洞需要被填充，填充物的承载形式是商品。这意味着，“乡愁”在消费社会中被现代性攻陷:“乡”的意义由故乡塌陷为乡村，即真实的故乡文化记忆的再造车间; “愁”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是长期的、隐晦的、尚未满足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

在当代中国，“乡愁”是一个链条的起点，它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怀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以此为起点的市场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与乡村的文化交往。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乡村文化的城市化。人们在城市中的核心生活状态是固定的，因而在“非核心”的生活需求上就异常渴望一种多样性来弥补单调乏味的城市生活。在此基础上，乡村文化以及其背后蕴藏的生态、绿色、健康与自然成为城市文化渴望吸收的对象。因而，可以看到城市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农家餐厅”、“有机食品”，它们通过细致且隐蔽的设计为商品赋予了一种粗犷朴素的农家风。乡村文化原有的丰富外延被剥离，剩下的文化要素被抽象成几个符号之后被应用在商品上，实现了城乡文化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模式下的乡村文化只是徒有其表，并没有体现出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们归根结底是在市场导向下的“乡村文化产品”，而不是乡村文化，更谈不上“故乡”的文化，它们的内核非但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城市文化的特性。

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乡村化。从文化现象上看，城市文化似乎是乡村文化的进化样本，乡村文化总是在试图拷贝城市文化的现代性特征。例如，现代城市是被科技与网络技术包围的，消费电子产品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的社交活动、消费活动与娱乐活动都被整合到一个便携设备中，这些设备成为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镜像。同样的，在科技生活的感召下，乡村社会也试图拥抱现代科技，但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人均消费能力等硬指标的差异，依托于消费模型高度成熟的现代科技很难在乡村社会生根发芽。因此，作为对乡村社会中庞大的市场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社会个体低购买力的妥协，“山寨”⑦商品开始风行。与“有机食品”将乡村文化符号化一样，“山寨”也将城市文化符号化了。城市文化在这里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依然是乡村社会对文化的自觉与自持。

上述两种情况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确发生了某种接触与融合，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两种融合并没有触及两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最多只是对彼此的文化要素进行了挪用。“有机食品”的核心只是乡村文化中的自然与绿色，并非乡村文化的全部; “山寨手机”的内核是城市文化中的科技与现代生活，也不是城市 文化的全部。

因而，在城乡文化的市场化过程中，商品作为两种文化相互整合的实现方式，非但没有消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反而将其包装粉刷成新的卖点，间接地加剧了二者间的对抗，甚至制造了彼此入侵的可能。具体来说:

第一，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直接侵入以“资本”为载体。

进入21 世纪，资本全球化的大潮席卷中国，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首批试点城市已经发展成熟，资本市场的发育需要大规模的拓展市场，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就成了诱人的处女地。资本下乡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帮助乡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也可能带来城市资本对乡村市场的进一步掠夺，这两个过程共同构建了一个在文化冲突中快速发展的中国乡村社会，并且发展的速度与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成正比，与乡村社会需要承受的文化压迫力也成正比。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以资本为载体的城市文化的侵入中，乡村社会的文化抵抗力也渐渐发挥作用，城市文化的入侵越是激烈，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越是深刻，这也是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冲突所导致的文化对冲。因而，乡村社会的文化抵抗力得以凸显，也是激发乡村传统文化实现最后的爆发的过程。

传统乡村社会对城市人的固有印象是“坏”与“滑”，这是两个具有深刻内在关联的印象。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被喻为“淳朴”的乡村文化中也不乏“坏”与“滑”的存在，至少这两种印象在乡村社会中并不少见，理应见怪不怪。但当这两个词用来形容对城市人的整体印象时，其中的隐晦之处则在于，“坏”与“滑”完全成为一种“备受嫉妒”的描述。除去这两个词所蕴含的道德指向，它们往往象征着一种物质财富上的胜利，这是引人深思的。即使在文化上乡村社会对其排斥，但在生活中每个人却都希望获得切实的富足。因而，这就造成了乡村社会中的文化矛盾——人们一方面反对唯利是图的生存原则，另一方面却又对这种唯利是图带来的实在利益充满向往。这种矛盾带来的是对抽象的资本与实在的土地所代表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选择困境。乡村文化的自我调整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但其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淳朴的乡下人也不再“淳朴”了，乡村人“变坏了”，甚至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更坏”。⑧

在以“资本”为载体的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就注定出现。这种文化侵入的结果并非说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霸权，而是乡村文化在自身文化遭到冲击时发生了自我觉醒。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乡村文化对城市的侵入中，只是这种侵入的载体不再是“资本”，而是“劳动力”，是“人”。